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海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发展历程及启示(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2:11:25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 汪海鹰 参加讨论
三、改革开放后知识界关于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争论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的、其后由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领导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富起来。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非常高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大幅度增长，国家整体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尤其是在近十年的时间内，世界范围内特别引人瞩目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中国的崛起。据统计，2002-2011年十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达10．7％ ，而同期全球GDP年均增长率仅为3．9％ 左右。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 伴随着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阶段在文化领域的显著特点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和融合西方文明中有益于现代化发展的积极成果，并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吸收和融合西方文明的过程中， 中国文化也经历了一种深刻的嬗变。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化的价值冲突冲击着人们的心灵，人们在文化实践中进行着一系列艰难的选择。应该说，任何一个文化开放的国家都经历过这种冲突中的挣扎。这种挣扎反映在文化问题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成为长期讨论的话题。这一话题集中地反映在“儒学与现代化是否冲突” 的问题上。 第一种观点认为，儒学对于现代化起阻碍作用。这些学者把近代中国未能实现现代化的责任归咎于儒学，因为儒家注重道德教化、忽视契约精神，而西方正是由于重视契约精神才实现了近代的腾飞，因此儒家文化对于重视契约精神的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这些学者还着重指出，儒家文化与科学精神是相冲突的。儒家讲究尊重权威和中庸之道，而现代科学精神要求拥有一种勇于挑战前人结论的勇气。科学讲究实验，而儒家讲究“重道轻术”，视实验为“雕虫小技”。因此，他们认为，必须彻底否定千百年来禁锢着人们思想的儒家文化，才能使中国走上富强、民主的现代化道路。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儒学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仍有其积极的意义。首先，经过扬弃和再造，儒学中的核心思想(如仁、义、礼、智、信等)对克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弊病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其次，儒学作为几千年以来中国古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已经深深融人中华民族的血脉。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的所思所想、一举一动都渗透着儒家文化的特征．而这种特征不会因为中国追求现代化就发生根本改变。再次，20世纪8O年代以来东亚地区日本、韩国等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的崛起。已经深刻证明儒家文化可以很好地与现代化相结合，从而发展出一种有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儒家现代化模式。最后，儒家文化作为一种入世的学说，非常强调个人人格的完善，这与我们今天所讲的“以人为本”有异曲同工之妙。现代化的目的是使人类更加全面和可持续地发展，因而每个人人格的完善可以成为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结合点。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贯穿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然而，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做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是极不可取的。如果从文化自信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这是因为，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总是离不开这个社会的文化传统。从世界范围来看，每个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也总是体现着该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同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着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血脉里流淌着的精神追求和行为规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中华儿女最本质的民族基因和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必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源泉。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习近平曾对这24个字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这个概括，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为这24个字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从国家层面来看，“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人者安，聚敛者亡。故王者富人；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是谓上溢下漏”(《长短经·大体》)，“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下》)，传统文化中的这些表述都是对国家如何“富强” “民主”做出的有益阐释。从社会层面看，“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墨子·亲士》)，“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商君书·更法》)等，都与“平等” “公正” “法治”精神相契合。从公民层面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以及《长短经》中对君子的定义：“夫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不诱于誉，不怨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谓之君子也”，这些直到现在都有其积极的意义。 改革开放的成就是巨大的，但由于自鸦片战争的近百年来，中国的文化自信曾经一度崩溃，文化不自信的余毒并未肃清，因此在理论界和思想界还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从文化不自信的角度看待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他们有意忽视改革开放鲜明的中国特色，错误地将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归功于照搬、照抄了西方文明，并偏执地认为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问题是照搬西方文明不彻底导致的。他们之所以有以上错误的思想，根源就在于深入骨髓的文化不自信，这进一步导致了他们的道路不自信、理论不自信和制度不自信。这种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非常有害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