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杰舜：人类学之桥——乔健先生推动中国人类学与国际接轨的贡献(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2:11:09 广西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 徐杰舜 参加讨论
三、一个理论：族群理论应用的领航者 在中国研究民族和民族问题，在相当一个时期里是苏联民族理论的天下，所以，在那个时代出版的民族理论教材，可以说是千人一面，基本雷同。不但研究角度与工具桎梏较多，同时可参考遵循的理论也比较陈旧，相对于国际学术界，中国民族学界的学术研究深度严重不足。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学者们在关注和讨论“人类学本土化”问题中，想冲出苏联民族理论的“牢笼”，但苦于没有新的理论指导，没有方向，没有支撑，大多处于理论的彷徨之中。 但是，人类学理论之树常青。200年来，从古典进化论、传播论、功能论，一直到符号论、象征论、解释论，使人类学理论之树枝繁叶茂，学术的生命细胞活跃非凡。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据周大鸣教授介绍，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族群论兴起，美国犹太裔顾定国教授在都市人类学研究中就开始讨论“都市族群关系”。无奈我们大多还处在学术的封闭之中，只知“民族”，不知“族群”，甚至为“民族”概念争论不休。所以，1998年在美国参加“第14届人类学与民族学世界大会”时，周大鸣教授购得了挪威学者弗里德里克·巴斯的名著“Ethnic Groups And Bound Aries”。当时一起参会的乔健先生和时任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陈志明教授力荐巴斯为此书写序言—— 《族群与边界》，让周大鸣组织翻译发表。而徐杰舜正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执行主编，欣然接受了负责发表的任务。大家说干就干，周大鸣的研究生高崇很快完成了翻译工作，周大鸣担任了校译，我的研究生李远龙则负责了复校。最后1999年1月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上推出了巴斯的《族群与边界》，把族群理论介绍给了中国读者。乔健先生为什么力荐翻译发表巴斯的论文？徐杰舜在编辑巴斯一文的过程中，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族群理论，并与民族概念做了比较研究，写成《论族群与民族》一文，2002年发表于《民族研究》第1期。二十一世纪以后，族群关系就成了世界人类学界的热门方向，族群概念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进步，而这一概念也是在这一成果中被引入了中国，成了中国人类学界当时最受瞩目的研究成果，引用无数。尽管一些学者反对将族群概念加入研究，但更多的学者却的确感受到了族群概念对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推动、启示作用。在此也应该为乔健先生记上一功。乔健先生不仅力荐巴斯的《族群与边界》，还积极策划和组织海峡两岸的学者举办有关族群的研讨会。据大禹《人与环境及人与文化——依山依水族群文化与社会发展研讨会述评》的记载： “2000 年7月，乔健先生与徐杰舜先生共同出席了位于北京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并在会下对两岸学术交流问题展开讨论，认为完全可以组织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并获取相关学术基金资助，然而这一次的想法并没有在2001年得到批准。 尽管在当时没有成功，但乔健先生一直没有放弃努力，在他的组织下，花莲东华大学原住民民族学院申请到了一些组织会议的经费，只需要将会议规模限定在海峡两岸，两岸学者就都能参与讨论。2002年9月，乔健先生致电徐杰舜，告知其花莲东华大学能够举办依山依水族群研讨会，而为让大陆学者能够参与，乔健先生又主导将会议时间推迟两个月，在多方努力下，这一次研讨会最终得以在台湾花莲的“国立东华大学”成功举办。” 这次关于族群的研讨会开得非常成功，出席会议的大陆学者，如邓启耀、方李莉、于长江，以及提交论文的张有隽等，后来都成了中国人类学的重要学者。可见乔健先生为中国人类学开展族群研究领了航。 更重要的是乔健先生身体力行，在台湾花莲东华大学创办了“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运用族群理论开展学术研究达10年。正如李亦园先生所评价的那样： “乔健先生是目前我国人类学研究专家中田野调查最为频繁、经验最扎实、接触族群类型最多的学者。在台湾地区的古人类研究所期间，台东地区的卑南族就成了他的研究对象，也是他硕士论文的研究主题；而乔健先生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进修期间，又前往了美国西南部的拿瓦候印第安人部落中展开了10个月的田野调查，这种研究经历在华人学者身上凤毛麟角。乔建先生回国之后，首先创办了香港中文大学的人类学系，所以乔健先生是港台背景的学者中比较早能够来到大陆研究瑶族、畲族等少数民族的一批人，也能够近距离感受香港地区的民俗与社会发展；随后乔健先生回到了东华大学执教，对当地的阿美族文化变化也非常敏感，又在际遇下回到了山西老家，与山西大学的学者们共同进行了吹打文化的研究，推动了汉族底层人民的文化风俗研究。正是因为在不同文化中来回穿梭却又认真审视，乔健先生有着非常广阔的视野与极其包容的文化胸襟，丝毫不畏惧对跨文化研究的课题探索，找到了大量新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向，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族群与人类学、社会学研究先驱。” 李亦园先生的评价是公允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既是对乔健先生学术脉络的梳理，也是对乔健先生学术人生的总结。 四、一句结语：开创中国人类学的新时代 在中国人类学的学术史上，乔健先生为瑶族国际研究所作的开拓，为中国人类学进入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所做的带路，为中国学者开展族群研究所做的领航，都有力而有效地推动了中国人类学与国际的接轨。今天我们讨论乔健先生的学术思想，不能忘记他对人类学的学科关怀，不能忘记他对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情怀，不能忘记他对大陆学者的尽力提携，不能忘记他对人类学高级论坛的鼎力支持。还是李亦园先生说得好：“乔先生无疑也发挥了相当的前驱作用”。 有人说随着费孝通先生、李亦园先生和乔健先生的仙逝，结束了华人人类学的时代。但历史是发展的，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也是不容置疑的。我们今天讨论乔健先生的学术思想，视他为人类学之桥，目的就在于既要肯定乔健先生为推动中国人类学与国际接轨所起的桥梁作用，更要继承乔健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情怀，架起一座开创中国人类学新时代之桥。 参考文献： ［1］ 魏斌.扩大交流，促进研究——第一届瑶族研究国际研讨会述评［J］.中国民族，1986（9）. ［2］ 徐杰舜，丁苏安.中国瑶族研究九十年路线图［J］.广西民族研究，2018（2）. ［3］ 吴金光.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寻踪［M］//吴金光.走近世界民族:25年外事工作札记.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4］ 大禹.人与环境及人与文化——依山依水族群文化与社会发展研讨会述评［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 ［5］ 李亦园.乔健：族群与社会研究的先驱［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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