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崖文化遗址的调查及相关问题(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5:11:24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曹大志 参加讨论
三 相关问题 在两项调查工作的基础上,作者对商代晚期黄土丘陵考古学文化的相关问题产生了一些认识,这里仅选择几个问题探讨。 (一)关于西坬渠类型 目前经过发掘的西坬渠类型遗址有陕西安塞的西坬渠和佳县的石摞摞山[6]。两地的发现表明黄土丘陵北部有一类遗存独具特色,其陶器群只有蛇纹鬲、甗、罐、红陶三足瓮四种陶器,石器群则由大量燧石细石器组成。在本研究工作中,笔者曾随张天思先生一起到西坬渠遗址进行调查,并且发现同样的陶器组合还出现于陕西北部以往调查的一百余处遗址。这些遗址分布于绥德、子洲、米脂、榆阳、神木、府谷、安塞、志丹、吴起、佳县、子长、横山等地(表三),位于李家崖文化的西、北面,只在东南方向与李家崖文化分布区稍有重叠。西坬渠的三足瓮与李家崖文化的形制相似,但是皆为细绳纹红陶(李家崖文化遗址上也偶见红陶三足瓮,可能是西坬渠类型遗物);西坬渠的蛇纹鬲是陶器群主体,与其相似的蛇纹鬲以往也散见在李家崖文化遗址和关中地区的晚商时期遗址中。据此,西坬渠类型的年代大致在晚商时期,与李家崖文化并存。西坬渠类遗存有稳定的特征、明确的分布地域和存在时间。笔者认为,按照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规律,可以称为西坬渠文化或西坬渠类型。它的主要来源是朱开沟文化[7]。 (二)李家崖文化的来源问题 李家崖文化的来源目前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世纪以前,李家崖、朱开沟两遗址的发掘者吕智荣和田广金先生都曾把朱开沟文化和李家崖文化看作源与流的关系。当时标准的说法是朱开沟文化的人群在气候恶化的压力下南徙形成了李家崖文化[8]。然而近年来,两个文化之间的承接关系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怀疑。随着西岔和西坬渠类型的发现,李家崖和朱开沟之间的不连续性变得更加明显。李家崖与朱开沟的陶器群有很大差别,而西坬渠不仅占据着朱开沟和李家崖之间的地区,且陶器群与朱开沟的继承关系更密切。例如西坬渠最主要的器型蛇纹鬲显然是从朱开沟文化发展而来。在一定程度上,当年认为李家崖是朱开沟的后续文化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黄土丘陵相当于二里头、二里岗阶段的遗存稀少(这与发现了成千上万聚落的公元前3千纪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位于黄土丘陵北端的朱开沟是当时所知唯一持续到公元前两千纪中期的文化,它自然成为了李家崖文化来源的不二选择。 通过检视黄土丘陵的陶片标本,我们能够确认当地二里头至二里岗时期遗址很稀少,但是在黄土丘陵的山西一侧,可见这一时期的遗址50个左右(表四),并且在石楼的实地调查中也发现了曹村、东卫、南沟西北3个二里头时期遗址(图五〇、五一)。 图五〇采集的二里头时期陶器 1.南沟西北2.东卫3.曹村 图五一黄土丘陵二里头时期遗址 这些发现很重要:陶器标本一方面表现出与李家崖文化相似的特征,如在陶质、陶色、纹饰等方面很难区分;另一方面又与吕梁山以东的白燕四期文化有明显的亲缘关系,如流行麦粒状绳纹、鬲有长颈、大袋足、高足跟带刻槽等特征。也就是说,早于李家崖时期的黄土丘陵曾存在接近白燕四期的考古学文化。白燕四期文化在吕梁山以东的二里头时期特别发达,进入二里岗时期后在山西高原的大部分地方急剧地衰落,在晋中的白燕等遗址则经历了二里岗文化的强烈影响[9]。根据这些情况,笔者倾向认为李家崖文化的主要源头是向西发展的白燕四期文化,它在二里头时期开始出现于黄土丘陵东部,可能在二里岗时期受到中原早期国家的压迫向西发展,在洹北至殷墟时期演变为李家崖文化。不过应当承认,目前仍很缺乏黄土丘陵地区二里头至二里岗阶段的陶器资料,这个观点有待将来验证。 