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云南民族大学顺利召开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7:11:24 中国民族语言学网 王龙 参加讨论
2019年10月27日至29日，由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云南民族大学主办，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承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南方少数民族小文种文献保护与整理研究课题组”协办的“第九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云南省昆明市云南民族大学举行。来自法国、蒙古国、匈牙利、美国、俄罗斯、日本和国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新疆大学、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天津大学、宁夏大学、广西大学、陕西大学、黑龙江大学、西南大学、贵州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共7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会上，与会学者就突厥、回鹘、察合台、契丹、女真、西夏、蒙古、八思巴、满文、锡伯、彝、壮、纳西东巴、白、水文等文字文献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包括新材料和新碑刻的发现与整理，少数民族文字的文字学研究、词语的考释和语法的研究，还有相关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贯穿了文献学、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方法。 会议开幕式由云南民族大学赵纯副校长主持，云南民族大学校长张桥贵介绍了云南民族大学的基本情况，并对与会学者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延中、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院长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Pierre Marsone分别为大会开幕式致辞。王延中所长指出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和文献是中华文化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在当前的形势下加强对少数民族文献的研究和宣传，将会进一步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我国各民族间的了解，有利于形成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的大好局面。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院长回顾了历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为主办方对参会人员表示了感谢。Pierre Marsone教授肯定了历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为民族文化研究和学术交流所做的突出贡献，并希望该届研讨会在史料的分析和解读方面会有新的可能性。 在本届研讨会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延中、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院长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院长钟进文、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孙伯君、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张铁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聂鸿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王锋等被聘为云南民族大学客座教授。 会上，五位专家应邀作了主旨发言。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聂鸿音研究员《党项人“考辨”》结合传世典籍、考古资料及西夏文献，对“党项人”进行了考辨，指出西夏人设计了一套文字同时记录两种语言，西夏境内的党项人内部分成两个部分：自称“番”的人群又称“黑头”，说“番语”；自称“勒尼”的人群又称“赤面”，说勒尼语，两种语言差别很大，勒尼语使用范围很窄。