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钢：贫困文化论的误用与滥用①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9:11:44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 李文钢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美国人类学家在研究墨西哥城市底层群体的过程中提出了贫困文化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贫困文化论被一些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引入用于指称少数民族群体的传统文化。文章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梳理了贫困文化论的原初含义，回顾了其传入中国之后的意义变迁，并批评了贫困文化论在中国的误用与滥用情况。随着世界范围内对现代化的反思，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重新得到承认，造成了贫困文化论和民族文化多样性话语的当代并置和矛盾冲突。最后，以人类学的整体主义文化观批评了国家发展主义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两种矛盾态度。 关 键 词：贫困文化论/误用与滥用/文化多样性/整体主义/文化观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南边疆民族政策实施结果的人类学研究”(批准号：14JJD850008)；2016年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批准号：2016JD011)；贵州省科技计划项目“多重耦合的大扶贫战略建构与实践研究——精准扶贫的理论内核与贵州经验”(合同编号：黔科合基础[2016]1526-2号)。 作者简介：李文钢，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贵州 550025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中流行的社会科学概念基本上来自西方国家，这些产生于西方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中的社会科学概念在进入中国之后面临着本土化问题，在本土化的过程中概念的意义和内涵往往会被重新解释而发生变化。金观涛和刘青峰指出：“我们研究过的若干中国当代重要政治观念的形成，几乎都经历了‘选择性吸收’‘学习’‘创造性重构’三个阶段”[1]11。因此，通过对概念的产生背景、进入中国的历史过程、意义转化与创造性重构过程的考察，可以看到现代中国主要的话语形态的建构过程。本文的研究就属于观念史研究的范畴，试图讨论的主要问题是贫困文化论作为一种解释致贫原因的流行理论，它在西方国家产生的背景、传入中国的原因、中国的一些学者与政策制定者对贫困文化概念的理解，以及使用这个概念指导民族地区减贫实践的过程。 本文的研究具体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贫困文化论在中国的传播、意义变迁过程进行考察，目的是要反思在现代国家发展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国家如何使用发展和进步的话语将与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路径不相契合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建构为贫困文化，以此说明贫困文化论在中国存在误用和滥用的情况；二是检讨处于发展主义时代的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将少数民族所处的贫困状态解释为贫困文化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在积极利用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多样性推动经济发展，国家将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贫困话语和民族文化多样性话语并置的做法使得两者之间常常存在矛盾和冲突；三是基于人类学的整体主义文化观，批评在国家视野中少数民族文化成了可以任意拆装的“文化散件”，通过国家力量改造那些阻碍现代经济发展的少数民族文化要素，同时又通过国家力量保留和传承那些能够促进或者实现现代经济发展的少数民族文化要素，最终少数民族文化被客体化。 一、贫困文化论的产生背景 贫困是一个古老的社会经济现象，不同时代和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都对贫困现象的产生原因进行了探索。在致贫原因的解释方面，迄今为止学术界形成了两种研究路径：一种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解释贫困的形成，另一种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解释贫困的发生机理[2]。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解释致贫原因，只是注意到引起贫困的某些方面的原因，而忽视了结构作为整体有着互相联系的方方面面。为什么处于同一社会结构下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其经济状况会完全不同。于是，人们开始反思贫困本身并不单单是经济现象，还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这种反思的依据在理论上或许出自这样的逻辑推理或假设：一方面，当结构变迁时，往往文化的变迁滞后于结构。换句话说，观念的转变落后于物质和技术的变化，这种文化上的滞后，形成一种阻力，阻碍着结构的变迁[2]。 社会学家奥格本在《社会变迁》一书中就指出：当物质条件变迁时，适应文化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但适应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变迁不是同步的，存在着滞后[3]108。由相互依赖的各个部分组成的文化迅速变迁，且各个部分的变迁速度不一致时，就要出现问题。人的观念的变化速度总是落后于物质文化的变化速度，这种文化上的滞后就形成了一种无形的阻力，阻碍着社会结构的变迁。贫困作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伴生现象，同样属于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阻力。那么，作为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力量的贫困现象，也应当会反映在原有的文化对社会结构的快速变迁造成的制约方面。