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海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发展历程及启示(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2:11:18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 汪海鹰 参加讨论
一、从“师夷长技以制夷” 到“五四运动”——中国文化自信的衰落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梦魇。中华民族虽然在战场上连吃败仗，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比战场上的失利更令人痛心的是，中国知识分子霍然发现，中国人在一向引以为豪的文化上也吃了大败仗，西方文化的优势成为西方人在战场上获得胜利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当然，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失败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在鸦片战争刚刚失利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并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1842年．最早提出要向西方人学习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将学习的方向定义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只是由于中国人不重视西方的技术，我们要向西方学习的只是他们的“长技”，而在文化上我国还是天朝大国，西方只是落后的蛮夷。 但是在中华民族被迫打开国门、派遣各种留学人员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感受到来自蒸蒸日上的西方文明的冲击。1876年，郭嵩焘在英国考察期间对西洋的政治制度有了更真切的了解。他在日记中写道：“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Parliament)议政院有维持国有之义，设买阿尔(Mayor即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 “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这表明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对基于西方文化产生的政治制度有了一种羡慕和向往之情，一句“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更是说明对中国的文化自信产生了动摇。在此前后，中国洋务派在声势浩大的洋务运动中高举“中体西用” 大旗．此时中国文化虽然依然是“体”，但西方的指代名词已经由魏源充满鄙视的“夷” 字变为了中性的“西” 字。洋务派在政坛上的逐渐崛起，与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的残酷现实是分不开的。这一残酷现实刺激了洋务派官员的神经，使他们认识到，中国要摆脱这种落后挨打的局面，必须向西方学习。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洋务派派遣大批留学生赴外国留学，大力兴建模仿西方的现代化工厂，开始建立一批西式的学校。应当说，洋务运动对于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还是有一些进步的意义。但是，这些洋务派的官员绝大部分都是自幼接受传统文化教育长大的清朝大臣，他们在内心深处仍然将儒家经典奉为万世不变的圭臬。然而，西方文明的步步紧逼迫切要求洋务派从文化上阐明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并直面西学的引进会不会对中学造成冲击的问题。为了解决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与引进西方文明的冲突，在西学和中学的关系问题上，洋务派努力地去证明中学与西学能够互相融通，引进西学对于中学来说能够起到极好的补充作用。在这一大的背景下， “西学中源”说应运而生。1865年，李鸿章就曾指出：“无论中国制度文章，事事非海人所能望见，即彼机器一事，亦以算术为主，而西术之借根方，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目为东来法，亦不能昧其所自来。尤异者，中术四元之学，阐明于道光十年前后，而西人代数之新法，近日译出于上海，显然脱胎于四元，竭其智慧不出中国之范围，已可概见。”郑观应也曾在《盛世危言》中指出：“今天下竞言洋学矣，其实彼之天算、地舆、数学、化学、重学、光学、汽学、电学、机器、兵法诸学，无一非暗袭中法而成。第中国渐失其传，而西域转存其旧，穷原竞委，未足深奇。若合天下之才智聪明，以穷中外古今之变故，标新领异， 日就月将，我中国四万万之华民，必有出于九州万国之上者 ”洋务派借“西学中源” 说进一步对中西之学有了“道器” “体用” 之说。李鸿章在1876年致友人的信中写道：“尝谓自有天地以来，所以弥纶于不敝者．道与器二者而已? ? 中国所尚者道为重，而西方所精者器为多? ?欲求御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而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篱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备，不难合四海为一家。盖中国人民之众，物产之丰，才力聪明，礼义纲常之盛，于地球甲诸国，既为天地精灵所聚，则诸国之络绎而来合者，亦理之然也。”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也指出：“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中体西用” 口号的提出充分说明了一点，虽然当时的知识分子没有放弃中国的文化自信，但已经不敢小视西方文化，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文明采取一种借鉴和重视的态度。 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彻底粉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中体西用” 的思路遭受惨重的失败，中国知识分子发出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慨叹。甲午战争的失败是自中华民族形成以来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文化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受到了空前的打击。在这种惨痛的领悟中，为了救亡图存，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艰难的探索。戊戌变法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提出引入西方政治制度——君主立宪制的口号。为了能够与当时的顽固派达成妥协，并获得中国大众的广泛支持，戊戌变法在思想武器上使用的是康有为撰写的《新学伪经考》和《孑L子改制考》。在这两部书中，康有为宣称东汉以来统治者独尊为儒学正宗的古文经实际上是刘歆为王莽篡汉而伪造的新学，这些伪造的新学湮没了孔子学说的“微言大义”。康有为将孔子推崇为改制的祖师，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元素附会于孔子。他写道：“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为人道之至，儒者举以为极者也? ?