阿穆尔国立大学教授安德烈-帕夫洛维奇-扎比娅卡“Чжурчжэньский текст 1127 года на наскальных изображениях реки Архара”（阿尔哈拉河流域1127的年女真文岩画）以2003年、2014年至2018年对阿尔哈拉河流域岩画实地考察研究为基础，经过考证认为此文字是1127年书写在岩石上的女真文字，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在阿尔哈拉河沿岸的文字书写体，其内容揭示了金帝国时代的女真迁徙历史，以及他们在东亚以及东北亚相邻区域的文化传播过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孙伯君《元代<河西藏>编刊资料补正》重新释读了《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梳理西夏后裔整理遗存西夏文佛经，以及最后纂集刊入《河西藏》这一过程，无疑有助于了解西夏后裔在元朝的生活实态，堪为还原西夏灭亡后其后裔在南宋末年和元朝早期的宗教活动，管窥西夏后裔远离故国，在中原结社与生存的社会背景，乃至研究古代宗教维系的共同体社会提供有益的材料。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院长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教授《回鹘文华严文献研究的最新进展》全面回顾了回鹘文华严文献研究的情况，并通过图文展示介绍了华严文献研究的最新进展。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张铁山教授《敦煌研究院旧藏三叶回鹘文<增壹阿含经>残叶及相关问题研究》对三叶回鹘文《增壹阿含经》残片进行了释读，并对其版本、译者、翻译年代、翻译方式及夹写汉字现象进行了研究。 分会场学术交流主要分为三场举行，下面我们按照文字的发生学分类，分阿拉美字母系文字、汉字系文字、阿拉伯系文字、自源文字、拉丁字母文字分别进行阐述。 一、阿拉美字母系文字文献研究 突厥回鹘文字文献：刘戈《回鹘文斌通契文书中的佛教色彩》指出用回鹘文书写的斌通文书，内容涉及的是普通居民的世俗生活，字里行间却表现出浓郁的佛教色彩。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安藏所译回鹘文《华严经》的翻译特点》对安藏翻译的、分藏在兰州、柏林、台北、京都等地的回鹘文《华严经》的语言特点进行了探讨。王红梅《宋元时期回鹘弥勒信仰考论》依据出土文献来判断，回鹘的弥勒信仰并非直接来自汉传佛教，而是深受受到西域本土以及印度弥勒信仰的影响，并且《弥勒会见记》所蕴含的“成佛在人间”弥勒观对回鹘佛教徒影响较为显著。米热古丽•黑力力《两篇东洋文库本<高昌馆来文>研究》主要对李盖提所做巴黎本和胡振华、黄润华所做国土本中未收录的两篇文献进行校勘研究。张巧云《维吾尔佛教文学研究中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简要介绍和梳理了维吾尔文学与佛教以及“维吾尔佛教文学”与其他相关术语的关系，进而探讨这一术语的界定、研究范围、历史分期、特点和研究方法。李刚、吾买尔·卡得尔《吐鲁番伯西哈石窟残存回鹘文题记小考》将吐鲁番的伯西哈石窟现存有回鹘文题记的两个石窟进行研究，认为4号窟为榜题，内容用来说明壁画的内容，3号窟内容多为漫题，属于香客或到此礼佛人的题记。两窟回鹘文题记的研究对于后续吐鲁番其他石窟回鹘文题记套式或语言特征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赵洁洁《回鹘文借贷文书中的bar yoq与汉文同类文书中的“东西”考》通过考证认为，回鹘文文书中的bar yoq、ištin taštïn、örü qodi这三个词组出现在固定的句式和结构中，与汉文同类文书相对应。这一现象体现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借鉴与融合，反映出汉文契约文书的格式、套语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乃至语言产生过直接影响。海霞《丝路医药文化交流研究——以新疆出土医药文献为例》一文以新疆出土回鹘医药文献的分布和类别为切入点，进而梳理其中所涉医药文化交流的脉络，以个案形式探讨，进一步推进丝路医药典籍的发掘，深入中国传统医学同世界其他传统医学文化的交融研究。白玉冬《和田出土鲁尼文木牍文再研究》对新疆和田（古于阗）策勒县达玛沟佛教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并依据高清度图版对当地出土的6片古代突厥鲁尼文木牍文进行了调查研究，对于阗王国抵抗喀喇汗朝扩张历史研究有所裨益。李树辉《“叶护葛逻禄”译名辨误》指出jaf?u即汉文史籍中的“叶护”；jabaqu为操用印欧语的炽俟（?igil）集团中的部落名，亦即狭义的葛逻禄，为葛逻禄集团的核心部落，汉文史籍中音译作“药勿葛”、“婆蔔”、“婆匐”。jabaqu qarluq实指狭义的葛逻禄，应译作“药勿葛葛逻禄”、“婆蔔葛逻禄”或“婆匐葛逻禄”。将二者混同，译作“叶护民族”、“叶护族”或“叶护葛逻禄”，并非仅是翻译之误，而是直接关涉到对葛逻禄历史和中亚古代史的认知问题。崔焱《鄂尔浑—叶尼塞碑铭动词构词附加成分研究》对《鄂尔浑—叶尼塞碑铭》动词的各种附加成分的意义予以定性的平面描写，由此考察这些附加成分的构词意义，在语态部分与回鹘文献语言及现代突厥语言比较，考察突厥语动词构词附加成分的流变。