表四山西吕梁山以西的二里头时期遗址 (三)李家崖文化的下限 年代迄今为止,黄土丘陵没有发现过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只在南缘的延长岔口发现过一个窖藏,包含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的铜器[10]。这与殷墟时期铜器的大量发现形成了鲜明对比。有的学者认为一些青铜工具、武器的年代属于西周,但没有任何明确西周时期的器物伴存,纯属猜测。比起黄土丘陵的商代铜器,以往对当地西周铜器的缺乏关注较少,但这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无独有偶,黄土丘陵迄今很少发现西周时期聚落,而这并不能归咎于工作不足,因为几十年的工作已在黄土丘陵记录了无数其他时期的遗址。在检视陶器标本的过程中,我对西周时期给予了特别关注,发现除了陕北地区的南缘,整个黄土丘陵都未见有西周早期和中期文化因素的陶片,西周晚期的陶片也只有零星发现。这有力的说明,黄土丘陵在西周的大部分时间内人口稀少,只是到了西周晚期人口才渐渐恢复。黄土丘陵不再有铜器埋藏和这个地区的荒废同时发生,应该有着共同的原因。 李家崖遗址的发掘者提出李家崖文化的年代可以晚至西周中期。这种看法的根据是李家崖遗址出土有被认为是西周中期的陶器(主要是陶鬲、豆)[11]。我观摩了陶器实物,认为它们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典型周式陶器,与李家崖文化的截然不同,不可能从李家崖陶器发展而来,因此不是李家崖文化的延续;这几件陶器零散的见于几个地层,很可能是发掘中混入的晚期遗物。李家崖遗址上的李家崖聚落和周代聚落之间应有中断。 有的学者基于文化分期推测李家崖文化可以晚至西周中期。但由于黄土丘陵特别的堆积形态,目前可资研究的地层关系、陶器资料仍很缺乏,李家崖文化的分期还很不完善。更重要的是,李家崖器物群中从未发现共存中原式的西周早、中期器物,无法通过跨文化比较进行交叉断代,针对相对年代的文化分期并不能解决绝对年代问题。不见西周早中期的周文化影响是一个重要现象。西周文化影响力很强。随着西周国家的扩张,遥远地区的土著文化都烙上了明显的西周文化的印记,如东面的山东、南面的湖北、东南面的江苏与安徽、西面的甘肃。如果李家崖文化曾与西周文化并存,必然受到周文化的强烈影响,或是器物面貌发生改变,或是经常共存周式陶器。很难想象距离西周核心地区如此近的黄土丘陵可以与世隔绝,完全没有与周文化发生联系而受到影响的迹象。基于这些考虑,笔者认为李家崖文化的下限年代虽然可能进入西周初年,但时间不会很长。 也有学者青睐万能的“气候压力—人群迁徙”模式,声称西周时期的黄土丘陵为游牧人群所占据,所以罕见考古遗存[12]。这个假设同样值得怀疑。首先,黄土丘陵的中南部与相邻的关中盆地和汾河谷地气候相差不多,这两个地区在西周时期农业人口稠密,则紧邻的黄土丘陵不会有多么大的气候压力。其次,黄土丘陵的景观和植被并不适合游牧,历史时期这里从来也不是游牧人群的家乡,只是黄土丘陵的北端常受游牧人南下的影响。再次,与这个假设相反,游牧人群在考古记录中并非不可见;如果黄土丘陵被游牧人占据,他们自会留下墓葬等物质遗存。 (四)黄土丘陵的生计方式 传统历史学多把青铜时代的黄土丘陵想象为游牧人群占据的地方,这种观点在当代依然有很大影响。生计方式对于我们深入理解黄土丘陵的社会有重要意义,因此笔者在调查工作中给予了特别关注。 首先,从物质文化来看,李家崖文化有很多用于收割的磨制石刀,有复杂的陶器群,使用并铸造青铜容器,营建数以百计的聚落,建造大型夯土建筑和城堡,这样的复杂性反映了很高的定居程度,不可能建立在游牧生活方式的基础上。相比之下,西坬渠类型目前不见石刀等磨制石器,有大量的燧石细石器,陶器群很简单,分布地域内没有出土过青铜容器。参考民族学材料,西坬渠很简单的生活器具可能代表了在降水和气温不允许很多种植业的环境中更依赖动物蓄养的非定居生活。西坬渠和李家崖物质文化的差异可能反映了黄土丘陵自西北向东南定居程度的增强。 其次,从动物考古资料来看,柳林高红和清水河西岔遗址的山羊/绵羊比重只有25%左右,比黄土丘陵传统农业社会的70%低得多;家猪比例则超过40%,比传统农业社会中的20%上下更高[13]。