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与“洋”：烟草在云南的在地化及其意义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5:11:12 《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 陈雪 参加讨论
【摘要】烟草在云南的在地化过程历经两个历史阶段。16世纪末至19世纪后期，烟草作为药物逐渐融入地方疗愈体系，后伴随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转型为经济作物，缓慢渗透到当地社会之中。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烟草以卷烟的形式快速进入本地消费市场。卷烟的到来，产生出一条“土”烟与“洋”烟的分界线。基于第一阶段“土”烟的传播和建构，地方社会在对“洋”烟进行抵制的过程中，也在尝试烟草的本地化种植与生产，由此构建起现代烟草产业。考察烟草在云南的在地化，有助于深入解读对于中国近代史发生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土”与“洋”这对概念范畴。 【关键词】烟草 ；云南 ；在地化 ；“土” ；“洋” 【作者简介】陈雪，女，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社会学系讲师。 云南不仅是植物、动物和有色金属王国，还被誉为“烟草王国”。烟草最初传入云南后，经历了一个融入当地社会土壤的历史过程。烟草在云南的在地化，展示了地方社会在面对外界物质传入时，如何通过文化、结构的力量进行调整，以获地方自洽（local appropriation）。对此过程进行揭示，对其意义进行总结，对于思考今天地方社会的革新与发展，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笔者对烟草的研究始于2008年。2008年8月至2014年8月，笔者一直在云南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卷烟生产厂工作，对烟草行业的历史发展、政策沿革以及生产经营有着直接的了解和认识。在此期间，收集了大量相关史料。2016-2017年，笔者赴美访学，曾与与斯坦福大学烟草控制研究专家马修·科夫曼（Matthew Kohrman）有过深入探讨。在他看来，当下西方人类学对烟草的主流研究取向，已从烟草文化转至烟草控制。烟草在特定区域的构建与发展，为具有长远和现实意义的控烟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宏观历史背景。自2017年7月起，笔者再次查阅和整理各个时期国内外有关烟草的历史文献，并将之与烟草行业内部志书、文集进行比较印证，还通过在行业工作期间搭建的人际网络关系访谈了多位烟草种植和工业生产的专家，并到大理、保山、德宏和文山等多个烟草种植、生产和销售区域进行田野调查，为还原烟草在滇落地生根过程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依据。 一、烟草的缓慢渗透（16世纪末—19世纪后期） （一）传入：烟草的入滇路径及其特点 1959年，吴晗曾对烟草最初引入我国的具体路线进行过分析：第一条是从菲律宾传入福建的漳州和泉州；第二条是由南洋，也有说是越南，传入广东；第三条是从日本经朝鲜传入辽东地区。在这三条路线中，云南并没有作为一条烟草进入中国的通道被提及。包括陈翰笙、褚守庄等在内的学者们认为：烟草是通过福建传入内地后，再进入云南的。 通过查阅烟草进入印度的历史，会发现有关烟草在印度最早的记载始于1604-1605年。1618-1622年印度莫卧儿帝国阿克巴皇帝执政时期，东印度公司一位地区负责人威廉姆·马瑟伍德（William Mathwold）的观察笔记指出，作为印度新兴农作物，烟草在满足本土市场的供应后，向着缅甸和红海波斯地区形成规模化出口。