郑华栋《古代突厥—回鹘文文献中表示空间意义的后置词üzä》指出突厥“三大碑”中表示空间意义的后置词üzä所支配的静词呈现出主格和位格两种形式并存的特点，但在此后的古代突厥—回鹘文文献中却仅表现为静词主格形式。 蒙古文字文献：长山《蒙古文iüi的来源》指出由于受满文的影响，清代蒙古文舍弃以字母ü（或ö）拼写的习惯，以iüi形式拼写清代汉语“居鱼”韵，所以，现代蒙古文拼写汉语借词的音节字iüi、niüi、liüi、?iüi、?iüi、siüi是在清代满文的影响下形成的。ENKHTSETSEG Dugarsuren“About letters in Mongolian traditional script during the Ming dynasty”简要介绍了明代蒙古文字文献的研究的基本情况。 八思巴文字文献：包乌云、其力根《论一款特殊的八思巴字蒙古语碑文》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新发现的一款八思巴字蒙古语碑文进行了临摹和释读，并对该碑文的内容进行较详细的考证研究。陈鑫海《八思巴字汉语研究的新进展（国内部分）》全面系统梳理了2015年以来八思巴字汉语研究的最新进展，并展望了八思巴字汉语研究当前出现的新特点和新趋势。 满文文字文献： Alice Crowther（曹君）《十九世纪的满文善书》着重讨论了满文翻译的十九世纪善书《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隐骘文》和《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的翻译过程和目的。高娃《莲花净土实胜寺满汉蒙碑文对比研究》基于现存蒙古文碑文残片、对校底本满文及前人整理成果复原蒙古文碑文，同时指出前人拉丁转写的讹误及脱文。顾松洁《钦定格体全录书》版本刍议对《钦定格体全录书》在全文翻译的基础上，揭示其详细内容，并对其版本情况做一探讨。庄声《十八世纪日本海漂流民与清朝对外政策——以新发现的满文档案为中心》主要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满文档案为中心，结合满文文献，详细描述清朝边境官员如何对待漂流到吉林乌拉海岸的外藩漂流民，同时考察清朝的对外政策。永志坚《一部尘封多年满文户籍册的考证研究》对流散于锡伯族民间满文户籍册的编纂年代和所属旗佐及背景，做了比较深入的考证分析，得出该户籍册应为伊犁驻防锡伯营正白旗户口册，编纂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是沙俄占领伊犁后为征收人头税而逼迫锡伯人编纂呈报的，也是沙俄殖民统治伊犁各族人民的一个铁证。贾越《满语书面语格范畴分类及格标记属性考察》考察出满语书面语屈折格系统有6种格，分为句法格和语义格两种类型，句法格和语义格具有核心功能和分布特征等显著差异，并考察满语格标记的音系、分布和历史演变，确定满语格标记的属性为词缀。王敌非《欧洲藏<同文杂字>考》指出欧洲各国收藏《同文杂字》版本众多，语言独特，可为满语文、蒙古语文和汉语文的比较研究和满文小学类文献在欧洲的流传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邓晶《<钦定四库全书?琴谱合璧>初探》通过对书中满文的解读和对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的分析揭示了满文词?????mudan和?????kumun除了我们已知的语义外还有“调式”的含义，并列举了书中异彩纷呈的满文音乐译词,分析了《琴谱合璧》对器乐演奏的所作出的贡献。 锡伯文字文献：Ildikó Gyöngyvér SÁRKÖZI （沙伊珂）“New Sources of Chinese Sibe History and Family Trees：The family tree collection of Guan Wenming, a self-taught Sibe historian”指出1938年出生于中国西北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位锡伯族历史学家，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和研究新疆的锡伯家谱，他的收藏给我们提供了研究锡伯语和中国语言的丰富资料，是研究锡伯族历史和家谱的宝贵资源。文华、王昭然《锡伯族舞蹈文献调查》针对锡伯族舞蹈文献研究成果进行了统计、整理、分类，并按区域对东北、西北地区舞蹈文献研究现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解读。时妍《黑龙江锡伯族古籍文献概述》全面介绍了黑龙江的锡伯族古籍文献。 二、汉字系文字文献研究 本部分主要包括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和南方仿汉字式文字文献的研究。 西夏文字文献：彭向前《试论“夏译汉籍”中的史料价值》指出“夏译汉籍”不仅可以获得中原政权和周边民族在文化上互动的史实，还具有证史补阙的特殊史料价值。段玉泉《西夏佛教序跋题记的史料分析》认为西夏佛教序跋题记保存有不少非佛教史料，对西夏佛教史的构建和职官、族姓、地名、国名、年号等等方面也有一定研究价值，当然，使用过程中对材料本身存在讹误还需要辨正。潘洁副研究员《从出土文书看夏元时期黑水城的渠道及水权》认为元代黑水城的渠道除了与土地相关，已发展为基层组织渠社，统计户籍、人口和赋税，水利分俵问题凸显。