孑L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 “此条犹可考旧制男女平等， 自后世尊阳抑阴，乃广备妾媵以繁子姓，泰西一男一女，犹中国古法也。” “世卿之制，自古为然，盖由封建来者也。孔子患列侯之争，封建可削，世卿安得不讥。读《王制》选士、造士、俊士之法，则世卿之制为孔子所削，而选举之制为孔子所创，昭昭然矣。选举者，孔子之制也。”康有为把民主、平等、选举等都说成是孔子所创，其目的就是为了缓解保守人士对变法的压力。也就是说，变法派在引进西方政治制度时不得不高举孔子的大旗，以重新解释孑L子的论述来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张目。这充分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引进西方文明的时候仍然采取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 的态度。即便如此，戊戌变法还是遭到了顽固派的绞杀。从1898年6月11 13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 诏》算起，戊戌变法只持续了短短的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探索仍在进行，辛亥革命就是其显著的标志。在辛亥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已经逐步控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命脉，而清朝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的腐朽统治越来越激起国人的愤怒。在文化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达到空前的高度。过去人们信仰天地鬼神、崇拜祖先，而这个时候人们开始认为这些行为都是违反科学的陋习。一向神圣不可侵犯的君王如今也被赶下神坛，有人甚至讥笑天子是“未辨菽麦” 的“小丑”，更有人誓言要像荆轲一样“直取国中专制魔王之首于百步之外”。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也因倡导忠君、服从等礼教被斥为“致胎中国二千年专制之毒、民族衰弱之祸” 的“民贼”(星)。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核心理念都开始受到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批判。关于中西文化之辨，当时的知识分子大致分为三派。第一派是欧化派，他们特别强调学习和传播西方文化，采用批判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不将古来迂谬之学说，摧陷而廓清之，则新世界之文明无自而入”。但是，他们没有彻底否定传统文化，而是认为周秦学术、两汉政治、宋明理学等传统文化精华“皆可超越一世，极历史之伟观，较诸希腊罗马未或下也”。第二派是国粹派，他们侧重挖掘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有所谓“古学复兴”之说。针对欧化派不够重视本民族优秀传统的弱点．国粹派提倡发扬国粹来“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以传统文化的精华来推动社会的进步。第三派是调和派，他们对于欧化派和国粹派的做法都持批判态度。他们指出：“闻之开新、守旧两派之言矣。开新者日：欲造新中国，必将中国一切旧学扫而空之，尽取泰西之学一一施于我国。守旧者日：我欲强我国，行我古代圣王之法而有余，不必外法；或但取其艺学。二家之见，所谓楚则失矣，齐亦未为得也。” 他们认为，对于中西文化，人们不应该一概接受或一概排斥，而要视具体情况来定。“夫我国之学，可遵守而保持者固多，然不合于世界大势之所趋者亦不少，故对于外来之学，不可不罗致之。他国之学，固优美于我国，然一国有一国之风俗习惯，夏裘而冬葛，北辙而南辕，不亦为识者所齿冷乎?然则对于我国固有之学，不可一概菲薄，当思有以发明而光辉之。对于外国输入之学，不可一概拒绝，当思开户以欢迎之。”由上可知，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已经出现了否定传统文化核心理念的倾向，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主张全面引进西方文化，只不过他们还不是主流。大部分知识分子仍然没有对传统文化丧失自信，即便是调和派，也是主张融合和吸收西方文化中积极的一面，对传统文化中不合世界潮流的糟粕做有益的修正。 辛亥革命虽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由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软弱性，实际上使中国进入军阀割据的分裂局面。1919年1月，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并在和会上提出取消外国在华的一切特权，取消日本与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归还日本在一战期间从德国手中取得的山东各项权益等正义要求。但是，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操纵下，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的事实，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代表中国的北洋政府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各界爱国团体纷纷发出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礼行径．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并最终导致了轰动全国的“五四运动”。 广义的五四运动是指，自1915年中日签订“二十一条”至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追随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探索强国之路的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应当说，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是面对国难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爱国主义表现，是在特定环境下发生的。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是必然发生的，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从今天的观点看它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文化上，它主张打倒孑L家店， “错误的以为既然是新文化，就不能带有任何民族的色彩，因此就抹煞了一切民族文化的传统，甚至抹煞中国民族生活的特点，将中华民族文化上的民族特性也反对掉了”。五四运动的先驱们虽然具有崇高的革命热情，但在热情之下缺乏冷静分析的能力。他们简单地否定了一切封建时代的旧事物，好像那些不过是历史的错误和愚蠢的产物。他们不善于把同一事物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分开来看待，不能区别中国历史上带有人民性的东西。他们更看不到以下一点：一方面，旧时代的东西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具有某种落后性；另一方面，它们又具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性和革命性。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彻底崩溃了．知识界甚至出现了“全盘西化” 的错误思想。直到今天，这种文化自信的崩溃还深深影响着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