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再创造与乡村秩序的重构——以清水江下游地区为例(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1:11:54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 王勤美 参加讨论
二、打破文化垄断：一次罢演风波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等政策的推行，国家成为乡村发展的资本注入主体，这些项目均与民族村寨挂钩，在这样的情况下，舞狮、汉戏、水龙等民俗活动无疑成为民族特色村寨的象征。地方民众在自身发展和资源竞争的双重作用下，文化自觉意识逐渐加强进而滋生出了文化垄断，这些“卫所人”的后裔仰赖着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将其视为与乡政府谈判争取项目的资本。一方面，新化所村族大势众，家族代表均是村委会干部，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一方面依赖其落实政策，开展村寨事务；但另一方面，强烈的家族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村委会公共事务的决策，成为一种无形的阻力，这样的情形让当地政府十分头疼。 2015年10月，“黔东南州第二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锦屏召开，为扩大影响力，县政府决定举办“首届锦屏文书文化节”，以“传奇木商·魅力锦屏”为活动主题，整合县乡文化资源，串联民族文化、木商文化、休闲旅游等元素，形成多元化的文化发展模式。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盛会，无疑是这个僻居西南一隅的小县城进行自我宣传和推介的绝佳机会，各级领导十分重视，指令层层下达，每个乡镇都要展示出代表地方特色的文化节目，并在开幕式上组成一支庞大的游行队伍。根据上级部门的指示，此次活动新化乡需要组建10条水龙、8对狮子，并作为排头兵带领整个游行队伍。如此重要的任务对新化乡而言是头一回，既是荣耀，也是压力，毕竟是面对的是全国400多家新闻媒体，为不辱使命，县乡政府提前几个月就开始筹备活动，数次召开会议统筹部署，积极动员民众参加。 按照以外的惯例，这样的文化展演活动理所当然是新化所村的事。但此时不同以往，国庆正是农忙季节，村民们都在忙着收谷子，新化坝子上千亩稻田，一时半会儿没法收完，加之青壮年劳动力都在外务工，农事活动均压在中老年人身上，人手极为紧缺，村民们根本没有闲心排练节目。初步估算下来，安保、后勤、表演，总共需要300多人，尤其是舞龙舞狮，必须由青壮年完成。一时间哪来这么多人手，于是乡政府决定让周边村寨加入，这样不仅可以打破过去新化所村的文化垄断，还能调动其他村的积极性，可谓一举两得。考虑到以往的传统，乡政府承诺让新化所村出8条龙，6对狮子，周边村寨择优选拔2条龙、2对狮子。对于这样一个制衡的安排，新任领导甚是满意：“借助这样的大型活动，一方面可以调动周边村寨的积极性，大家都参与进来，心里高兴，觉得政府一视同仁，正好可以压压新化所村的傲气，不然他们以为每次活动都非他们不可，越来越油，以后工作就更难做了。”这样的先例，对于周边村寨而言也是头一回，自然十分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大家都欢呼雀跃，很是重视，并积极排练。可却面临一个难题，过去他们只是看新化所人玩狮子，但是高台舞狮的动作套路、鼓点节奏全然不得要领。为避免参赛队伍水平的参差不齐，乡政府决定让新化所舞狮传承人到周边村寨传授舞狮技艺。对于这样的安排，新化所人表示出了不满：“那个人(传承人)是我们村的叛徒，舞狮玩水龙这些活动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自古以来就是我们新化所的，他怎么可以随便教授给别人(司寨人)。”这些抱怨声似乎在提醒人们：文化权力与族群身份息息相关。尽管时至今日，卫所与土司政权早已不复存在，但当面临现实资源分配时，历史上形成的“所不连司、寨不通屯”的人群关系和权力格局，竟堂而皇之成为当下不同人群垄断文化资源的工具。