在笔者看来，可能存在一条烟草由印度至缅甸再抵云南的传入路线，这条路线或许从此时开始。换言之，烟草在印度形成规模化种植，并向缅甸传播的时间表，可能决定了烟草从缅甸进入滇西的时间。虽然缺少文字记载，但烟草最早走过的痕迹并没有消失。直到今天，当笔者在保山板桥镇的几个乡村集市上调查时，还可以看到在村民赶集的日子，那些流动于各个集市的烟贩们仍在向当地人出售来自缅甸的晾晒烟丝。他们中有人说这是祖辈们传下来的生意。滇西的腾冲与梁河等县至今仍在种植一种唤作“濮子烟”的烟草，这一烟种也可视为烟草从印度经由缅甸进入云南的一种证据。 （二）落地：烟草在本地疗愈体系中的融入 成书于崇祯九年至十三年（1636-1640）的《景岳全书》详细介绍了烟草的药用价值，以及这种价值在吸烟行为普及过程中的重要性。此外，跨越滇省内外的各种烟草传说再现了烟草与疗愈体系连接的过程： 陕甘盛产水烟，水烟一名青条烟，汉丞相诸葛亮兴兵征蛮，下寨山谷。营中瘴气弥漫，士兵不安于生，武侯忧虑异常，询问土人，得九叶云香草，香味芬芳，可以避疾消瘴，乃采之分授士卒，燃后吸取其烟，瘴气霍然，是为水烟之蒿矢，兹后将此草移植甘肃兰皋一带。 这则传说将烟草在本地的使用与遥远的历史事件进行了跨时空拼接。人为制造的烟草“原生感”显示了烟草与当地疗愈体系的契合，以及因此带来的撒播图景。在大理，当地人认为此处为孟获家乡，立有“汉诸葛武昌侯擒孟获处”的碑文。笔者在大理西洱河峡一带的下关镇温泉村、塘子铺等村庄调查时，发现当地村民将诸葛亮奉为“五姓名首来安景帝”，视其为本主。在他们看来，九叶云香草（也作韭叶芸香草）不仅帮助诸葛亮军队“不惧瘴毒”，更成为火熏孟获，最终逼迫其从藏身的洞穴中逃出，将其擒拿的武器。 成书于明正统年间（1436年）完成的《滇南本草》，也有烟草“名称”的记录： 野烟，一名烟草。味辛、麻，性温。有大毒、治热毒疔疮、痈疽搭背，无名肿毒，一切热毒[恶]疮，或吃牛、马、驴、骡死肉中此恶毒，惟有此[药]可救。 无论是“芸香草”，还是“野烟”，只要稍加分辨，便可知它们都是烟草之外的本地植物，前者为禾本木科，后者是山梗菜科植物，与归属茄科的烟草，分属不同科目。但二者皆为本地常见的中药药材。民众将它们与烟草混淆，从侧面暗示烟草糅合入其他草本植物中，成为当地人在医疗物资匮乏时期可以发挥治疗功能的可用之物。民国时期所修的《新纂云南通志》，已直接将烟草列为云南所产二百余种药材之一，并确立药效为“镇静”。 大理、保山和文山等地农村的一些老人仍采用传统方式自制草烟卷、嚼烟，利用烟斗、水烟筒等烟具来吸烟。保山龙陵县的傈僳族老年妇女会将烟丝和芦子、撒尖，石灰拌在一起，装在随身小盒子中，不时放入口中咀嚼。掺入的撒尖是当地红麻栗树的树尖，在采摘后用大锅煮炖后，揉成一坨晾晒后方成。石灰是当地烧制石灰用的碳酸盐，烧过之后再加入水发酵后形成膏体才能使用。这些老人告诉笔者，他们年轻时条件艰苦，吃不饱，穿不暖，吸烟是他们抵御饥寒的好东西。一位傈僳族老人说，她自小便被告知如此嚼烟可以防止蛀牙、治疗牙痛、消炎，以及调理身体。进入少女时期，她就开始用嚼烟来对付痛经；到了下田干活的年纪，她效仿父母会随身带着烟盒，如遇到蚂蟥上腿，就捏点嚼烟一拍，蚂蟥马上会仓皇逃落；年纪大了，她也开始像祖辈那样，用嚼烟来缓解不时发作的痛风。1939年出生的大理喜洲镇三舍邑村村民何姓老人同笔者讲，吸烟不用谁来教，就和吃饭一样，个个都需要，到了十几岁自然而然就会了。 在普洱地区，一些少数民族至今仍将烟叶、烟丝、烟灰、烟尿（烟锅巴）、烟竹筒，以及与吸烟有关的物件视为医疗宝藏。他们将烟草有针对性地用于消肿除脓、止血消炎、止痛清热、防止蚊虫、蚂蝗、毒蛇叮咬、除臭除屑，以及除霉驱瘴等日常生活之中。正是作为不可或缺的消遣之物，而非可有可无的消遣之物，烟草才呈现出难以阻挡的力量。1795年，乾隆在云南巡抚江之兰的奏疏上批注如下： 民间酿酒种烟等事，所在皆有，官为势难禁止。 对于云南各地居民来说，烟草具备药品之效。在与当地医疗体系的紧密结合中，烟草的药用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