“当时中国放弃的是国家赔偿，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日本赔不起。但是我要的是民间赔偿，是站出来讨血债，向日本鬼子要真理的。”
对日索赔是她的信念
在15年的诉讼过程中，万爱花认识了很多日本朋友，也得到了日本律师的帮助。现在还戴在左手腕上的表，就是1992年日本朋友送的。
“我恨的是日本鬼子，不恨日本老百姓。前些年，一个日本女人，要给我赔偿道歉。我说这是你们老人的罪，跟下一代没关系，我不接受你们的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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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前勇敢地站出来，改变了万爱花的人生轨迹。“如果15前没站出来的话，可能还在和养女一块讨饭吃。”但这段诉讼经历带给她最大的变化，是让她从此有了个信念，一定要让日本人低头认罪。
她这辈子最感谢的人是张双兵。1992年，山西盂县小学教师张双兵在寻访日本侵华期间受害女性时找到万爱花，开导她，让她站出来，说出历史事实，并协助她多次到外地出席听证会，控诉日本侵华期间的罪行，要求日本公开道歉及赔偿。
战争创伤时刻缠绕
然而，索赔之路毫无进展，老人的生活也十分困顿，战争的创伤更是严重危害着她的健康。
万爱花现在居住的这间位于太原市杏花岭区矿机宿舍的房子是租的，房租加上水电费，一个月要一千多，而她每月的低保费只有230元，不够的钱经常要先向养女的子女借，在收到救济款后再还清。老人的救济款主要来自慈善单位和媒体。山西省慈善总会2002年到2004年捐给她4000元，《山西商报》曾为万爱花转赠社会捐款4000多元，此外，《山西商报》和山西黄河电视台等媒体记者也自掏腰包，救济老人的生活。
搬入新家前的生活更加不堪，万爱花的养女李拉第将它形容为“流窜”。她们居无定所，寄人篱下，先后流落阳曲、太原等地，靠给人缝补浆洗为生。
万爱花全身是病。当年受日军残酷迫害，万爱花大腿和肋骨有好几处骨折，身体严重变形，右耳被日军撕裂，左耳短了一截，下身严重溃烂。
而现在老人经常胃痛，去年差不多一年老人都在住院，经常是好了些回来，回来后又过去。她床头摆了五个小药瓶，西咪替丁片、消炎利胆片，都是治胃痛、发炎的药。老人介绍，自己有胆囊炎、胆结石和尿道炎，这些病又引起了胃部和肺部的感染，一旦胃痛就受不了，今年元月到三月又刚住了院。除了生病住院，万爱花很少房间。打扑克、看电视成了她晚年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她说，一定要让日本人低头认罪，赔偿道歉，否则“死了也不放心，死了也不会闭眼”。
【慰安所遗址在拆迁声中残存】
作为日军侵华期间罪恶的慰安妇制度的实物见证，许多慰安所遗址却面临着被拆迁的命运
尽管原因各异、过程曲折，上海最早、最完整的两处日军慰安所遗址还是被保留下来。前者是位于虹口区的“大一沙龙”，后者位于浦东钱仓路35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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