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再创造与乡村秩序的重构——以清水江下游地区为例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11:11:32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 王勤美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以清水江下游多民族互嵌地区为例，讨论在“建设美丽中国”“乡村振兴”等政策导向下，国家和政府成为乡村发展的资源注入主体，受民族文化旅游市场的刺激，基于经济和文化资源竞争的地方民众如何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历史记忆，采用文化重构、仪式展演、营造象征权力的空间意象等文化策略，进以编排人群阶序，调试乡村社会秩序，以便获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 关 键 词：文化再创造/秩序重构/乡村社会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明清以来湘黔桂多民族互嵌地区的开发治理及族群互动研究”(18XJC770010)阶段性成果；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湘黔界邻区域的多元族群互动与文化交融研究”(18GZYB26)；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基地项目“清水江流域苗侗汉多民族互嵌社区的族群互动研究”(2017-GMG-035)。 作者简介：王勤美，贵州大学 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贵州大学 学报编辑部，贵州 贵阳 550025 王勤美，女，云南楚雄人，博士，编辑，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历史人类学、西南族群与区域文化。 关于文化概念的理解以及文化再生产的阐述，国内外学者均有论述。杜赞奇强调“文化指各种关系与组织中的象征和规范，这些象征与规范包含着宗教信仰、相互感情、亲戚纽带以及参加组织的众人所承认并受其约束的是非标准。这种象征性价值赋予文化网络一种受人尊敬的权威，反过来，又激发着人们的社会责任感、荣誉感。”[1]赵旭东则认为“文化是一种行动的逻辑，是人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到的一种合理的解释。天时、地利与人和这三种观念的制约，相互而巧然构成了一种依据地缘和血缘所共同构建起来的社会联系的纽带。文化的重建是要在一个社会中的所有人之间达成一些共同性的认识和价值，形成一种认同。一种以文化的集体记忆书写为藉口的‘文化自觉’的概念，在新一轮的国家建设的整体框架中得以实现。”[2]需要强调的是，布迪厄用“文化再生产”的概念指出社会文化的动态发展过程，即文化通过不断的再生产得以传承，从而使社会得到延续。尽管文化再生产带有“复制”的意涵，但并不等于文化复制，强调的是“再生产”与原来生产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包括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等多元因素交错互动。如此看来，在互动中再生产出来的文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过了更新与再创造的文化，从而彰显出作为文化生产者——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布氏所强调的文化再生产，既显示出当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特征，同时也显示它的复杂运作过程及其策略活动。[3]关于区域内的文化再创造与资源竞争，黄应贵等学者认为如若“过分强调经济或文化结构层面的影响，而没能呈现文化本身的转化弹性与个体作为行动者(agent)所具有的创造性和能动性(agency)，自然也无法处理文化本身的历史化过程如何得以超越延续与断裂的二元化问题”[4]205。萧凤霞通过对中山小榄菊花会的追踪研究，指出“市场是在一个社会分化、获得权力的机会不平等以及充满文化歧视的社会脉络里运作的，个人总是在特定的权力与文化结构中的多层关系网络中，运用这个结构中的文化象征和符号，去明晰自己所处的位置，也就创造了自己所处的社会与文化结构。”[5]在这一层面上，我们不妨“将区域体系与文化创造结合起来，更有助于解决过去人类学的文化概念或理论所忽视的因社会秩序的扩大而有文化创造与再创造现象，及其背后所隐含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历史化之基本性质”[4]164。 综上研究，回到本文所关注的清水江下游地区，权力的文化网络涉及家族组织、族谱编撰、祠堂修建、创造标榜正统身份的象征符号等一系列文化行为，当然，也包含存在于不同村落之中的与舞龙、舞狮、汉戏等民俗项目相关的文化秩序和规范。这种根据历史记忆而来的文化创造表现为“明代军事屯堡”“王昌龄状元文化”“明代府城新化”等文化标签的抢注与强化。