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沛容：抗战以来民族学/人类学界对国族建构的新解——以西南民族研究为中心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9:11:14 《西北民族研究》(兰州 李沛容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国族建构问题，是自晚清“民族”概念传入以来关乎国家统一和民族凝聚力的重大议题。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是一个”“汉夷同源”等观点在学界盛行一时，基本主张是以汉文化“同化”其他民族。但是通过西南田野调查的具体实践，民族学/人类学界结合西方学术理论，逐步推导出对国族问题的新解，也就是既承认和尊重中国各民族的多元性，又融各民族于国族之内的国族建构理论。 关 键 词：民族学/人类学界/国族/新解 标题注释：本文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青年项目“近代西南边疆土司的国家认同研究”(SC16C034)，四川省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项目“民国时期岷江上游羌藏精英的国家认同研究”(16DFWH018)和剑桥大学“康河计划”四川大学工作站暨四川大学喜马拉雅多媒体数据库项目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沛容，四川大学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特聘副研究员，成都 610064 近代是中国新与旧的世界观、价值观激荡与交织的“过渡时代”[1]。在这一“过渡时代”，中国传统的华夷秩序因难以承受外部冲击而趋于解体。如何建设具有内在凝聚力的统一民族国家，是摆在近代国人面前最为急迫的问题。“国族化”或“中华民族化”是近代以来国人努力奋斗的目标。自清末以来，西方单一民族国家模式一度被普遍视为实现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必经之路，国族建构的总体设计倾向以汉族为主干，“同化”其他民族，融合为一元化的国族[2]。至抗战初期，“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议则集中反映出在以“救亡图存”为重的背景下，国人从不同学科和视角对建构一元抑或多元国族的纠结与反思[3]。近代国族的讨论无不透露出“民族国家”概念传入中国后，现代西方经验与中国固有传统和现实的碰撞、冲突与调适。 抗战以来，随着大批学术机构移往西南地区，新兴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迎来近代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西南民族研究的实践经验，开始为学界重新思考国族建构的实现途径提供契机和素材。民族学/人类学界试图以西南民族研究为证，探寻既尊重中华民族多元性，又可熔铸边疆各民族于国族之内的中间道路。以往学界对抗战以来国族建构的研究大多集中探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论，而对此期间民族学/人类学界有关国族认识的重大转变较为忽视。本文力图梳理各类史料，以期还原这一史实。 一、西南研究的经验：“国族”概念的新解 清末民初以来，国人逐渐以西方“民族”概念统观中国境内的各人群共同体。汉、满、蒙、回、藏五族成为民初国人普遍认可的中国总体民族构成，而僻居西南的“苗傜”民族却长期被国人无意地遗忘或有意地忽视。直到1924年，孙中山宣讲“三民主义”时，仍以西南苗傜已“亡”的事例，告诫国人构建国族的重要性[4]。“苗傜”已是历史概念，这一说法曾长期为社会舆论广泛信从。但是抗战期间民族学/人类学界日趋深入的西南调查研究揭示出，非但苗傜未“亡”，西南各省更可堪称“中国原始民族的博物馆”“人种博物馆”。民族学家岑家梧曾不无感慨地指出：“西南湘、粤、桂、黔、川、滇、康各省的种族，最为复杂。据历来载籍所记，不下百余种。”[5]另一位民族学家江应樑则描绘西南各省民族分布的粗略图谱：“湖南省：苗民族；广西省：苗、猺、侗诸民族；广东省：黎、猺、苗诸民族；贵州省：苗、仲家、侬诸民族；四川省：罗罗、苗诸民族；云南省：罗罗、僰夷、苗、猺、么些、古宗诸民族。”