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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达 王广瑞: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学术图谱与当代际遇(4)


    五、结 语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并不是在摇摇椅中产生的,林耀华对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的研究建立在他长期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梳理林耀华先生的著述与生平,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长期的实地调查与研究轨迹。1940年,在对贵州苗族调查的基础上,林耀华完成哈佛大学博士论文《贵州苗民》。1943年对凉山彝族进行实地调查,1947年出版《凉山夷家》一书。20世纪80年 代,林耀华“三上凉山”,1995年出版《凉山彝家的巨变》一书。1944年对川康嘉绒藏族作调查研究,形成《康北藏民的社会状况》一文。1950年参与内蒙古民族调查,与陈永龄团队一起完成《内蒙古呼纳盟民族调查》一文。1951 年率领团队开始对西藏进行两年多的社会调查[28]。可见,在1958年提出中国经济文化类型概念之前,林耀华已经对贵州、四川、云南、内蒙古等南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深入调研,掌握了丰富的田野调查材料。林耀华对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修正,结合了中国的国情,是典型的“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29]。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反思与重塑中不断向前推进。第一个层面是前苏联学者的反思。M·O·奥斯曼诺夫认为,经济文化类型并不是经济类型,尽管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为民族学的区域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但是这一概念并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经济文化类型的区域性研究成果很少。该理论确认了经济、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性,却在文化的多样性和相同性方面有所忽略,且没有详尽说明经济、生态、环境与文化的相互关系。文化因素与经济是紧密联系的,学者们对精神文化的组成部分研究不够,例如对劳动工具、运输工具、饮食、民居、服饰等研究较少[30]。第二个层面是林耀华对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思考与修正,突出表现在用“生计方式”一词替换“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词上。最后一个层面是后来学者对林耀华理论的反思与批评。李伟、杜生一等学者认为林先生的修订偏离了理论的初衷,生计方式是一种谋生手段,不能替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前者的内涵不能囊括后者[31]。这类反思多浮于概念的字面意义,鲜有深入结合《民族·种族·文化》原著的思考。
    影响经济文化类型变迁的因素有很多,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是宏观背景,另外还有扶贫政策、城市移民(农民工)、大众媒体、商业文化环境等现实因素。改革开放40年来,根据不同的情况,国家制定了不同的扶贫开发政策,实施了多轮扶贫开发措施。无论从投入规模还是投入力度方面看,精准扶贫政策无疑都是其中最有力度的,给贫困地区带来的变化也是巨大的,必将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随着政策的推进与脱贫攻坚战的实施,一些贫困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发生了变迁。在脱贫攻坚的新阶段,有必要重新梳理和研究精准扶贫对经济文化类型的影响。运用该理论对中国民族地区进行区域性研究,在实践中总结和反思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这样不仅有利于更好地理解精准扶贫政策,而且有助于民族学人类学理论的突破与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中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参与创建与修正的一种理论,当代学人有必要继承并在实践中发扬光大。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回顾民族学人类学领域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及新形势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别有一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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