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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晓帅]民俗学视野中的个人叙事与公共文化实践


    摘要:以讲述自身生活经历为中心内容的个人叙事,作为被人们在日常交流中所普遍采用的话语形式和交流手段,已成为实践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对于田野访谈中所获得的个人叙事,尤其要在日常交流与公共文化实践的视角下来给予理解,不仅要看到它具有实证性资料的意义,而且要从中体会出讲述者如何参与当地社会在知识共享、秩序建构、身分认同、集体记忆等各种公共文化实践的作为及其感受,从而使得民俗学者能够进入到当地民众的日常交流实践当中去做研究。为此,有必要辨明个人叙事与其所发生交流现场的关系。其中,发生于民俗学访谈现场与发生于当地日常生活现场的个人叙事,既有着局内人与局外人关系方面的差异性,也有着评价和建构现实的公共生活作用上的层次性。
    关键词:个人叙事;交流现场;公共文化实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语言学、叙事学、人类学民族志等学科发展的影响下,一些国家的民俗学先后注意到日常交流实践中个人性口头叙事的重要性,关于“个人叙事”这一概念的研究逐渐增多。所谓个人叙事,大抵是指以个人亲身经历的生活为内容的口头叙事,它与民间文学研究所长期关注的集体性口头叙事一样,都是人们在日常交流实践中所运用的话语,彼此之间构成一定的互文性关系。个人叙事作为一种交流性话语形式,显然比“民间文学”要更为随意和经常地使用在日常交流的各种场合,因此,无论是为了了解地方社会的历史事实,还是为了了解民众如何建构历史记忆、赋予现实生活以何种意义等,都不能忽视对个人叙事及其交流情况的记录、体察和研究。
    中国民俗学界对“个人叙事”的关注在时间上稍晚,这与中国民俗学自身的学术传统和发展道路息息相关。认知中国乡土社会和理解中华传统文化一直是我们中国民俗学的重要目标指向。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民间叙事研究主要以文献资料和记录文本为中心,侧重于对民间叙事的起源、类型、结构形态等的探究。随着田野作业的深入开展,民俗学者越来越注重在具体的讲述场景中考察民间叙事活动,“讲述者”“听众”等个人在叙事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例如故事家对故事情节变化的影响,民俗精英对传说的创编与改造等。然而,理解中华文明,认知乡土中国,不能仅靠文献资料和民间文学叙事文本,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讲述的个人叙事同样重要,具有活态的文化认知意义。中国民俗学界近几年出现了一些关于个人叙事的研究成果,主要是运用搜集到的个人叙事资料展开个案研究,同时也从关注实践和人的角度提出并探讨了个人叙事概念,这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如:刘铁梁对春节期间媒体上报道的个人叙事进行了民俗学研究,以此来开辟解读春节社会文化意义的新途径,进而指出“作为身体经验和身体记忆的个人叙事,对于人们体会民俗传统的意义和价值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在民俗研究中给予充分的重视并加以采用。”他在《个人叙事与交流式民俗志———关于实践民俗学的一些思考》一文中,进一步论述了个人叙事对民俗志写作等多种公共文化建设的行动意义,认为当代民俗志的“生产”及其阶段性成果都是写作者与受访者交流的过程,指出了个人叙事研究需要有世界的眼光,也需要有认识中国独特历史、传统的自觉性。林晓平、雷天来对赣南地区风水师进行堪舆实践时话语权威建构过程中个人叙事的重要性进行研究,指出个人叙事在文化实践中的规范和建构作用。张成福通过个人叙事材料阐释即墨地区的祭海民俗,他认为祭海传统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离不开每一个参与者在其中的参与,而个人叙事就在传统建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穆昭阳的相关论述,基本上是把个人叙事与口述史等同,认为这种口述史文本也是地方传统建构的一种叙事方式,没有对个人叙事概念与口述史概念的差别给予细究。
    民俗学调查中所获得的个人叙事资料,实际上来源于两类交流现场,一类是民俗学田野作业访谈现场,另一类是当地居民的日常交谈现场。应当说这两种现场来源的个人叙事都是我们关心的核心资料,但是这两类来源的个人叙事之间究竟有怎样的统一性和差异性,这一问题尚未得到应有的研究,而这恰是直接影响我们如何认知、理解和运用不同个人叙事资料的关键性问题。因此,本文拟在实践民俗学研究的方向上,结合笔者近年来田野调查的经验,对这两种类型的个人叙事资料做出对比性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个人叙事作为日常交流的话语形式,如何被用于各种场合,如何影响和建构社会生活的作用进行初步的分析。
    一 个人叙事与实践民俗学
    个人叙事是民俗学者在田野作业过程中所获得最多的一类口头资料,虽然并不一定具有民间文学的艺术性,却是我们理解地方社会生活方式、秩序的重要依据。在这一点上,个人叙事与历史学提出的个人口述史,或者个人生活史资料的意义比较接近。但是它作为民俗学者所提出的概念却包含了比较独特的意涵。其一,个人叙事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普遍运用的一种交流手段和话语类型;其二,个人叙事作为人们参与集体记忆和文化传承的话语形式,具有给予社会共同生活以各种价值和情感判断的作用,代表了个人的文化权利。事实上,在以往的民俗志调查和书写中,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个人叙事”这一概念,却很早就开始大量记述这种叙事,不仅是作为佐证和解释地方民俗的资料,而且是作为呈现个人如何在当地公共生活中发挥建构作用的案例。
    个人叙事概念的提出离不开学术发展转型的大背景。这就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要求民俗学须将乡土社会传统与现代化进程中生活方式变化之间的关系作为基本问题进行研究。这样,现场访谈中所能听到的经历这一历史巨变过程的种种个人叙事资料就显得弥足珍贵。具体来说,20世纪90年代,民俗学在对本土社会生活进行田野研究的过程中,发生了学科研究范式的转型,即超出了以民间文学“文本”或以民俗事象为中心的“文化史”研究范式,出现了以民众日常生活实践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例如中国城乡庙会、节日、村落生活秩序的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最初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文学只关注文学文本的结构性研究或历史演变过程研究,就显得狭窄了。人们在日常交流实践中使用的话语文本除了民间文学之外,究竟还有哪些其他文类,就成为我们不能回避的重要研究课题。
    在生活交往中,既有打招呼或者骂人等非叙事性的话语行为,也有在深入交谈时才会运用的叙事性话语行为。这些话语行为都是根据现场交流目的的需要而被运用。但迄今为止,民间文学界对叙事的研究大部分都不是从这种日常交流实践的视角来看问题,而是更多从可阅读的角度来研究文本,进行情节结构或者主题、形象等文学性的分析。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传说、神话、故事等具有集体共享性和传承稳定性的叙事文类,而对于那些随时讲述的有关个人亲身经历的叙事则不予理会。但是,在中国民俗学朝着实践民俗学转型的过程中,势必带动现有民间文学研究向着口头传统整体性研究的拓展,特别是将比较单一的口头文学文本视角向日常交流实践的视角转换。在这个过程中,关于个人叙事的关注及其理论思考就具有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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