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戎：中国文化与政治交往史中的“蛮夷”“入主中原”(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4:11:02 《学术月刊》2019年第2期 马戎 参加讨论
四、清初建立的“多元化天下”及其历史性转变 由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朝，以进关时的50多万人统治明朝管辖下的6000多万人口，深感实力不足。因此，为了把其管辖下讲不同语言、信仰不同宗教并有不同生活习俗的群体分而治之，清朝在行政设置上采用“多元型帝国构造或多元型天下体制”，在汉人居住区通过省府县体制实行直接管理，在东北和北疆伊犁设立满洲将军辖区，其他地区实行间接管理，具体形式如西南少数族群地区的世袭土司制度，蒙古部落地区的世袭札萨克王爷和盟旗制度，南疆绿洲的伯克制度，同时严令禁止各部分居民之间进行跨区交流和人口迁移。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各部联合起来威胁清朝统治，另一方面也使各地族群传统文化和社会组织免受中原地区的冲击以防造成剧烈社会动荡。王柯先生以新疆维吾尔社会为例指出，“将维吾尔社会与汉人社会完全隔离起来，其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护维吾尔人的利益不受汉人的侵害，而是为了阻止维吾尔人与汉人进行交流和吸收中华文化。然而，这一具有狭隘民族意识的统治政策，妨碍了维吾尔人形成中国国家意识和中国人意识，它不仅给清王朝的新疆统治留下破绽，也是给王朝时代以后的近代中国社会留下的民族问题的病灶”。 清朝初年采用的这种多元化统治体制，造成了各族聚居区之间出现不同类型的行政制度区隔，维持并强化了各族聚居区之间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区隔和不同语言、宗教、社会习俗的文化区隔，从而为鸦片战争后列强通过向中华各族灌输和培植“民族”意识来分化瓦解中国提供了肥沃土壤，也为中华民国和后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清朝基础上创建共和体制和建设现代公民国家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战争不断逼迫清朝政府割地赔款，在这样的严峻局势下，晚清政府被迫调整原来“多元型帝国”的统治结构，“19世纪后半叶基本放弃依持满人立国”的思路，转而努力弥合满汉关系，采用多种措施来加强各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整合，以防止边疆领土的进一步丧失与国家分裂。这是清朝统治理念和行政体制的历史性转变。 改变清朝权贵集团对汉人不信任态度的一个重要转折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战争。太平军的凌厉攻势迅速席卷江南，北伐部队进入河北，危及清朝统治，而八旗军队和绿营兵在作战中一再溃败，完全无法控制局势，最后是江南汉人士绅自发组织的民间“团练”发展起来的湘军和淮军挡住了太平军的攻势并最终消灭了“太平天国”。由于清廷违背当初的承诺，没有给湘军首领曾国藩封王而仅封为勇毅侯，导致湘军将领纷纷主张以军事实力“改朝换代”。但是曾国藩坚持儒学的“忠君”立场，始终拥戴清朝，而且为了打消朝廷顾虑而主动裁撤湘军。湘军首领的这一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清廷皇族权贵集团对汉人的戒心，建立起对汉人官员的信任。此后，我们看到清廷主政官员中有许多汉人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袁世凯等。清朝在“同治中兴”后不得不倚重汉人官僚和军队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积极吸收汉人和边疆各族精英人物进入中央与地方政权，取消或调整各级政府机构中“汉缺”“满缺”“蒙缺”等带有族群背景的职位限定，大力“化除满汉畛域”，这对晚清的满汉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清朝晚期基本上放弃了“多元化治理体制”并在不同地区对原有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在入关后的初期，清廷为了一旦中原失控为自己留下退路，曾以今辽宁省威远堡镇为交点向东南、西南、东北方向延伸修建了“柳条边”，严禁汉人进入东北地区。但鸦片战争后沙俄军队借机不断南侵，不仅占领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国土，还通过不平等条约在1896-1903年修建了贯穿东北的“中东铁路”，霸占旅顺港。为了争夺东北控制权，1904-1905年爆发了“日俄战争”。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半岛，在此前后许多朝鲜人为逃离日本统治而越界进入东北。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为了最终保住东北这片领土，清廷只能全面放开对汉人进入东北的移民限制，在东北组建府厅州县，并于1907年设立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以加强行政管辖。 清朝曾长期严禁汉人进入内外蒙古，所有汉人“旅蒙商”的旅行路线和停留时间均有严格限制，严禁“旅蒙商”娶蒙古妇女。19世纪末，因为俄国侵略的威胁和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清朝有关蒙古地区移民的政策发生变化，从传统的“封禁”变为饥荒年月的“借地养民”。1902年，清朝以“移民实边”政策来代替先前的“借地养民”政策，任命“垦务”机构与官员。1910年即清朝覆灭前一年，清朝正式取消先前颁布的所有禁止在内蒙古地区垦殖的政令，鼓励汉人携家眷迁往内蒙古地区，取消先前禁止蒙汉通婚的政策，允许蒙古族学习汉语，并设立府厅州县。清末迁入内蒙古南部地区的大量汉人农户，改变了当地人口的族群构成和农牧结构。 20世纪初清廷推动的“改土归流”（取消土司世袭制度，设立府厅州县并派遣任期制流官）在西南诸省全面铺开。1905-1911年，赵尔丰在西康地区推行“改土归流”。1906年张荫棠、联豫在西藏推行“新政”。1907年清廷在外蒙古推行“新政”。1877-1878年左宗棠收复南疆后，新疆1884年正式建省。晚清政府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在边疆少数族群聚居区逐步推进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和管理体系，把清朝入关后长期采用“多元式”管理体制的边疆地区逐步整合进一个统一政制的“现代国家”。 为了化解汉人的“排满”运动，清廷开始大力提倡“化除满汉畛域”。考察海外宪政五大臣之一镇国公载泽提出“方今列强逼迫，合中国全体之力，尚不足以御之，岂有四海一家、自分畛域之理？”暂署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奏称“此后无论满汉统称国民，有仍分满汉者按律科罪”。但是在20世纪初，部分汉人精英在日本人的怂恿鼓动下兴起狭隘汉民族主义思潮，甚至公然鼓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杀尽满人”，并不断发生革命党人谋刺满人官员的事件，从而使清朝权贵集团再次激发出对汉人的强烈戒心，在1911年的“制宪”中出现排斥汉臣的“皇族内阁”。而这又进一步导致汉人士绅集团和底层民众对满清权贵集团的失望并引发辛亥革命，为晚清的“宪政”运动画上句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