因此，社会科学家认为，贫困作为与经济发展而伴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对贫困现象形成原因的解释不能仅局限于社会结构方面，还应该从文化方面入手。 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在对墨西哥城市移民家庭的研究后首先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将贫困视为一种有其自身结构和理论基础的亚文化。刘易斯在1959年出版的《贫穷文化：墨西哥五个家庭一日生活的实录》一书，通过民族志的个案研究指出了从农村迁入城市的移民家庭由于长期在社会权力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饱受贫困压力的这些弱势群体中的部分人为了应对无处不在的贫困状况而选择被动和消极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也随之形成了一种贫困亚文化。贫困文化表达着在既定的历史和社会脉络中，穷人所共享的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一种生活方式，也表达着在阶层化、高度个人化的社会里，穷人对其边缘地位的适应或反应[4]19-25。刘易斯认为，这种贫困文化对处于社会底层的成员产生了独有的、特殊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刘易斯在1961年出版的《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个墨西哥家庭的自传》中，进一步阐释重申了什么是贫困文化： 对那些认为贫穷就没有文化的人来说，“贫穷文化”这个概念仿佛是个自相矛盾的词语。这似乎也会给穷人某种自豪和显要。但我的初衷并非如此。在人类学中，“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生活结构，可以代代传承。在用“文化”这个概念来理解贫穷的时候，我希望引起大家注意的是，现代国家的贫穷不仅是经济上一贫如洗、无组织状态，或者是一无所有的状态。它也意味着某些积极的成分，它存在着某种结构和理据，甚至是使穷人得以生存下去的某些防卫机制。简而言之，那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相当稳固恒久，在家族内部世代传承。对家族成员来说，贫穷文化具有自身的模式，以及明显的社会和心理后果。它是影响其融入更高层次的全国性文化的重要动因，是自成一体的亚文化。 此处定义的贫穷文化并不包括因为隔离于世、技术落后、未有社会分层而形成的落后状态。这样的人们有着相对和谐、自给和自足的文化形式。它也不等同于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或者农民，这三者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状况相差悬殊。例如，相对于欠发达国家中下层人士而言，美国的工人阶级生活得如同精英阶层。“贫穷文化”这个概念仅用于指称社会经济尺度上最底层的那些人、最贫困的工人、最贫困的农民、种植园劳工，以及通常被称作破落无产者的边缘小手工业者和小生意人。[5]14 我们从刘易斯对什么是贫困文化的重申中可以看出，刘易斯所定义的贫困文化只是在有着复杂社会分层的现代社会中，社会、经济状况处于社会底层的那些群体为了生存下去而产生的一种心理防卫机制，这种防卫机制的实质就是底层群体在面对窘迫的生活状况时需要不断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当前的生活状况并非全无意义，给自己寻找到一个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类似于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阿Q精神”。贫困文化的诸多特征可以视为人们在解决现存制度或机构未曾遇到过的问题时的应对之道，因为具有贫困文化的群体对于现存制度或机构要么感觉不到称心如意，要么享受不起，或者对其充满种种疑虑和敌视。 从贫困文化论的产生背景和刘易斯的多处论述来看，与其说贫困文化的存在产生了贫困现象，不如说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长久以来难以改变自身的生活状况而形成了贫困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贫困文化再生产了贫困。贫困文化一旦形成便会趋于永恒，通过代际传递的方式使得他们的后代也难以摆脱贫困状况。刘易斯认为，一旦穷人具有了阶级意识，或者积极组织起来，或者能够以国际化的观点看世界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有贫困文化了，尽管他们可能还是属于从经济指标上来评价的穷人[4]19-25。在贫困文化的讨论中，要想摆脱贫困文化的束缚，只有依靠底层群体自身的文化自觉和社会觉醒。贫困文化论提出后，受到了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解决贫困问题的具体政策措施。 一些学者认为贫困文化事实上并不足以被称作文化，充其量只能被当成某些行为特征，其形成原因是穷人适应外在社会情境的结果，并非穷人自身的错误。刘易斯的文化观受到了人类学人格学派的影响，在特定的田野语境里，刘易斯力图解析“穷人之所以受穷”以及贫穷如何塑造穷人人格的问题。他没能注意到个体的生活是如何受制于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结构。尽管他对造成“贫困文化”的政治背景(如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有所揭露，其主要的研究目的则在于通过建构和运用“贫困文化”概念，来阐释穷人的人格行为以及持续性贫困的原因。“刘易斯的观点难以摆脱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特有语境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现代化理论追捧者的说法。在自由市场条件下，所谓成功人士多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冲劲，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资源以及将工作效益最大化的价值观。与此相左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通常被看作是穷人特有的消极特征以及穷困之源”②。贫困文化论也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将文化等同于人格和日常行为模式的错误研究导向，不但会使人类学家在学术上陷入自设的陷阱，而且还会使自己的学说成为别有用心的政客推脱政府责任的理论依据[6]62-6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