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作为一种文化与社会建构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11:11:28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 章梅芳 白馥兰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白馥兰的研究强调在“社会—技术体系”的象征维度和现象学维度，技术所承担的最重要的工作便是产出人以及建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另外，由“技术作为文化”这一基本观念延伸出去，可以进一步区分出“技术景观”和“技术文化”两个略有差异却又无法分开的概念。技术景观指带有技能含量的异质性的物质性实践和人工物，技术文化则是关乎这些技术问题的思想理念，如动用不同类别的技术活动能带来怎样的力量，如何使用技术、是否应该使用技术、使用或者不使用技术要达到怎样的最终目的，技术效果的本质和重要性何在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前者为后者提供产生的条件，后者为前者凝聚资源，并渗透到前者的再生产与发展中。 关 键 词：中国农史/社会性别/技术—社会系统/技术景观/技术文化 作者简介：章梅芳(1979- )，女，安徽安庆人，哲学博士，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北京 100083；(英)白馥兰，Francesca Bray，国际技术史学会主席，现任英国爱丁堡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 在国际科技史界的研究中，有一个较为明显的趋势是从“内史”走向“内外史融合”。其中，科学知识社会学、女性主义、人类学、后殖民主义、视觉文化研究等成为科技史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本文作者之一 ——白馥兰(Francesca Bray)就是这样一位国际著名学者。她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现任美国技术史学会(SHOT)主席，是国际汉学界著名的中国农史和技术史专家。她最初接触中国科技史，缘于接受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邀请，参与《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简称SCC)第六卷农业分册[1]的撰写工作。这一工作促使她萌发了对农史研究的持续兴趣，此后她在马来西亚做关于水稻种植的田野调查，完成了著作《稻米经济：亚洲社会的技术与发展》，[2]新近又主编出版了《稻米：全球网络和新历史》[3]一书。与此同时，她在中国农史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人类学、女性主义、空间理论等新视角，富有创造性地对中国古代的住宅建筑、纺织生产、生育技术进行了全新的史学解读，分别出版了《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4]《明代中国的技术与社会(1368-1644)》[5]《技术、性别与历史：重新审视帝制中国的大转型》[6]等著作。 白馥兰的中国科技史研究的特点是运用人类学、女性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等理论视角分析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并重视跨文化比较的学术视野。她的这些研究工作，为中国古代农史、技术史和当代传统工艺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从科技史的角度来看，她的工作尤其启发我们突破技术内史研究的传统路径，转而从技术与社会、技术与文化尤其是技术与性别之间的互动关系出发，重新考量传统技术在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尤其是性别文化中发挥的建构性作用。从一般史学角度来看，她的工作使得“技术”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功效强大的透镜，以此来检视物质性的“配置”以多种方式形塑日常经验、参与主体性构成以及权力关系编织的过程。[6](P5)白馥兰关于中国科技史研究的重要著作一经面世，便在中国科技史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然而，尽管如此，国内学界对于白馥兰中国农史研究工作及其特点和贡献，对中国古代技术史的重新解读及其意义，以及近年来她的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和成果的了解尚有待深入，相关的述评文章往往囿于某个具体方面。为此，本文两位作者商定以专访的形式对作者之一——白馥兰在不同主题下所做的工作做一个较为全面的展示和讨论，尝试较为系统地将她的学术研究及其对科技史研究的看法展现在中国学者的面前。 二、研究工作与学术贡献：技术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史 2015年9月，第四届中国技术史论坛在北京科技大学召开，白馥兰受邀做大会主旨报告。会议期间，白馥兰入住北京科技大学会议中心，这使得两位作者有了较多的交流时间。9月26日下午，两位作者在北京科技大学校园咖啡馆进行了对话。本次专访较为全面地展现了白馥兰的研究工作尤其是中国科技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与学术贡献。根据内容性质的差异，在此主要将本次访谈的内容分类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与中国科技史结缘：开启人类学视野下的农史研究 章梅芳：我们知道您最初从事的是中国农史的研究，参与了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大书的撰写工作，并且是第六卷农业分册的独立作者。