也许此处，我们有必要再次强调，被列为省级非遗名录的“新化高台舞狮”，如今已然成为新化乡一张响亮的文化名片，无论是项目本身，还是传承人，每年都会有相应的资金投入，并有专门的培训项目跟进。 在彩排中，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周边村寨舞龙队胜出了，而新化所村2支龙队因表现不佳，惨遭淘汰，有意思的是，这两条龙恰恰是村支书和村长家族的代表队，新化所村至今还保留有闵、刘、沈、李等姓氏的宗祠，强烈的家族观念远近闻名，大家族在村寨事务中具有强大的话语权。这样的结果让家族显得没面子，家族代表开始给村委会干部施压，要求重新选拔，无论如何也要安排本家族的代表队到县城表演，如果不让去，那么新化所村其余的6条龙全都不能去表演!这让村委会和乡政府倍感压力，村支书和村长只能在家族内部做思想工作，然而收效甚微，也许他们内心深处也希望本家族的代表队能参加表演，毕竟这是一件让家族长脸的事情。新化所人不断给政府施压，就连汉戏演员也表态：“如果龙队不去表演，我们汉戏也不敢去。不然他们骂我们汉奸，就为这样的一次表演，得罪整村的人，背着这样的骂名，很不值得。毕竟大家都是乡亲，面子抹不开。”形势似乎有些严峻，新化乡可是县里钦点的游行队伍排头兵，不仅代表乡更代表县，如果罢演，该如何收场?乡村基层工作本就不好开展，尤其是在一个家族势力干预村委会决策的乡镇，情况就更加复杂。最终，新化所村与乡政府各退一步，达成协议：淘汰的两条龙可做替补前往，往返车旅、食宿费用皆由政府买单。行文至此，不难看出，乡村基层政治蕴含着强大的力量，当地方政府试图打破传统的文化垄断时，遭到了阻力。历经数百年沉淀的乡村地方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似乎根深蒂固，以核心村寨为主体的“中心—边缘”格局，就像跷跷板一样，在外界力量介入时，偶尔失衡，然后又迅速反弹，要打破原有的秩序并非易事。上述生动的民众间文化博弈，向我们诠释了“文化是一种可以引导我们去作出实际行动的潜在力量，它体现在我们对于自身以及外部世界的感受和认知之上，并且这种感受和认知是可以不断积累以及在人群中间相互传递的。此种在文化上的积累和传递造就了某种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人们长此以往的行动，形成了一种惯习。文化就是对稳定性生活的一种特殊的安置，它可以体现在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之中。”[2]当然，我们也看到新化所这个汉人占主体的屯堡聚落，一个历经数百年而稳居中心的村寨，为保持文化上的优势而采取的抵抗策略，相应地，边缘人群也伺机打破、穿越、靠近文化中心而进行努力和尝试。 三、被规训的文化展示：“明代军事屯堡”隆里 与新化相隔不过数里的隆里乡，明代曾设“隆里千户所”，两地田土相连，族群构成相同，均为屯军后裔，并保持着长期的通婚关系。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化与隆里逐渐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新化所村坐落在坡地的上风口，屯堡城墙等古建筑在数次的火灾中毁灭殆尽，当地人的心态也随着城墙的打开而逐渐开放，积极投身到经济生产的活动中，加之新化所村位于宽阔的坝子，土地肥美，逐渐成为闻名的鱼米之乡。而隆里所村却以其近乎顽固的坚韧，竟还保留有“三街六巷九院子”建筑格局，祠堂庙宇、古墓碑刻、石桥古井随处可见，花脸龙等民俗文化生机怏然，在苗疆腹地赫然存在了上百年的屯堡村寨被闻讯赶来的文化研究者冠名为“汉文化孤岛”，一时声名鹊起。1999年8月，隆里被列为贵州省重点建设的民族文化村镇，同时是中国与挪威合作的“贵州生态博物馆群”之一。2007年又荣获“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13年，隆里古建筑群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各级政府政策、资金源源不断的注入，2014年1月，按照“修旧如旧、一户一档案、一户一施工图、一户一协议”的原则，总投资预计3100万元，开始对隆里古城“三街六巷”300多栋民居立面、街道进行修缮。