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作为一种文化与社会建构(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1:11:41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 章梅芳 白馥兰 参加讨论
三、技术作为文化：“社会一技术”系统及其“守成”意义 至此，我们的对话已经结束。这些话题涉及本文的作者之一——白馥兰的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面、学术思想与理论贡献。在此部分，我们试图结合她的经验研究和近期的一些进展，对她的技术观与技术史观再作以简要的总结与补充。 整体而言，白馥兰的研究大致可区分出两条基本脉络。一条从中国农史研究开始，继而关注与“耕”有关的“织”，进而关注“织”领域的性别变迁，再由此考察这一变迁所引发的结果之一——女性生育角色的凸显及“生育技术”与生殖文化的复杂互动。另一条是从关注中国古代的住宅建筑开始，主题从“祖祠”“秀楼”到“厕所”，分析空间建构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是其中渗透的性别伦理。其中，2016年受北京师范大学邀请做“跨文化视野下的社会人类学和中国科技史”系列讲座，白馥兰进一步与中国学者分享了在上述专访中未提及或简要提及的关于现代住宅建筑(新加坡的房屋改造)、通信技术(加利福尼亚)、清洁与卫生(厕所)技术、手工纺织技艺(中国的刺绣和印度的土布)的案例研究。这些案例分别讨论了房屋作为生活机器对于社会秩序的塑造、通信技术对于人类亲密关系的建构、清洁与卫生技术尤其是厕所设置对于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中国传统纺织技术尤其是刺绣工艺的现状及其文化价值。这些案例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往研究的延伸和发展。 上述研究工作均围绕前现代与现代社会衣、食、住、行有关的物质文化展开，折射出白馥兰的技术观和技术史观。整体而言，可主要概括为两个基本概念和一个研究取向，前两者涉及对技术以及技术与社会关系的一些类似的基本看法，后者涉及对未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点希望或建议。 第一个基本概念是“社会—技术系统”。这一概念最早由休斯(Thomas P.Hughes)提出，后在其他STS学者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强调一切技术实践都被嵌入在物质、步骤、关系的网络或构架当中，或者是由这样的网络或构架而建成，这是一张无缝之网，技术与社会相互形塑、相互制造。与技术人类学家普法芬伯格(Pfaffenberger)一样，白馥兰的研究更加强调“社会—技术体系”的象征维度和现象学维度。在她看来，如果认识到技术同时具有象征性、社会性以及物质性功效，我们就可以重新审视其重要性；一切社会都有技术，都保有带技能含量的物质性实践和物品，它们被用来生产食物、修建房屋、制作服饰，用来沟通、掌控、敬奉、征战或者贸易；技术是一个社会特有的，是该社会关于世界的设想以及力争维护社会秩序的体现。[6](P6)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技术所承担的最重要的工作便是产出人以及建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概念或者说观念是“技术作为文化”。技术是处理物质材料的手艺、技术和人工物在具体条件下的一种文化认同和文化价值观的表达。中国古代的住宅建筑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的模板，借以空间结构设计、空间分配和空间内的仪式活动，居住其中的人能从中学会所在社会特有的根本性知识、技能和价值。不仅中国古代的住宅如此，近代华南乡村的“厕所”、现代家庭内的“卫生间”同样透过空间安排、仪式行为或日常生活的反复练习，使得传统的社会伦理价值观念、现代的清洁卫生观念、隐私观念，以及居住其中的人的身份认同和不同社会的道德秩序分别得以塑造和传递。遗憾的是，在以往的研究中，技术以其优越的工程逻辑超越了文化分析的视野，文化似乎成了妨碍技术进步的累赘，技术只是不断导致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独立力量，技术免于文化的影响.[10]同时，技术在建构和维护主体身份认同、社会政治秩序等方面的作用也被忽视。由“技术作为文化”这一基本观念延伸出去，可以进一步区分出“技术景观”和“技术文化”两个略有差异却又无法分开的概念。在STS研究中，前者正是上文所列举的那些带有技能含量的异质性的物质性实践和人工物，后者则是关乎这些技术问题的思想理念，如动用不同类别的技术活动能带来怎样的力量，如何使用技术、是否应该使用技术、使用或者不使用技术要达到怎样的最终目的，技术效果的本质和重要性何在等。[6](P6)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前者为后者提供产生的条件，后者为前者凝聚资源，并渗透到前者的再生产与发展中。①例如，宋以后南方“稻作景观”的出现与其所蕴含的农业技术文化(“劝农”文化)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三是关于科技史的研究取向及对未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点建议。在人类学和STS研究的视野下，一项技术是在具体的社会与境中产生的，是这种社会与境赋予了它意义，既对技术的物质产品形式，也对制造技术和使用技术的人赋予了意义。