[6]尽管无法获取准确的统计数据，学者们依然确信西南民族人口数量蔚为可观，估计“约有二千二百万人左右，占西南各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7]。借助媒体舆论宣传，这些学术认知逐步转化为公众常识，开始改变国人对西南民族的种种误解和陌生感，使国人承认西南民族存在的既定事实。 抗战全面爆发后，西南各族世居之地成为抗战建国的基地和大后方，战略地位急剧提升，从以往的不毛之地一跃而为“中国的勘察加”“中国的安哥拉”[8]。建设大西南同西南民族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如何动员苗夷民族，为抗战建国伟业提供人力、物力保障，维护西南国防的稳固，被视为关系抗战前途的决定性因素。西南各族之向背“对于整个国家的存亡，民族的绝续，殊有密切关系”[9]。但是英法列强觊觎中国西南边疆已久，清末民初接连制造“片马”“江心坡”及“班洪”事件。国人忧心西南各族“既缺乏国家观念，又无民族意识。散处边地，易受外人诱惑，今日为中国人，明日亦可为外国人”，而渐生疏远、离心倾向[10]。特别是当时在日本支持下，暹罗銮披汶政府大肆散播“大泰族主义”复国言论，已严重威胁西南国防的安全[11]。因而时人以为西南地区能否建设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关键在于“有待夫西南民族问题的解决”[12]。中国的抗战救亡使命推动着国人重新审视西南民族及其地位。 然而，在解决国内民族关系问题上，民族学/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却针锋相对，他们从各自学科的视角出发，存有鲜明的分歧和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努力建构的国族应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问题。1938年，顾颉刚转赴西南，越加警觉被国人滥用的“民族”“本部”等概念，实是“帝国主义者造出了几个分化我们的名词”，细化国内民族的观点和做法将令“国家陷于空前的危险”[13]。傅斯年同样认为，不应妄议招致“分化之祸”的西南“民族”，学界的当务之急是共同塑造一个“中华民族”，斯为正图[14]。傅氏因应时事，建议顾颉刚以史为据，尽量阐发一元化国族的大义。受傅斯年的激励，顾颉刚撰写《中华民族是一个》，强调“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在今以后大家都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15]。顾颉刚、傅斯年的倡议迎合了国民政府的政策导向。针对西南民族问题，内政部于同年颁布“对于苖夷蛮猺猓獞以及少数民族等名称禁止滥用”的训令，主旨即为“我国民族文化血统混合已久，不能强为分析”[16]，试图从国家政策层面实践和强化“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国族观念。 政界与历史学界对国族一元化的强调，受到了来自民族学/人类学界以及西南民族代表们的驳斥。费孝通根据广西瑶山的田野调查经历指出，各个族团“在文化、语言、体质上的不同，各有组织，不相通婚，时有冲突”，不应漠视和否定各族差异性的既存事实，统一的国族信念“决不是取消几个名词就能达到”[17]。鲁格夫尔以“苗夷之民、三苗之孙”自居，针对“中华民族是一个”“苗夷汉同源说”等理论，提出“苗夷自己绝不承认是与汉族同源的”观点，并吁请政府“给以实际的平等权利”[18]。以高玉柱为代表的“西南苗夷”请愿活动，更是以实际行动回击建构一元化国族的论调和实践，不遗余力地呈请国民政府承认其民族地位[19]。 实际上，早在1935年，自牛津大学人类学系深造归国的刘咸已提出，“把握边疆民族心理，灌输边民国家意识，不使边疆民族受外人利用”的不二法门是“研究与划分西南民族”[20]。江应樑更是呼吁：“把数千万的西南民族遗弃于共和之外，这是一种不必掩饰的错误，到了今日，我们言全国民族团结，绝对不能再把西南民族遗漏在团结之外了。”[21]厘清与承认西南各族的民族地位，消除族际畛域，将之融于国族之内，已是民族学/人类学界团结西南民族一致抗战的共识。 有关“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论尘埃落定不久，内迁的民族学者以西南为经验，对国族建构问题进行了更为理性的反思。最 早从事西南民族调查研究的学者芮逸夫随中央研究院迁往宜宾李庄后，以其长达九年的西南民族实地调查经验为据，重新思考顾颉刚与费孝通等人的论争[22]。