佟建荣《黑水城出土元代版刻述略》对黑水城出土的元代版刻继续了全面系统的梳理考证。张笑峰的《元代亦集乃路官学教育研究——基于黑水城文书中儒学、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材料的考察》以黑水城文书为研究基础，结合蒙元文教政策与教育发展历程，对亦集乃路地方官学教育的建制、生员及内容等问题进行考察，认为亦集乃路官学教育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具有儒学、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兼容并蓄，生员中蒙古、色目人汉化与汉人胡化现象并存，其来源深受赋役优免影响，教育内容上庙学合一，祭祀和教学并重等元代文化教育特色。麻晓芳《西夏语复数后缀研究》综合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西夏语的复数后缀提出了新的认识。王龙《从出土文献看西夏与鞑靼的关系》综合考察了传世文献和存世西夏文献中明确提及鞑靼的资料并加以翻译，展现西夏与鞑靼的密切关系以及双方往来的方方面面。 契丹文字文献：Pierre MARSONE（马颂仁）“Written and Oral Language in the Stele Memorandum on the Matrimonial Unions of the Great King”（讨论辽代奚《大王记结亲事》碑的特色和意义）详细介绍了内蒙古宁城县发现的辽代《大王记结亲事》碑的特色和意义，指出《大王记结亲事》碑是现存奚族最早的碑刻，也是辽代石刻中时代最早者。主要记述了奚王与契丹娉女、求妇、续娉等事件，并对婚姻过程中将羊、牛、马、金腰带、衣服等财物最为聘礼的数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是了解代奚族的婚姻习俗、社会经济状况、奚族与契丹关系的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另外，该碑文用白话文刻写，其所包含的大量方言为研究奚人的语言提供了宝贵资料。卡佳《<辽史语解>里的契丹语和满通古斯诸语同源词研究》对《辽史语解》里的契丹语和满通古斯诸语同源词进行了比较研究。郑昊《<辽史>中所见“郎君”、“沙里”与“舍利”之关系》认为《郎君行记》一碑中的“郎君”是作为特指代词指代金将撒离喝，撒离喝选择了以契丹小字音译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女真语名字，而按照当时的翻译习惯契丹小字的“沙里”一般被翻译为“郎君”，从多个角度来看，“沙里”一词被译为汉文时是“郎君”，但是“舍利”并不等同于“沙里、“郎君”。 古壮字文献：Peggy. Millike（白丽珠）、林亦《方块壮字文献处理软件OBwan的检索与纠错功能举例》简要介绍了方块壮字文献处理软件OBwan的检索与纠错功能，指出OBwan软件系统非常适合用来研究方块壮字以及用方块壮字创作的文学作品。蒙元耀《壮族<贼歌>抄本比较研究》比较存世的五份平果抄本、两份田东抄本和三份马山抄本，指出《贼歌》的形制、抄写的年代各自不同，说明《贼歌》在当地相当流行，能帮助我们理解壮族的民众心态和壮乡的风土民情，也能了理解这些方块壮字的构成理据和壮歌的语言特点。李明《论古壮字与古越人纹身习俗的关系》从比较文字学角度，结合文字、文献、民俗考古等内容分析了流传于古代壮族民间的古壮字与古越人纹身之间的关系，指出一些古壮字或古壮字的构字元素来自于古代越人的纹身符号。 三、阿拉伯字母系文字文献研究 察合台文字文献：菅原纯《省制期南疆民事纠纷处理流程 ：以调解文书为依据》依据现存的察合台调解文书，对人民调解制度先行时期新疆南部农村社会的民事纠纷问题进行了探讨。阿衣努热•牙生《察合台文献<麦西来甫诗集>研究》指出《麦西来甫诗集》作为维吾尔古典文学史上的一部巨作，其构思巧妙、设想新奇、结构精美、描写细腻、语言生动，有很高的思想、艺术和研究价值。任仲夷《<五体清文鉴>中察合台文时间词探析》着重探讨了《五体清文鉴》中的察合台文时间词，对于时间的认识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买合苏提•色来木《浅谈察合台文献目录及编写方法》主要介绍了编写察合台文文献总目提要范围、格式和内容等问题，探讨和分析了察合台文文献总目提要的重要性和编写过程中要遵守的规则和方法。 四、自源文字文献研究 自源文字主要包括彝文、纳西东巴、哥巴文、水书、尔苏沙巴文和傈僳音节文字。本部分提交的文章包括彝文文字文献、纳西东巴文字文献和水书文献的研究。 彝文文字文献：蔡富莲《凉山彝族毕摩文献<尔迪尔疵>与彝族的洁净／污秽观》认为“尔”（臭味）具有家族遗传的特性，将其与麻风病、痨病一并归入污秽肮脏之列，对有此特征的人采取一系列社会与文化隔离，使他们成为被边缘化的一类人，反映了彝族对洁净／污秽的认知。摩瑟磁火《彝族诺苏支系史诗勒俄文本相关问题刍议》探讨了勒俄的文本异文及书面文本与口头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试图阐明流传于世的各种勒俄写本可能并不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来自某个共同的原本或某个单一的原型，其文本也并未最终“定型”，至今仍在持续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之中。