青铜时代对羊的依赖程度更低,又能够饲养如此多的猪,说明有相当的农业剩余;猪的迁徙能力差,说明当时的定居程度较高。 再次,从植物考古资料来看,笔者在石楼的调查中获得了碳化作物种子,是李家崖农业的确切证据。我们在10个遗址的剖面上采集了20份龙山和李家崖时期的土样,用小水桶进行了浮选,并交给植物考古专家进行实验室分析,结果见于表五。每一份土样都包含作物种子,出现率为100%,证明谷物生产在公元前3千纪的新石器时代和公元前2千纪后期都很普遍。粟、黍、大麦是确定的作物,此外大量的禾本科杂草因与谷物伴生通常被作为农业活动的指示。杂草水平较高可能暗示农业操作比较粗放。 总之,通过考古调查的遗迹、遗物和采集的植物考古资料,我们对黄土丘陵晚商时期的生计方式有两点认识:其一,整个黄土丘陵的生计方式不是均一的,自东南到西北的定居程度有高低的不同,可能结合了不同比重的种植业和动物资源利用;其二,李家崖文化的定居程度较高,李家崖文化的人群是营粗放农业的农民。 表五石楼调查遗址浮选结果\ 注:感谢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高玉博士进行了样品鉴定。 注释 1这一地区在地貌学上一般称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为简便起见本文称为“黄土丘陵”。 2[5]杨绍舜:《山西石楼褚家峪、曹家垣发现商代铜器》, 《文物》1981年第8期。 3杨绍舜:《山西石楼义牒又发现商代铜器》, 《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 文物出版社, 1980年。 4石楼县人民文化馆:《山西石楼义牒发现商代铜器》, 《考古》1972年第4期。 5吕智荣:《陕西安塞县西坬渠村遗址试掘简报》, 《华夏考古》2007年第2期。 6西坬渠遗址的发掘者吕智荣先生虽然没有以此命名一个文化, 但是他早已认识到西坬渠的陶器群是一个稳定出现的器物群, 并且称其为“后期朱开沟文化” (2010年私人交流) 。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 第593页。 8许伟、杨建华:《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第一地点发掘简报》, 《文物》1989年第3期。 9姬乃军、陈明德:《陕西延长出土一批西周青铜器》, 《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5期。 10张映文、吕智荣:《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报》, 《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 11沃浩伟:《晋陕高原商周时期青铜器分群研究》, 收入《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 科学出版社, 2008年;蒋刚:《南流黄河两岸出土青铜器的年代与组合研究》, 收入《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 科学出版社, 2008年。 12柳林高红的动物构成见罗运兵《中国古代家猪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2007年;清水河西岔的动物构成见杨春《内蒙古西岔遗址动物遗存研究》,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年。传统农业社会的畜产构成见Cao, Dazhi, “The Loess Highland in a Trading Network (1300-1050BC) ”,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14。 (原图标略去,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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