芮氏认为双方纠结于“民族”概念，过于关注“中华民族之内能不能再析出什么民族”的疑问，却忽视了国族“中华民族”与“民族”的区别。受英国政治学家厄内斯特·巴克(Ernest Barker)的影响，芮逸夫将“民族”理解为是一种传袭的、文化上的人为现象，是在历史过程中由人类的思想、感情、意志造成的集团。芮逸夫并未止步于对西方民族理论的运用，他借鉴《墨子·经说上》对“名”的分类，认为在“人类”这一“类”名词下，可以划分出“民族”这一亚类，“民族”则包含了次亚类“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属于人为符号。在语法层面上，“中华民族”应指“中华国家国族”。形容词“中华国家的”兼具政治和法律的双重内涵。就“中华国家的全体国民”而言，“中华民族”内含农耕民族、游牧民族、汉藏语系民族、阿尔泰语系民族、回教民族、佛教民族等亚类。这些亚类中又可析分出蒙古民族、西藏民族、维吾尔民族，以及长久以来未被国民政府承认的苗民族、僮民族、倮民族等次亚类。芮逸夫强调：“在整个中华民族内，由政治的观点来说，是不可分的整体，但由学术的观点来说，是可以析出不少个体的。”[23] 从国族的构成上看，芮逸夫的观点与顾颉刚等主张的一元化国族认识差别甚大。芮氏将“中华民族”视为“民族”的聚合体，内部分为诸多亚类型的个体“民族”，且互有差别。具体言之，国家层面的“中华国族”拥有一千一百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四亿五千万的国民，民族层面的“中华国族”包含华夏(汉人)、通古斯、蒙古、维吾尔、土伯特、倮、么些、佧侵、摆夷、僮、仲、黎、苗、傜等族[24]。 与芮逸夫相似，卫惠林尝试区别“民族”与“国族”的概念，认为“民族”实指People，而“国族”等同于Nation，世间大国皆很少由单一民族构成。卫氏指出，西南民族内部尚可分为藏缅族系、苗傜族系及泰掸族系，除“川南之苗，粤北之傜，浙闽之畲以外，各族的民族自觉感亦甚清晰”，“中国已无民族问题”的论断“实言之过早”[25]。卫氏称，全国上下数以百计的部族，“无论其为同出一源，逐渐分化之结果”，抑或“本属多族混合同化之剩余”，这些边疆族裔各有其历史传承与独特文化。多数民族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事实[26]。而且，在承认民族认同的前提下，国族认同与民族认同是可以兼容并包的，譬如“我们对一位蒙古人，西藏人，哈萨克或倮罗，苗人，傜人说，‘你是蒙古人、西藏人，同时是中华民族’。他们马上会同意；你如果说，‘你不是蒙古人、西藏人，只是中华民族’。他们总不易首肯。”[27]在中华民族多元构成理论的支撑下，卫惠林对历史学界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也持批判态度。针对“中华民族以下不再提出什么民族”“考证各民族都是汉族裔派”的观点，卫惠林认为这不但不符合“中华民族一律平等”的政治原则，还有背于科学精神。 “民族”概念传入中国半个世纪后，以芮逸夫、卫惠林等为代表的民族学/人类学者试图立足于多民族的国情，辨识民族与国族的关系，寻找调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建构一体化国族认同的新出路。而这些认识大多建基于抗战时期学者们对西南田野经验的体悟和总结。厘清民族与国族概念的尝试，暗示近代西方相关概念与理论的“在地化”倾向，也折射出中国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学者们意识到，国族无须被硬性地界定为一元，而是可理解为由不同民族融合而成的复合概念，但是在承认各族文化差异的同时，为因应抗战以来西方列强对边疆民族的分化，亦须强调国族内部的融合性[28]。只有把边疆民族“多元的文化传承”与“国内民族全面合作”完美衔接，才是“恢复国族创造精神之重要源泉”[29]，这已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边疆民族被视为国族的“新生命”，如同汉族“流落在外的同宗兄弟”，如何使之“归宗入族(中华民族)”[30]便是国族建构的关键所在。诚如王明珂所言，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知识是与国族建构并行不悖”的[31]。围绕国族问题，此时的民族学/人类学界提出了诸多新的理论构想。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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