在研究思路和写作内容的设计方面，与李约瑟的设想是否有什么不同之处？您能谈谈当时的具体情况吗？ 白馥兰：当我开始和李约瑟一起工作时，他已经邀请了另一位学者钱存训加入工作，我被邀请去写作农业部分。那以后不久，他又邀请了其他人作为独立作者参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多卷本的写作。对当时的我来说，参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是一份全新的工作。当我到他那里时，李约瑟向我介绍了这份工作的背景、计划和他的七卷本巨著的写作框架。你知道，这套书完全是按照西方的科学框架来组织的，首先是哲学，然后是数学、物理学与应用物理学、工程，再然后是化学与应用化学、天文学、医学、植物科学等。第六卷为生物学及相关技术，其中包括植物科学，农业被认为属于应用植物科学的内容。第六卷第一分册为植物学，黄兴宗做了很多贡献。我负责第二分册，即农业。每一分册的写作计划都十分详尽。所以，这是一个“大计划”，而且是“完全被安排好的计划”。这个计划是约瑟夫(李约瑟)按照西方科学的标准，来转译他所知道的、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和技术。因此，当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手头已经有了现成的写作计划——应用植物学。约瑟夫建议我不妨从翻译《齐民要术》开始着手，他认为这是很好的实践方式，有助于让我尽快熟悉工作。所以，我的工作开始于对《齐民要术》和其他农书，例如《王祯农书》《农政全书》的研究。但是，在此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中国人有自己的“计划”，有对被他们认为是重要事物的分类。并且，他们的想法和约瑟夫所设想的不是一回事。换言之，约瑟夫发明的分类体系，概括不了中国农业。我想，事情的进展遇到了一点困难。因为我需要了解的是中国人对农业的理解是什么，而他们的想法和李约瑟的完全不匹配。所以，大约两三年后，当我真正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去见了约瑟夫。我对他说：“您的计划有个问题，您的地图描绘不了他们的风景，我能不能绘制属于他们自己的地图？”结果，他居然说：“好啊，那就按你的想法去写吧！”于是，我就按我所想的做了。我从中国的农书开始研究，去了解中国人如何生产知识、他们认为什么是重要的等问题，这使得这一分册的写作变得辛苦。我专门写了导论，分析中国资源和物质的性质，结尾部分我讨论了中国历史上的农业与李约瑟难题。所以，这一分册的写作结构完全不同于他的预定设想。我之所以有信心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我和人类学家们一起工作。他们常说，考察一个社会如何系统化它的知识，不只是考察其所拥有的知识本身，还包括考察它进行知识系统化的方式，以及如何去解释其成员的知识实践。所以，我想这大概就是我和李约瑟的不同点所在。 章梅芳：也就是说，作为人类学家，您更关心研究对象自身对于所在世界的看法，关心他们自身对于自然的认识，而不是从西方近代科学或西方人的眼光出发，去了解和评价他们的知识实践？这一点从您开始从事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最初，就已经逐渐明确了？ 白馥兰：对，是的，就是这样。 章梅芳：我们知道，您的专著《稻米经济：亚洲社会的技术与发展》一书就是从刚才您谈到的人类学视角出发，探讨了稻米在亚洲社会和历史发展中的影响。在此，您能说说人类学视角对于农业史研究的意义究竟体现在哪里吗？或者说，您的工作的独特性体现在哪里？ 白馥兰：我不能确定我的工作是独一无二的。我深受法国和中国同行的启发，中国同行和英国同行合作比较密切，那时候我没做多少美国的工作。这些同行对农业的社会史很感兴趣，我的法国同行有其自身的研究传统。在他们看来，你应该和你的研究对象一起成长，你开始于研究地质景观，然后考察居住其中的人口的流动历史，再考察是什么使得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当地的人们与国家的关系如何，他们的文化是什么。你从五千年前开始谈起，一直讨论到今天，这件工作看起来非常野心勃勃！但对我而言，类似的研究非常富有吸引力的地方在于，你可以通过“过去”理解“现在”，也可以通过“现在”去理解“过去”，这是一个“对话”。人类学的研究进路有很多种，其中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对亚洲农史研究产生影响的人类学工作之一是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做出的。在第四届中国技术史论坛上，你的同行在讨论“地方性知识”的时候，也提到过他。但是，他最好的工作是关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水稻种植的研究，他提出了农业内卷化理论。 这是一位人类学家书写的农史。他将技术和文化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和研究。他认为，因为没有资源的扩张，没有被殖民的压力，因而存在技术和农业的退化。我不同意他的“模式”，但我同意他的这一观点：“你必须去理解人们如何看待人生，人们如何理解政治的意义，人们如何理解宗教的角色，你必须去搞清楚这一切。”不过，你不能总是做到这些，人类学家可以，研究当代的历史学家也经常能这么做，因为他们有资源。人类学家可以去做田野工作，而历史学者很难像人类学家那样获取研究所需的资料。现在，我有很年轻的同事，他们中有一些是很友好的中国学者，在研究中能将很多的文化要素考虑进去，能找到很多的资源，这是非常棒的事情。他们正在实践一切可能性。 章梅芳：您新近出版的新书《稻米：全球网络和新历史》有何新的见解和观点？能和我们分享吗？ 白馥兰：从编者的角度出发，我很喜欢这本书。书中囊括了15位作者提供的案例研究成果，并且这些案例完全不同。一些作者运用水稻的基因图谱，去追踪不同类型水稻的起源和传播路线，例如亚洲水稻、非洲水稻等等。这样的研究很有意思。 章梅芳：所以，这是一种非常技术化的研究路线？ 白馥兰：是的，这种研究只是刚开始起步，研究设备和分析技术都处于发展之中。但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是，研究非洲水稻的学者发现，在过去的100年时间里，有很多政府例如中国大陆政府、台湾地区政府、埃及政府均致力于引进更好的水稻种植技术和水稻品种。