杨元晟《彝文经籍文化解读释例》以彝文《劝善经》为研究对象，指出彝文经籍只有进行充分的文化解读，才能挖掘蕴藏在经籍中的文化知识，并阐释其现实意义以指导当下的各项社会建设。文智《<大定县志•殊语>载倮罗语与夷语研究》选取《大定县志》里面的《殊语》一篇，以国际音标记录对应的贵州彝语各土语的音，对比当时夷语和倮罗语的汉字记音，对当时的记载进行分析，探究所记语言的记音方言。 纳西东巴文字文献：邓章应《四川木里依吉东巴文收据三则译释》主要以2018年11月西南大学文献所东巴文研究团队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采集到的三份东巴文收据为基础，在逐字解读的基础上对其文字进行一些研究。李晓亮《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图书馆藏东巴经初考》将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图书馆藏东巴经书编目，并初步考察了经书所属地域和经书的搜集者及时代。钟耀萍《纳西东巴文的整理与研究》简要介绍了纳西东巴文的整理与研究。 水书文字文献：潘朝霖《水文圆圈笔画字研究》指出水文不仅保留着图画、象形、抽象文字兼容的特点，还保留着原始造字的原始性、随意性，为我们研究甲骨文、金文中的类似笔画字提供了活态的文字资料。王炳江《水书抄本文献的释读：要素、层次与方法》综合考察水书抄本文献相关释读要素的基础上，通过三个层次来对其进行释读分析，进而提出了“五位一体”释读法，以期可以为译者提供完整、准确、有效的水书抄本文献释读路径。蒙耀远《水书词汇类型研究》认为水书词汇自身属于专门词汇，是水族文化语言特有的词汇类型，这些专门词汇反映着水族文化内涵，体现水书的文化特质。白林海《出土中国史前文献中古文字符号的水族水书元素探析》以水族水语水书文字释读了几个中国史前画及古文字符号，试图论证水族文化及水书文字符号对中国史前画及古文字符号的可读性，对研究中国史前文献有一定的借鉴。 五、其他文字文献 闫进芳《小儿锦<侯赛尼大词典>释读及相关问题研究》对《侯赛尼大词典》的历史背景、汉语拼音转写、声韵系统以及词典编排体例等问题做了初步的考察和探讨，希望通过对一本文献材料的释读，窥探小儿锦文献所呈现的结构与特征。张玲妹《乙种本<暹罗馆译语>汉语基础语音研究》通过分析乙种本《暹罗馆译语》声韵的对音规律，得出其音译汉字的基本音系特征，推断出译语的汉语基础语音是南系官话方言，同时，音译汉字的选择参考了粤语，因此译语音译汉字的塞音尾和鼻音尾表现出与粤语基本一致的特征。王立《<诸史夷语音义>和<诸史夷语解义>的版本及文献价值》仔细梳理了《诸史夷语音义》和《诸史夷语解义》二书的版本状况，发掘其中有价值的内容，可为修订此书优良的版本奠定基础，进而为诸史校勘提供比较原始的参考。扎比娅卡•安娜•安娜托利耶夫娜“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фольклора народов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го Китая русскими учёными-эмигрантами первой трети XX в.”（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侨民学者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民俗研究）通过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侨民学者对东北地区的民族以及居民的宗教传统与习俗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确定了不同种族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以及思想心理，民族和宗教基本与共同特征，增加了边疆民族文化接触必然性，明确了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不同民族在其思想及心理，宗教外貌，伦理外貌上的共同点与差异。何思源《明清时期广西左江流域的生态变化——基于石刻碑文及相关文献的分析》通过石刻碑文及相关文献的分析了明清时期广西左江流域的生态变化情况。 会议的闭幕式由云南民族大学刘劲荣教授主持，张铁山、段玉泉和邓章应分别对三组的交流进行了总结和点评。主办方代表孙伯君研究员对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以及会务组对会议的支持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并向青年学者发出入会倡议，希望更多的青年学者加入到中国民族古文字会的行列，做好学科传承。针对当前目前学术界中年学者比较少，绝学无以为继的现象，呼吁学科带头人要有使命感，努力为学科培养更多的人才，未来的研讨会也会允许教授特别是博导推荐自己优秀的学生参会。承办方代表尹子能研究员做了总结性发言。最后，会议讨论了2020年召开下一届研讨会的相关事宜。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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