在此理论视阈下，开展技术社会史与技术文化史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具言之，这意味着，首先，对某个社会的技术史的研究，无法不关注到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形塑和建构，无法将技术从具体的社会与境之中抽离出来，无法在研究中截然划出“内”与“外”的界限；传统的实证性的“内史”研究需要被突破，新的理论视角包括女性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和人类学能为我们提供对于科技史的新的理解。例如，引入STS研究中的技术景观和技术文化概念来探索技术在中国人生活中的作用，理解自晚清帝国时代至当下的政策演变，能对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形成更为清晰丰富的理解。[10](P22)其次，对具体社会的技术的分析与评价无法脱离其具体与境，不能以现代西方技术和科学的标准去衡量和框定它们的价值，中国科技史研究须从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境及当地人的认知视角出发去描述和评估它们；需要珍视“地方性知识”的重要价值，传统的“进步”与“落后”的标签往往是脱离与境的现代性话语体系。再次，以往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往往重视技术史中的革命要素，而没有关注到技术在建构尤其是维护社会伦理规范与政治秩序方面的作用；往往关注那些重要的技术革新，而忽略了那些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和具有持续性的“守成技术”。尤其是在当下社会，我们缺乏的不是不断引发社会变革为目标的现代“革新技术”，而恰恰需要珍惜那些濒临失传的传统手工技艺，它们在促进社会再生产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后记]正如文中提到的，这篇访谈完成于2015年9月第四届中国技术史论坛期间。2015年10月，访谈人将录音整理为中文稿后投稿给《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因专栏排期不便等各种原因，使得该访谈的发表有所延迟。后在黄世杰教授的建议下，访谈人对原有访谈的结构形式进行了重新地分类调整，并新增了第三大部分内容。原因是在延迟的这段时间内，白馥兰教授多次来中国发表学术演讲，在相关领域有着持续的研究进展和新的理论创见，为体现学术研究的严谨性，访谈人在此部分补充了这些新的内容，以使国内学者尽可能多地了解她的研究工作和学术思想。最终，在经过白馥兰教授本人的审读和授权之后，这篇专访以该面貌刊登出来。在该文发表过程中，黄世杰、刘兵、秦红增、韦丹芳等诸位教授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指导，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①北师大民间文化研究所：白馥兰：技术作为一种文化，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NewsID=15191,2016-11-08。 参考文献： [1]Bray,Francesca.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ume 6,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Part2,Agricultur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2]Bray,Francesca.The Rice Economies: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in Asian Societie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 [3]Bray,Francesca.Coclanis,Peter,Fields-Black Edda and Schaefer,Dagmar(eds),Rice:Global Networks and New Histori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 [4]Bray,Francesca.Technology and Gender: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5]Bray,Francesca.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Ming China,1368-1644[M].Washington D.C: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2000. [6][英]白馥兰，著，吴秀杰，白岚玲，译.技术、性别、历史：重新审视帝制中国的大转型[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7][英]史蒂文·夏平，著，赵万里，译.真理的社会史——17世纪英国的文明与科学[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8]Petryna,Adriana.Life Exposed:Biological Citizens after Chernobyl[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3. [9]Lemonnier,Pierre.Technological Choices:Transformation in Material Cultures Since the Neolithic[M].New York:Routledge,199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