当下，在“建设美丽中国”“乡村振兴”等政策导向下，国家和政府成为乡村发展的资源注入主体，受民族文化旅游市场的刺激，地方民众纷纷卷入浩浩荡荡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基于经济利益和文化资源竞争的地方政府和民众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碎片化的历史记忆拼接，采取文化重构、仪式展演、营造象征权力的空间意象等文化策略，编排人群阶序，调试乡村社会秩序，以便获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 一、以“历史”之名：文化权力的把持 清水江下游的新化乡曾是明代“新化守御千户所”“新化府”等机构的所在地，人群构成上以江西、山东等地的汉籍移民屯军为主，至今仍流传着高台舞狮的民俗活动。据当地人的口述记忆，新化舞狮属北方狮，动作刚劲勇猛，其兴起和发展均与军屯历史有关，过去“新化军户凡男丁皆能舞狮”。舞狮所登高台呈“品”字形，分别用21张方桌垒叠成5层，第一层6张列成“一”字形，桌子之间留有一定间距用以人工固定，保证攀爬人员的安全，每向上垒一层则减少一张，最高层只剩一张桌子，整个高台约5米。表演时，配有锣鼓乐队，雄狮每登上一层台阶，作出昂首远眺、舔毛呼吸、挠痒眨眼、摇头抖毛、匍匐休憩等动作，到达最顶端时，双狮窄路相让通行，作出直立、拱腰、腾跃动作，精彩迭出。与此同时，地面的舞狮队配合表演跑堂、抢宝、打滚、旋背、拜案、抢花炮、腾空直立、立身行走、雄狮敬礼等动作，场面热闹欢腾。20世纪90年代以前，寨子中但凡添丁、嫁娶、节日等喜庆活动，民众都要舞狮庆贺。尤其是春节期间，新化所城东、南、西、北四门各出一对狮子，配合龙灯表演。先在本寨表演，过了大年初三，受邀到周边隆里、者屯、雷屯、铜鼓等村寨表演，相互舞狮庆贺的寨子均同新化一样，是以汉人居多的屯堡村落，民间称这样的仪式为“讨猪”，很长一段时间，舞狮成了维系和沟通村寨关系的重要方式。 除舞狮外，水龙也是新化地区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据说起源于明成化年间的玩水龙求雨仪式。此后，每遇旱情，新化人都要到所城西北的邵家庄和亮江河畔进行祈雨仪式。相比于舞狮和水龙，汉戏的历史稍短，光绪年间才进入新化。汉戏有“生”“旦”“净”“丑”四类角色，唱腔分为“一流”“二流”“三流”，板眼有快、慢、散三种。曲目有《王府上寿》《定军山》《三气周瑜》《醉打金枝》《三顾茅庐》《穆桂英挂帅》等。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舞狮、水龙、汉戏曾是新化乡村社会中的重要休闲娱乐活动，联络着乡民与周边村寨的感情。然而，不可避免的是，这些民俗活动也曾在某一历史时期寂静萧条，直至2000年后才陆续复苏。在非遗文化申报和民族旅游市场的激发下，地方政府和文化精英们逐渐意识到传统民俗文化的潜在价值，开始陆续介入地方文化的发展，意图将舞狮、水龙、汉戏打造成新化乡的文化名片。经过努力和争取，2007年，“新化舞狮”被列为贵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新化乡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舞狮文化艺术之乡”。 近年来，当地相继开展了“杉乡好声音”“水龙舞狮汉戏文化艺术节”等活动，虽然是以“乡”的名义，而事实上，无论是活动的举办空间、主持者和参与者以及展演项目均来自新化所村。2015年，锦屏举办了五一“寻古踏青”活动，涵盖隆里古城—新化—雷屯生态农庄—龙池万亩果场几个活动场域，新化乡以“府城故事·水龙舞狮”的活动主题参与其中。为了推动地方民族旅游，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县政府邀请了中央电视台、新华社、贵州本省的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和摄影爱好者参加。与往常一样，此次活动的举办地点设在新化所村，展演内容包括沿亮江两岸的水龙文化游行、舞狮、汉戏等。这是一个展示新化风采的好机会，为迎接这一盛大活动，乡领导和新化所村委会数次开会磋商，卫生、后勤、宣传、安保等环节事无巨细。其时正值农忙，乡民们不得不放下农活，进行紧张的会演排练。此次由县、乡联合举办的大型文化活动，从头到尾，新化所村都是主角，无论是活动空间、参与人员、表演内容都来自这个中心村寨，周边村寨的人群只能充当观众。 活动结束，笔者做了访谈，有的人不免心里发酸：“乡里面搞这些活动，我们村也想参加，只是不邀请我们，不好意思来。今年我们村就组织了一支女子舞龙队，很活跃，耍得很好，乡里却不邀请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就到附近的村寨去玩，蛮开心的，还有红包呢。我们为什么不去新化所玩龙，因为过去我们老人家去玩，但是新化所的人太狡猾了，给的红包里装的是石头，根本不是钱。他们看不起人，欺负我们嘛。以后就再也不去了，我们自己玩。”而有的人似乎没有这么激动：“我们都习惯了，舞狮子、玩水龙，还有唱汉戏本来就是新化所村的，过去在老祖宗手上就是这样子的。”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些文化活动又不是只有新化所才有，前几年每到过年期间，村委会都会组织大家玩狮子、玩龙，还猜字谜，大家很积极，年味也很浓。”上述这些来自周边村寨不同人群的声音，传达出不同人群对当前地方文化发展现状的不满。而文化把持者新化所人则不这么认为：“欧阳的那是旱龙，只能在地上玩，下不得水。跟我们新化所村的不一样，我们的是水龙。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几百年了，他们在跟我们学，又学不像。他们是土司，哪有这些东西。”由此不难看出，舞狮、水龙、汉戏等文化活动一直被新化所村垄断，而这也似乎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实。上述这些来自不同人群的声音，某种程度上传达出当下乡村社会的文化阶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