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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京桦 佟德志:新时代中华民族话语的内在逻辑(2)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华民族话语的载体
    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意识曾经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和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大批开明人士从价值和精神等层面感悟到,国民缺乏建立于领土、文化、血缘和精神基础的民族意识。他们认识到在封建政体下,中华民族作为自在实体隐藏在王朝政权建设之下,导致中华民族意识比较淡薄。这是造成中华民族近代积贫积弱,屈辱历史的原因。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没有建立在国家和民族基础上的自我意识,他们只有宗族意识、家族意识和对不同朝代皇帝的忠诚意识。但是,朝代更替不是建立在同胞关爱、领土热爱和民族性基础上的整体爱国主义意识。梁启超希望中国人能有我是中华民族一员的自我意识。由此,他说“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之后,许多开明的有识之士开始探讨民族意识的内涵,开始认识到民族意识是民族生存、团结和复兴的关键,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对民族意识和民族复兴的呼声越来越高。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建设成为首先考虑的问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了中华民族意识形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建设,实行全国内的计划经济体制等政策措施起到了中华民族建设的作用。但是,对阶级观念的强化,导致我们忽略了取得革命成功的是同胞意识、民族团结、共同奋斗等民族意识。由此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时期形成的中华民族作为公共领域的公共价值被破坏。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此作为中华民族意识的统领。但是,因为社会大思潮被改革开放和学习西方所引导,所以,中华民族依然处于无需说明就必然存在的地位,铸牢中华民族意识依然没有被重视。据统计,在党的十二大报告当中,没有出现“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概念。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中华民族”概念出现3次,分别在阐述祖国统一、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描绘未来蓝图时出现。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中华民族”出现4次,分别在阐述伟大理想、在世界新科技领域中的地位、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祖国统一时使用。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我们忽视了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之间的区别,忽视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意识是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载体。由此造成以民族国家来看待现实问题视角的缺失。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分别影响着人不同层次的认同。国家建设强调外部规则一致性的约束。外在规则隐含着这样的理念:好生活与能力、付出相联系,任何人只要不违犯法律就能任意支配自己的财富而不顾忌他人。而民族意识强调历史脉络、历史定位、历史使命、内在认同和特殊的团结性,强调文化和精神,强调历史使命和民族成员的道义担当。缺乏中华民族意识所带来的历史使命感,我国的市场经济曾经付出过巨大的代价:环境污染、重复建设、腐败问题和粗放型发展等。
    据统计,从十五大到十七大,“中华民族”概念分别出现12次,17次,15次。这说明党的重大报告中已经重视用中华民族指称全国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但是,这三次党代会报告中,中华民族依然主要是作为历史回顾、国家统一、发展目标和团结凝聚力的表述出现,缺乏以中华民族作为基本论述单位和历史叙事的政治话语。中华民族主要作为描述性概念应用,而不是作为规范性概念来应用。这一时期,国家建设的政策目标依然是强调国家性。国家政策制定缺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形成的思考。
    党的十八之后,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并开始多次强调凝聚共识的重要性。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做了全面阐述,他指出:“凝聚改革共识难度加大,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任务艰巨而繁重,这就更需要下功夫去凝聚共识”“凝聚共识很重要,没有广泛的共识,改革就难以顺利推进,也难以取得全面的成功。”在凝聚共识思想体系全面系统提出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随后,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重视使用“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避免了不同层次民族概念之间的混淆。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形象地说,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同时他也强调“各民族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才有前途,才有希望”。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用中华民族指称人民和国家利益,赋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载体的地位。
    从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到党的十九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内涵、各民族和中华民族关系进行了定位,同时,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包含丰富的内容和价值取向,更加强调中华民族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发展繁荣等民族基本原则,更加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强调以“四个伟大”工程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条件等。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涵和价值的重视具有重大的建设性意义。这些话语从根本上改变了把中华民族作为阐述政治目标、历史叙述、国家统一和蓝图描述等话语时描述性使用的地位,为搭建中华民族话语的主导和基础性话语地位提供了科学的内涵、知识的力量。
    从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民族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强调自我发展和自我守卫,而不是排外。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突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姿态。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体人民的共识意识,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说: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调了中华民族成员生死与共、荣辱与共、守望相助的特殊同胞意识以及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
    习近平总书记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强调了民族意识的基本价值又强调了民族意识派生价值,奠定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话语体系的载体地位。作为派生价值,民族是全体人民公共利益的代表。共享文化历史能让人们更容易共享和遵守公共意志。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个人(单独的个体) 与凝聚集体理想的民族有了直接的关联。作为内在价值,追求全体同胞之间的平等、关爱、互助和包容价值是民族存在的真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到2035年,中华民族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指明,中华民族既是一个具有内在道德价值的客体,也是需要多民族国家努力去创建的政治文化共同体。作为道德客体,中华民族表明作为一个民族的成员好生活应该与好的道德相联系。同时作为具有共识基础的共同体,民族意识并不会固定不变,因为民族意识无法与社会和政治意识分割开来,意识产生的路径本来就纠缠在一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是一种成员意识。组成这一民族成员的利益是民族意识的最根本来源。中国人口数量庞大,其生理和心理特性很容易受到他们置身其中的生存环境的影响,我们很难知道这种影响什么时候会发生变化。由此,我们需要历史文化脉络的指引,我们需要在共同奋斗的历史脉络中清楚应该团结谁、保护谁,我们经济发展的目的应该是什么?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我们就会明白,作为民族成员,我们共享荣誉,共历生死。所以我们要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对少数民族做出政策倾斜;我们要保护弱者:农民、儿童和妇女的利益;我们要用积极的税收形式支持国家的再分配政策并为公共产品供应做出贡献。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不仅要求我们这一代人要承担历史责任,担负起延续和提高我们民族精神的历史使命感,而且要求我们要考量子孙后代的素质培育。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