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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再创造与乡村秩序的重构——以清水江下游地区为例(3)


    四、传统的循环再生:再造“明代府城文化”
    相比之下,除了舞龙、舞狮、汉戏等民俗活动,历史上同为卫所置地的新化所村因没有留下军事屯堡等古建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显得有些弱势。隆里享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带有政策性保护的头衔,面对被抢注的文化标签“明代军事屯堡”,新化要想彰显自身文化的独特性,显然步履维艰。然而,谋求发展的动力是无穷的,新化人群力群策,根据自身历史,开启了文化创新之路。虽然没有留下屯堡建筑遗迹,但是翻阅历史,永乐十一年(1431)设新化府,府衙就在今新化所村,下辖湖耳、亮寨、殴阳、新化、中林验洞、龙里、赤溪湳洞等七个长官司②,为贵州全省八府之一。新化府是锦屏境内最早的行政管理机构,所辖地域遍及今锦屏全境和剑河县南明镇,永乐十三年(1434),贵州建省就是基于八府之上。后因地狭人稀,宣德十年(1435)并入黎平府,但新化长达23年的府城建制历史,是隆里所无法相比的,也是新化人引以为豪的地方。紧接着,2015年10月,“黔东南州第二届旅游发展大会”暨“首届清水江文书文化艺术节”在锦屏召开,隆里和新化两地延续了“寻古踏青”的活动主题,暗自较劲比拼。当下,隆里古城是省州县各级政府着力打造的“历史文化名村”,给了资金和政策支持,新化只能退而求其次,调整为“明代府城新化”的文化发展战略。可“府城文化”的内涵实质为何?地方民众和政府都莫衷一是。于是当地政府和文化精英群力群策,创造府城文化,具体如下:
    其一,以宗祠和家族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具体包括象征正统身份的高爵牌、旗伞,这是隆里没有的文化符号。至此,我们也许更能理解近年来新化地区如火如荼的宗祠修复活动,既出于壮大家族观念发展自身的需求,同时也存在着与隆里等周边村寨的文化竞争。然而,遗憾的是,新化宗祠古建筑群在2011年申报第五批贵州省级文保单位中落选。其原因之一是,县文化局原本打算将整个亮江地区的宗祠捆绑申报,这样无论是宗祠数量、还是建筑风格都成体系,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然而各乡镇之间意见不统一,不愿意放在一起,而隆里宗祠古建群2005年已经获得第四批贵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不能重复申报,如此一来,失利也是意料之中,显然,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资源分配的问题。已是文保单位的隆里宗祠建筑群,由政府拨款得以修复,而新化地区的宗祠修建,只能依靠家族募捐集资,自食其力完成,如此一来更加激发了当地的家族观念和意识。截至2016年底,闵、刘、沈、李等几大宗祠已修缮完毕,成为新化所村的标志性景观建筑。
    其二,府城文化包括水龙、舞狮、汉戏等民俗项目。地方政府着力打造隆里“花脸龙”,新化就不能喧宾夺主再宣传舞龙,那就主打“高台舞狮”。为进一步发展舞狮文化,新化开展了“舞狮文化进校园的活动”,教授中小学师生学习舞狮,培养年轻队伍。2005年11月,新化舞狮代表锦屏县出席黎平机场通航庆典活动,获得很大反响。2006年7月,舞狮队又获邀参加“黔东南州建立50周年”演出活动;2007年顺利申报成为贵州省级非遗保护名录,同年12月,受三穗县邀请,前去传授舞狮技术。然而,同是玩龙,水龙与花脸龙的起源传说和动作套路都不同,不过,由于隆里头顶“历史文化名村”等头衔,花脸龙自然也能享受可观的资金、技术支持。对此,新化人有些愤愤不平:“过去,我们也玩龙,后来上级政府要宣传隆里,不让我们玩龙。不过,我们新化的水龙是乌龙,最大的龙,隆里的是蛇龙,就是还不成形的龙。没法跟我们比。”这样的调侃似乎会让新化人心里舒服很多。2010年以来,新化一共举办了三次“舞狮水龙汉戏文化艺术节”,将过去只有用来祈雨消灾的水龙正式引入到“府城文化”的范畴中。当下的情形是,“新化高台舞狮”“隆里花脸龙”已经如影随形,成为当地的文化象征符号。
    其三,府城建筑景观再造。作为卫所的新化所村,过去有东、西、南、北四门,尤以龙形隐喻的东门鼓楼为标志性的象征建筑。鼓楼始建于明景泰二年(1451),几经复修,直至民国初年还保留原样,20世纪50~60年代,为修建新化大桥而拆毁。每每提及东门鼓楼的拆毁,新化所人倍感惋惜,这些带有族群标志的物质景观早已深入到当地人的心里。近年来,为打造“府城文化”景观,在“一事一议”项目的支持下,乡政府决定重修新化所村东、西、南、北四座门楼,此外,还在亮江沿岸修筑凉亭、风雨桥等景观。
    值得一提的是,地方政府试图立足于亮江沿岸的田园风光和农业生态文化,进行统一规划,打造“休闲康体文化体验示范区”。将“亮江河湿地康养休闲带”纳入生态锦屏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分批次进行建设完善。同时考虑将府城文化的保护开发纳入全县“十三五”文化产业发展统一规划,从县级层面成立新化府城文化保护开发委员会,组织专业人士对府城文化进行系统的挖掘梳理。恢复新化府衙、化成书院、古街、古城墙等,将新化府城文化辅助隆里屯堡文化,以此来丰富锦屏文化内涵。③