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植物育种从农民那里走向了实验室，成为实验科学。但我的这些同行揭示的是农民继续从事育种实践的重要性，他们的实践方式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他们选择了很多的品种，然后进行杂交育种。非常有趣的是，在西非的塞拉利昂内地，从事水稻种植和种子买卖的都是男性，而在海岸平原地区，做这些工作的却都是女性。具体细节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存在这些性别差异是很有趣的事情。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优秀研究成果。 章梅芳：听起来很有趣，科学技术史研究总是需要关注涉及的社会与文化问题，而不单纯是做技术“内史”。在此，您还愿意继续分享其他有趣的案例吗？ 白馥兰：当然。还有一位作者比较研究了印度的旁遮普(Punjab)和孟加拉(Bengal)这两个地区的水稻种植问题。自17世纪，印度的统治者开始大规模种植栽培作物，然后英国人来了，进一步扩大了种植规模，再然后就是印度独立和绿色革命了。作者关注的是早期时段的印度统治者和英国殖民者，比较这两个地区的疾病与水稻种植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导致这两个地区在疟疾爆发及死亡率方面存在差异的原因有很多，包括：两地主要的致病蚊子的种类不同，两地的季风气候不同，两地的人体免疫力也不相同。然而，它们之间也存在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经济作物的密集化种植，导致农民的土地被富裕的地主和商人进一步剥夺，农民成为靠工资过活的被雇佣者。这使得两地的农民阶层越来越贫困，他们对饥饿和疾病的抵抗力也变得更加脆弱。 章梅芳：您是基于何种考虑将这些案例汇集到一起，出版成书的呢？不同的作者在研究视角、思路和观点方面有什么区别吗？ 白馥兰：我之所以打算编这本书，一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位亚洲学者，促使我去考察农业内卷化模型是否正确。二是因为我遇到了研究大西洋地区的学者，他们将水稻从非洲西部带到巴西等地。我们组织了学术会议。我意识到，他们正提出完全不同的历史问题，他们感兴趣的问题也完全不同，他们通过研究稻米去揭示更为复杂的事情。他们考察的是美国种族差异与种族冲突的历史，因此他们提出的问题包括：奴隶制对个体的影响，以及黑人、奴隶和妇女等特定人群的知识的边缘化等。他们的学术关注点在于恢复历史上曾被掠夺过的那些人(作为社会群体和作为个体)的尊严。因此我在想，我们在研究什么呢？我们讨论农业内卷化模型、长时段的经济变迁、中国或日本是否发生了工业和科学革命，因此我们实际上讨论的是另一种的等级制度、国家的历史以及假设存在的文明特征。例如，“西方人善于思考，中国人长于实践。”不管是什么观点，有时候都是十分粗糙的。我在想，我们这些人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开展研究，如果能聚集到一起，会发生什么呢？习惯从东亚角度出发研究国家的历史与发展的学者，我们会让他们去关注农民，去考虑农民的社会状况问题、社会性别关系问题，以及它们发生了什么变化。而一旦纳入国家的维度，美国的情况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研究也可以讨论国家问题。国家总是存在于那里，美国研究中经常讨论国家，有时会讨论制度，但他们对国家的看法完全不同，因此他们会提出完全不同的学术问题和见解。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事！ 章梅芳：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建立全球化的学术网络，与不同的学者交流，他们往往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会给彼此很多启发，学术研究亦是在互动中发展的。听说，目前您正在参与一项与农史相关的、名为“行走的庄稼”的国际合作项目，您能说说有关情况吗？ 白馥兰：是的，我和几个同事正在进行的是“行走的庄稼”的研究。我们共同感兴趣的一件事是，当某种庄稼从小农社会走向殖民地社会或现代社会，它会发生什么变化。在殖民地社会和现代社会，一般是殖民地种植园形式或者是工业化的农业形式，都是大规模种植。那么，如果庄稼行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它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我正在研究的是，19世纪初期，中国福建的制茶技术向英属印度殖民地阿萨姆邦传播和转译的情况。18世纪末，英国政府惊恐地发现，茶叶贸易使得大量的白银从英国流向了中国。因此，他们试图在自己的领土上发展茶产业。19世纪3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在阿萨姆邦高海拔地区获得了大量的土地，使得英国人终于迎来了发展茶产业的机会。一开始，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购买茶种和制茶的劳动力，因为英国没有自己的茶叶种植农民，也没有制茶的技术。但是很快，他们就借助于自己的种植业体系(在英属殖民地已经十分普遍)，摆脱了对中国制茶技术人员的依赖，发展出自己独特的茶叶种植风格。阿萨姆的茶产业在种植规模和管理制度等方面，完全不同于福建的茶产业。多年以后，阿萨姆的茶产业取得了巨大成功，并且它的发展模式很快从英属殖民地传播到印度南部和锡兰，然后又传到东非高地。我想研究的正是，阿萨姆的制茶业和福建的制茶业在种植规模、技术等方面的传播与变形。我有个同事在研究中国、地中海和加利福尼亚的橙子。这些就是“行走的庄稼”这个计划打算研究的一些问题，我们下周会在美国碰面讨论。你是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 章梅芳：谢谢您的分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