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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少年时周恩来的“情书”如何打动邓颖超(2)


     这些规模巨大的集会游行,事先都由周恩来、马骏、邓颖超等觉悟社社员和南开学校、直隶女师的进步教师马千里、时子周等共同商议,并广泛争取了商界、教育界、工务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这时,直隶省警察厅悍然查封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各界联合会等,并张贴布告:“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各界联合会、国民大会,均未经呈请令准有案,即属违犯法令。”“举凡非法及未经立案各团体,一律解散取消。如有私行集会、结社、屋外集合或粘贴图画以及言语形容有扰害煽动之作用者,一律依法究惩,决不姑息!”随后,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也被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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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邓颖超等学生运动领导人不能公开活动了。他们转入租界,在同学家里借了一间小屋办公,坚持斗争。小屋受到暗探注意,他们又转到一所教会女中的地下室工作。
     觉悟社的会员们当时相约:在爱国运动期间,不恋爱、不结婚,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结婚受拖累或给后人添麻烦。周恩来大力宣传独身主义,并发表相关论文。
     周恩来是觉悟社负责人之一,邓颖超则是骨干成员,在开展政治活动时彼此常常相见,两人免不了有些往来。当时,男女交往还要“授受不亲”。因此,周恩来找邓颖超谈话的次数并不多,偶尔谈谈,时间也不长。
     1920年1月23日,天津学生联合会调查员在魁发成洋货庄检查日货时,竟遭到闯入店铺的3个日本浪人的毒打,激起社会公愤。当各界代表向省公署请愿时,当局非但不惩办店主和日本浪人,反而殴打学生,逮捕代表马骏、马千里、时子周等20人。随后又查封天津学联和各界联合会会所。
     1月29日,3000多男女学生,由周恩来、郭隆真领导,从东马路出发,直奔省长公署。群众推举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茗为代表,要求面见省长曹锐。邓颖超也要求前往,周恩来果断地说:“万一我们被捕,外面总需有人接应,继续斗争!”于是,这位年仅16岁的小妹妹就这么留了下来。
     省公署大门紧闭,大批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不准代表进去。周恩来不顾军警阻挠,和郭隆真、于方舟、张若茗一起强行进入省公署。他们一进去就挨了毒打,20多人被逮捕了。
     周恩来等被捕后,他们同原先被捕的代表一起,先被关押在警察厅的营务处。彼此不能见面,不能交谈。反动当局采取拖延的办法,既不转交法庭公开“讯问”,又不释放,一直拖了两个多月。4月2日,周恩来和难友们经过秘密联络,发动了绝食斗争。他们分别向警察厅宣告:被拘70多天,没有受到正式审判,这是违背民国约法和新刑律的规定的。因此,他们通告警厅,限警察厅在3日内举行公审,否则就全体绝食。当天,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马千里等开始绝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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