    2015年春,新化所东门鼓楼建成,为地方增添了几分古朴典雅的风韵。新化所村乡贤们纷纷吟诗作赋以示庆祝。其中,民办教师吕生员赋诗一首:“瑞气泽新溪,溯千古典迹,尔和辟地,徐广效忠,应阳显武,宗骞殉节,千古贤风芳梓里;祥光沐东阁,缅百年往事,德贞皈依,宪模勤政,定之弘文,正清戎马,百年佳话著古府”。退休教师刘坤汀撰长联:“此地雄矣,东迎旭日西卧蟠龙,已悠悠历史六百年,明时设府衙,清代立所城,民国共和建乡镇,兼人文荟萃,曾出志士先贤,侍郎尔和义,将军宗骞节,都司应阳孝,知府宪模忠,可谓人杰地灵,直赚得这锦绣河山,承先启后,朱紫蝉联,河清海晏;斯方壮哉,南带碧水,北横翠岭,居泱泱黎庶一千家,庆典舞瑞狮祈雨玩水龙,春节元宵演汉戏,更民俗奇特,有那遗产胜迹,化成书院雅,宗祠亭阁秀,自然风光美,瓜果稻蔬香,实乃物华天宝,唯期冀我家园故土,继往开来,兰桂馥馨,国泰民安。”如此气势,堪比大观楼长联。上述诗作从某个侧面表达了地方文化精英对于府城文化的理解,同时也透露出当地人发展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诉求。今天的新化仍旧保留着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撰书对联的文化传统,而这些舞文弄墨的地方文人也备受乡邻敬重。当地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创新,也许就是府城文化的核心。
    五、结语
    行文至此,不难看出,清水江下游的乡村,受历史上“所不连司,寨不通屯”的空间格局和权力结构的影响,中心村寨极力把持着汉戏、舞狮、水龙的等传统文化特权,维系着地方秩序,并以此为资本在文化资源的竞争中占据上风。而边缘村寨则伺机而动,试图打破传统的乡村秩序。当边缘村寨挑战既有文化阶序时,遭到了中心村寨的强烈抵抗,打破文化垄断的努力任重道远。然而,这样的“中心—边缘”地位也并非一成不变,当政府力量介入,中心也会发生偏离。面对此情形,地方民众借助家族力量,通过建宗祠修家谱,强化群体内部的凝聚力,进行“历史”的再加工,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符号,以此对抗外界的政策压力。
    事实上,文化观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的传承。萨林斯指出,象征性的文化秩序就是一种结构关系。“人们是依据对文化秩序的既有理解,来组织他们的行动计划,并赋予其行动目标以意义。在此意义上,文化在行动中以历史的方式被再生产出来。相应地,由于行动的偶然情境并不必定与某些群体可能赋予他们的意义相吻合,人们会创造性地重新思考他们的惯用图式。在此意义上,文化由此在行动中被以历史的方式改变的。”[7]人们对当下的生活处境去作出新的文化调试,有选择地截取过去的文化遗存进行重组,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结构以及表达形态。由此,文化和实际的生活之间才能够真正相互嵌入性地契合在一起,也才不会出现文化与生活在契合度上的断裂、缝隙以及不合节拍。当社会秩序发生变化,文化势必会发生转型,“面对新时代,能适时提出各种有关文化的新主张,不仅是生活于某种文化中人群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某种文化去应对外部环境的一种必然途径”。[8]在区域文化的再创造过程中,当政府为主的外界力量介入时,清水江下游的乡村文化秩序发生了动荡,但是当地人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历史”之名为话语,不断演绎和丰富着传统文化,以便在当下的社会发展中争取更多的文化资源,进而形成新的乡村秩序。
    注释:
    ①引文来自“黔东南州第二届旅发大会隆重开幕”上的讲话。网址:http://toutiao.com/a6200506726024839425/。
    ②《太宗永乐实录》九十一,页六。
    ③内容来自《新化乡关于县〈政府工作报告〉及全县“十三五规划”内容建议》,2016年2月。
    参考文献:
    [1]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90-1942年的华北农村[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5.
    [2]赵旭东.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转化[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11-124.
    [3]高宜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17.
    [4]黄应贵.人类学的视野[M].台北:群言出版有限公司,2006.
    [5]萧凤霞.传统的循环再生——小榄菊花会的文化、历史与政治经济[J].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1).
    [6]王宗勋.唐时龙标何处是?——王昌龄贬谪之地考辨[M]//清水江历史文化探微.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13.
    [7]马歇尔·萨林斯.历史之岛[M].蓝达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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