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颖]“礼簿”上的秩序与变迁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9:11:37 中国民俗学网 陈晓颖 参加讨论
一、引言 2017年10月27日—11月12日，笔者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某乡镇D村进行了为期15天的田野调查。 D村村委会位于大姚县城东北部，蜻蛉河畔，距县城17公里，南永公路从中间穿过，下辖7个村民小组。笔者所在的自然村是离村委会很近的一个村落，距离所属城镇也只有6公里，国土面积7.41平方公里。该村属于半山区，海拔1800米，年平均气温16.20℃，年降水量788.30毫米，主要种植玉米、水稻、烤烟等农作物。现有耕地333亩，其中人均耕地0.87亩，有林地8198.2亩，其中经济林果地182.40亩，人均经济林果地0.48亩，主要种植核桃、板栗等。 全村有农户94户，乡村人口392人，彝族占全村总人口的98%。户主的姓氏主要是普、吴、白、王、起、郑等，户主最多的姓氏是普、吴和王。在全村392人中，其中农业人口389人，劳动力302人，其中从事第一产业人数176人。 截止2016年底，农民年人均纯收入7249元。农民收入主要以种植烤烟、养殖业、打工经济为主，与大姚县其它乡镇相比，D村所在的乡镇是经济状况较好的一个村落，也是汉彝文化融合较强的一个村落。 在对D村进行问卷调查时，笔者惊讶地发现在人均年收入7000多元的D村，除去盖房子这一重开销，婚丧嫁娶等方面的人情消费占其家庭年支出的20%—40%，金额从3000元—25000元不等。 当笔问到村民是否觉得人情消费是很重的负担时，有的回答很淡定：“都是这种（样）嘛”，有的却表现无奈——“哪有什么办法，别的（人）都给，你不给不行嘛”，也有表示出对人情往来的文化惯性——“礼尚往来嘛，一辈一辈传下来的”。 后来我们有幸被邀请吃松毛宴，并多次观看了当地结婚的录影带，婚礼上的彝族对歌、跳脚舞等民族特色把笔者这位汉族人带入到“他者”文化的想象中。带着对他者文化的好奇，笔者收集了村落中不同年代的婚礼礼簿。每次请求村民拿出礼簿翻看时，一本本尘封已久略微发黄的“人情账单”总是从房间私密的位置被拿出，有的压在床底，有的则跟钱财一起收藏。每一本“人情账单”背后，均有各种各样的故事，这些愈发激发了笔者对彝族婚礼中随礼问题探究的兴趣。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礼物的研究早已得到了人类学和社会学学者的持续关注，在海内外众多学者关于“礼物”“随礼”的研究论述中，西方学者更多地把礼物和礼物赠与（gift-giving）联系起来作为一种社会交换来理解，将礼物看作一种自愿给别人而无需回报的东西，或一种赠与的行为、权利和权力，从互惠、交换、关系等视角考察其意义。有关“礼物”的研究最早始于西方人类学，莫斯（2002）是人类学家最早系统研究礼物的学者，他认为礼物的交换具有赠与收的义务性、超越性及不可让渡性。 法国当代社会学家布尔迪厄（2003）继承了莫斯对礼物的研究，并引出场域、惯习等理论，将礼物研究进一步深入。他认为礼物交换时间的不同，给礼物交换带来了不确定性，形成了“社会法则的概率逻辑”。著名人类学家闫云翔（2000）黑龙江省下岬村作为田野地点考察，把村庄社区的礼物流动看成一种总体的社会制度，并认为人们之间的礼物交换是构建村庄关系网络的主要社会互动形式。美国学者杨美惠（2009）从关系学视角出发，以其独特的局外人身份考察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城市的礼物交换与人际关系网络之间形成的微妙关系。 中国的本土学者则引入了关系、面子、伦理等中国社会特有的概念，通过对覆盖面更为广阔的个案，丰富了“礼物”或“随礼”行为的理论构建。 马春波、李少文（2004）采用定量分析法对村庄的人情消费方式、状况以及人情消费对家庭经济生活的影响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人情消费得以延续的主要原因在于维持关系网络、信息交流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此外，文化惯性传统也是人情消费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尚会鹏（1996）在《豫东地区婚礼中的“随礼”现象分析》一文中通过对西村婚礼上四份“礼单”的分析，考察了西村人际网络的构建。作者指出，村落中的随礼现象具有普遍性、等价性和互助性三个特点。黄鹏进通过对鄂东南农村一次婚礼礼金数额的分析，考察了亲缘、地缘以及业缘关系中决定所送礼金数额的不同因素与原则，即亲缘关系中，所送礼金多寡依亲疏远近而定，地缘关系中，以是否同属于一个村庄为标准，而在业缘关系中，则遵循经济理性法则。 总体来说，国内关于“礼物”和“随礼”文献不多，一些也停留在对国外理论进行引介的阶段，未能对国外理论进行吸收并与之对话。关于云南少数民族村落随礼和交换体系的研究少之又少，对民族地区社会关系网络特点和随礼特征研究尚有很大空间。 本文关于礼物流动和社会关系交往的探讨是在婚礼这一重大仪式中展开的。 詹姆斯·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从仪式的角度来讨论传播问题，“为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研究开启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在传播的仪式观中，他指出传播一词的原型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通过一系列的仪式行为，最后达到一种观念的共享。而传播的最高境界，就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 由此，笔者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将随礼的研究置于人类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理论视角中，采取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试图对以下问题作出探讨：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D村的“随礼”从内容到形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什么？“随礼”作为一种维系村落日常秩序方式，又是如何延续着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