2015年更是投入1亿多元对古城特色民居进行立面修缮、街面铺装及环境整治、景观打造、停车场、客栈等修建，并完善了景区道路、水电、通讯管网、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就连2015年10月黔东南第二届旅发大会也在隆里召开，会议再次强调“一次旅发大会就是一次聚力推动，今天锦屏的城市风貌、基础设施和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足以让人感受到旅发大会的推动效应，隆里也一定会像镇远、西江一样成为我省旅游的新亮点和热点。”① 值得一提的是，隆里所人关于“王昌龄状元文化”的创造。数百年以来，湖南省黔阳市与贵州锦屏隆里，为王昌龄贬谪之地究竟是黔阳还是隆里而争论不休。[6]王昌龄被贬谪龙标期间，与同被贬夜郎的李白患难相交，离别时，李白以一首《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相赠，以“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表达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情。其后，王昌龄作诗《送崔将军往龙溪》：“龙溪只在龙标上，秋月孤山两相向。谴谪离心是丈夫，鸿恩共待春江涨”。隆里人根据上述诗文中提到的“夜郎”“五溪”“龙标”等地名，认为王昌龄的贬谪地就是隆里。明万历二十二年，黎平文人王德文、梅友月、隆里所人王大臣等人“禽指以乩笔”，竖碑封墓，为王昌龄修建了衣冠冢。随后为其立状元祠、将原建的三孔桥命名为“状元桥”，仿制周边侗民修建长廊，曰为“状元亭”。明嘉靖罗洪先《广舆图记》“龙里蛮夷长官司”条目中，最早做了这样的描述“司境内有龙标寨，乃唐叙州潭阳郡龙标县地，王昌龄以江宁丞左迁龙标尉，李白增之诗有‘随君直到夜郎西’之句”。清初修建的地方书院也命名为龙标书院，文人们为王昌龄及其相关的人文景观吟诗作赋，寄托隆里人的心情。乾隆六年(1741)，以《广舆图记》为依据，靖道谟将“黎平府开泰县龙标山建有王昌龄墓”的内容写进了《贵州通志》。乾隆八年(1743)，古州同知蔡时豫亲自到隆里拜谒王昌龄墓，并写诗歌凭吊。乾隆十七年(1752)，开泰知县郝大成任《开泰县志》主编，黎平府儒学训导陈文政主笔，隆里人王师泰协纂。于是，他们在山川、古迹、丘墓、名宦、艺文等名目中，共有十三处记录了王昌龄与隆里的关系。后王师泰中举为官，名声大噪，加之《开泰县志》的出版，王昌龄贬谪之地是隆里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以至于民国时期《贵州通志·古迹》也以此为依据。 曾经卫所人是国家在西南苗疆的代理人，领军饷、吃俸禄，身份高贵，而明万历年之后，朝廷吏治腐败，再也无暇顾及这些散落在西南边疆的卫所人，优越的军人身份也随着卫所制度的崩溃而不复存在，这些汉人屯军深感苦楚寂寥。为了强化军屯身份，慰藉落寞的心理，他们弃武从文，读书应考，跻身仕途，明清以来，新化隆里两地领黎郡之风骚，涌现出许多科举功名之人，并借助建宗祠、立庙宇、修家谱结成强大的宗族组织，以此为依托进一步培养读书人。与此同时，这些士大夫还精心营造人文景观，美化居所，创造出“龙潭虹影”“凌云飞瀑”“龙溪夜月”“洪钟松涛”“文笔流云”等景致，寻求自我的存在感，以此区别周边苗侗人群。隆里所作为明代国家嵌入西南的众多楔子之一，这些移民实边的汉人军户，被朝廷强行安置到生苗盘踞的苗疆腹地，显得茕茕孑立，势单力薄，尤其还要面对周围庞大的苗侗土著人群无休止的滋扰，繁重的战事让他们倍感恐慌疲惫，千头万绪涌上心头，与王昌龄同是天涯沦落人，大有贬谪流放之感，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期待国家下达策令，召其回家。隆里人出于对王昌龄这位才华横溢，却命途多舛的诗人的追慕，将其移驾到隆里，历代文人墨客、地方官员为其写诗作赋，寄托哀思，出现了“千载羁魂应不怨，诗荒开遍夜郎西”的局面，留下了“龙标书院”“状元桥”“状元祠”等建筑。 在国家政策导向和民族文化旅游市场的作用下，隆里所人的文化自觉也在不断加强。地方政府和文化精英合谋，创造出“唐代诗人王昌龄贬谪之地”“明代军事屯堡”“唐风明韵”等文化品牌。加上强势的新闻媒体宣传，隆里的名气越来越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