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溥仪晚饭后对我吩咐说。
“是!”我不敢稍有懈怠，于是静静地坐在屋里，连盹都不敢打地等候着他的传唤。
那天，他从李玉琴那儿回来已经是午夜之后了。我仍然按照溥仪的“旨意”，在卧室内专心地恭候着他。
“准备好了吗?”
“早就为您准备好啦。”
我知道，他指的是让我给他注射男性激素之事，所以答应得很干脆。而且，事先我的确早已把针头消毒这类的准备事项弄妥了。
“这次打多少?”
对此，溥仪是一点儿也不马虎从事的。
“皇上，奴才还是按平常注射的那么多打。”
我小心谨慎地回答着他，观察着他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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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溥仪“嗯”了一声，也就没再说什么，可当时将我吓了一大跳，以为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呢。
实际，任何事儿也没有。注射后，溥仪穿好衣裳，又再次叮嘱我说：
“这几次针注射得不错。打今儿起，我也许睡得更晚一点儿，你也得完了事才能睡觉。”
“是，是。”虽然我嘴里答应着，当时，我却并不明白溥仪的真正用意。
过了一天，到了夜间，我才发现溥仪确实睡得比以前更晚了。他从李玉琴那里回来时，我都困得拿不起个儿来了，而一听见他回屋的动静，就得赶紧勉强挣扎着打起精神，拿起针头全神贯注地为他注射。
他回来的时间越来越晚了。
有一天后半夜，我为溥仪注射完男性激素，走出缉熙楼时，外面的麻雀已经吱吱喳喳地叫起来了。这也就是说，天已经快大亮了。其实，当时我的心里也在思忖着，溥仪的生活这么没有规律，注射什么激素都不行呀。生活注意点儿，比这恐怕要强得多。
可那时，我全然不知道，溥仪的生理早已经在京城的宫内，就随着他生活的畸形和没有节制而陷于完全病态了。
据我后来所知，溥仪与李玉琴之间也根本没有什么夫妻之间的“幸福”可言。
溥仪那原本不正常的病态心理，对“福贵人”不可能有哪门子温暖，只是拿她作个解闷的“妻子”而已。李玉琴后来亦曾谈过这方面的情形。她说：
“溥仪有一天曾经对我谈起，我一天都是烦人的事情，哪儿有什么欢乐的事啊?只是你一来到这里，我才稍微高兴一点儿。所以你就得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让我高兴才对。我高兴的事情，你要做，我不高兴的事儿，你就不能去做。你的任务就是这么简单……”
也许，直到此时李玉琴这才明白，自己不过是溥仪在烦闷之时，手中的一个活“玩具”呵!实际上，她也是刚刚过了玩“玩具”的年龄不久。
在伪宫内近于囚禁般的生活里，她又拾起了玩具，整天抱着一个大个的布娃娃不松手，算是作为她的精神寄托。
宫里头知道的人们中，甚至有人不免说她单纯得近乎有点儿“憨”。话说回来，哪个正值青春妙龄的大姑娘整日里被圈在一个不能轻易见着人的地方，还能够有内心的真正欢乐呢?!
偶然，也可以见到溥仪带她去同德殿去看一看电影，虽说都是那些看过了多少遍的旧片子，毕竟在单调的生活中有了一点似乎新鲜点儿的内容。可是，次数少得太可怜了。以后由于战事紧张，宫内干脆就不让放映电影了。
于是，这惟一的一点儿乐趣也就没了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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