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政策与国家整合：中国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的趋向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8:11:25 《贵州民族研究》(贵阳 魏国红 郑万军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策对民族间的交往和民族关系的趋向有直接的决定作用，民族政策的具体内容取决于国家政策权威的执政理念和共同体的价值共识，经过长期实践并被共同体成员高度认同的民族政策会沉淀为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并会持续性地影响族际交往的态度和行为，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政治资源，有助于共同体凝聚和国家整合。文章在分析了新中国民族政策的政治与社会功能、理念与价值、历史实践及政治文化构建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和谐的民族关系是民族政策的结果，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决定了中国民族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 关 键 词：民族政策/民族关系/政治文化/国家整合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疆族际通婚口述集录及研究”(项目编号：18BMZ04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魏国红(1968-)，女，湖北黄陂人，博士，长江师范学院地方政府治理研究中心教授，石河子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少数民族地方治理等，重庆 408000；郑万军(1972-)，湖北襄阳人，博士，长江师范学院地方政府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西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少数民族地方治理与实践、扶贫与风险防控，重庆 408000 国家在处理多民族可能存在的冲突以及进行资源分配和利益调整中，其相关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会根本性地参与族际关系的构造，并起到制约性影响。因此，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策既是对各民族权力和利益的政治保障，也有着增加群体凝聚和调节族际关系的社会性功能。从政治心理的角度看，什么样的民族政策就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民在民族问题上的政治态度和可能的预期性政治行为，并形塑着国家政治文化的组成内容；从社会层面看，个体及群体的交往意向又是与国家政治及交往对象互动博弈的结果。作为社会关系之重要一种的民族关系，其交往实践和关系趋向，是可以通过考察一个国家的民族政策的价值理念和内容设计进行预测和判断的。本文就是通过对新中国民族政策的社会功能、价值理念、政治文化资源、国家实践等内容的讨论，阐述了新中国民族政策与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性状形成及可持续性之内在逻辑关系，对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关系基础的稳定性给出了理论论证。 一、新中国民族政策有着调节民族关系、实现国家整合的政治及社会功能 解决冲突、促进合作是公共政策重要的本质性特征，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会在出台相关的民族政策时考量其对国家内部的族际关系是否会产生影响，以及怎样的影响。这些政策既要经过权威层群体的内部博弈，也可能触动原有的社会关系的性状。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政策是其在一定历史时期为实现一定的目标和任务而规定的调整国际上国与国之间、国内团体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行为方式的依据和准则。”[1]所以，新中国的一系列政策，包括民族政策，就有着不同层级的群体间关系调节的功能。在一个经历了被殖民及内部战争创伤，刚刚实现了政权更迭，亟须通过人心向背和发展民生来巩固政治权威的新中国来说，内部各民族的拥护和认同、如何避免族际间关系的动荡都是当时政治决策要考量的内容。在当时世界范围内民族问题普遍，难以提供有效的政策参照、国内形势又极其动荡和复杂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选择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指导，确立了新中国民族政策的根本原则就是民族平等。各民族无论人数多少、无论社会发展的程度如何，所有民族在政治及其他一切权利上一律平等，杜绝任何一种民族主义，消除一切不公正的民族间的偏见和歧视，给予各少数民族保留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权利。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共两党仍然存在着争取民众的权力认同博弈，甚至有的少数民族还对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的能力抱有不信任的态度，新中国民族政策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实施，赢得了各少数民族的信任和拥护，起到了安定人心、维护社会团结的作用。 共产党人提出人民当家做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权利，坚持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极大地团结和凝聚了民心。李维汉同志回忆当时的国内政治局势时说过：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空前地增进了我国各民族间的一致性，把民族大家庭推进到新的可靠的基础之上。”[2](P241)新中国民族政策诞生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中国革命实践，内容涉及民族政治参与、族际团结、民族发展等各个具体方面，是适应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不断创新、发展、完善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自成立之初及一直以来的执政领导中，始终重视解决民族问题，致力于民族团结大局的体现。民族关系影响革命成功与否、影响国家能否实现统一和完整。回顾历史，共产党人为巩固政权、维护国家完整和统一所确立的政治制度和民族政策体现着共产党人的政治远见和治国智慧。 考察一个国家的民族关系，必然要考察这个国家处理民族冲突的解决策略。中国有一部分学者向来喜欢以美国做参照，也有人建议以美国模式为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样板。如果在同一时间轴上实事求是地考察中美民族关系，就会觉得这种说法不仅仅是妄自菲薄，更有罔顾历史之嫌。美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存在着制度性的种族隔离和歧视。与托克维尔同时期考察美国监狱制度的古斯塔夫·博蒙的著作《玛丽——或美国的奴隶制》，讲述了一个叫玛丽的黑人姑娘悲惨的爱情故事。玛丽虽然有黑人血统，却有着比白人还白的皮肤，即使如此，也仍然备受白人的欺辱。因为与一个来自法国的白人青年恋爱，玛丽和恋人不得不颠沛流离以躲避迫害，最后惨死于路途中。[3]这是十九世纪美国种族关系史的真实写照。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平权运动风起云涌之时，白人对黑人、包括对某些欧裔白人在内的种族歧视仍然深刻地影响着美国人的生活。记录和反思这段历史的书籍和影视作品仍然是美国学术研究和文艺表达的不朽主题。所以，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有些学者在做中美民族政策比较时会选择无视这段最基本的历史。相反，美国人自己的反省却深刻得多。在美国人看来，针对不同民族在公民权利上的巨大分野，甚至是同一财富层和受教育层的不同族裔群体都无法逾越这些制度性的身份鸿沟。美国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已超过半个世纪，但族裔间却仍然存在着偏见与歧视的内心壁垒。美国著名的全球问题研究专家杰弗里·萨克斯在新世纪依然表达着对美国种族问题的反思和忧虑。他认为，多样性始终是最挑战美国社会的现实难题，这不仅割裂着美国社会，还引发了充满血腥的美国内战，并“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里创造出了一个不同种族之间存在深深隔阂的社会。”[4]尽管现代美国社会这种制度性的族裔歧视制度已经废除，但留在人们内心的创伤却需要经由漫长的时光和不同族裔人们的共同努力去化解。 国民是国家组成的重要因素，国民的团结和国家认同决定着国家凝聚力，是国家共同体稳定的基石。对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处理不好民族关系的问题，也就不可能确保国家内部的安定秩序。多民族国家的民族交往中，尽管关系参与主体的主观意愿和自发行为更可能被理解为关系的直接动因，而起实质性作用的却是国家行为。国家通过权力和政策作用引导、参与和形塑族际关系的理念价值、性状和趋向，并由此实现国家整合的目标。新中国的民族政策作为维系国家统一和稳定、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权威之体现，在促进社会团结、实现国家整合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