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西线老兵记忆的两种研究路径：从新军事史到军事环境史(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5:11:14 《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 贾珺 参加讨论
二、在史料中挖掘记忆：战地出版物、老兵家信、日记和自传中的记忆 战地出版物、老兵家信、日记和自传等，是一战西线老兵记忆研究的主要史料来源。按照史料承载记忆的群体性和个体性，上述史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群体性突出的战地出版物，此类资料往往由专门机构收集存档、提供借阅或公开展出；另一类是个体性突出的老兵家信、日记和自传等，此类资料往往由家人收藏和传承，其中一部分经过后人或专业史家的整理而出版。这两类史料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且各具特点和价值。 (一)战地出版物 堑壕期刊和部队杂志(Trench Journals and Unit Magazines)是西线基层部队自办的出版物，其内容、立场和视角与官方出版物多有不同，英军、法军、美军和德军都有出版。堑壕期刊由陆军的步兵、炮兵、工兵等部队自办，部队杂志则由医院或医疗船、战俘营以及救世军、“士兵妻子与母亲联盟”等民间组织自办。二者主要刊登诗歌、绘画、短篇小说、笑话、戏剧和文章，绝大多数作者使用匿名或者化名，此外还有一些商品的广告。这些内容直接来自于或服务于前线官兵，收藏了官方档案所忽略的战地生活与战斗的信息。 普若凯斯特资讯公司(ProQuest)近年来与帝国战争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等机构合作，创建了一战堑壕期刊和部队杂志数据库，所收录的战地出版物有英法德三种语言，共1500多种，时间从1914年到1919年底，为系统研究交战双方老兵的战时经历与思想状况提供了很大便利。此外，这些战地出版物对研究当时平民的战争观、妇女的战争境遇与地位变化等问题也有重要作用。(18) 法国史学家斯特凡纳·奥杜因—卢佐的《战争中的士兵：1914-1918年法国的民族情感和堑壕期刊》、加拿大学者罗伯特·L.尼尔逊的《一战德国士兵报纸》和澳大利亚学者格拉汉姆·希尔的《士兵出版物：一战中的堑壕期刊》是研究一战的战地出版物的代表作。(19)尽管其核心内容不是老兵记忆，而是堑壕期刊和部队杂志的出版、发行以及与老兵间的关系，涉及出版物的总数也不到百种，但仍为老兵记忆的研究提供了很大启发。 首先，西线老兵及其战争记忆受到关注。奥杜因—卢佐指出，长久以来，书写自身战争经历的老兵都是那些成功人士或有文化的人，他们哪怕记忆存在扭曲也仍认为自己是“唯一真正的历史学家”，这使得一些历史的真相被掩藏；目光应该转向来自城乡普通阶层的老兵，他们人数众多却又鲜为人知。(20) 其次，战地出版物的史料价值获得认可。希尔认为，战地出版物载有前线官兵们所想、所感、所写、所绘，帮助他们在恐怖的氛围中面对恐惧和死亡，对于研究战争进程是必需的。但同时也不应仅仅将其作为资料去阅读，而应依托这些资料进行深入的思考，最有挑战性的研究并不在于一战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这些研究都已经很充分了；始终困扰人们的问题在于，几百万人如何以及为何能在这场总体战中坚持足足四年。(21) 第三，文化史研究视角与方法得到检验。奥杜因—卢佐在分析出版物编者及其动机、出版及其限制、各方态度的基础上，按“每日生活”、“时刻存在的死亡”、“大后方”等不同主题，摘选了部分法军堑壕期刊的稿件，展现了法国一战老兵对战争、生死、妻子与家庭、前线与后方、敌意、爱国主义等问题的认识，指出堑壕期刊赋予士兵们英雄主义光环，老兵形象逐渐在法国的集体记忆中成型。尼尔逊在总结德军及其堑壕期刊的特点时指出，德方有很多关于战争正义性的思考、对占领区人民的态度等内容，其对女性的猥亵想法、对殖民地士兵的粗鄙评论等也远超协约国方面。希尔从文化史的视角对协约国士兵与堑壕期刊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认为共同的阅读提供了谈资，有助于堑壕中的士兵成为有认同感的整体。 (二)老兵家信、日记与回忆录 让·诺顿·克吕对法军老兵回忆录进行了较早的搜集和整理。克吕1908年在美国麻省威廉姆斯学院获得教职，1914年10月作为法国普通步兵初上战场，次年升中士，在西线堑壕中生活和战斗了28个月后改任翻译官，负责与英军和美军联络。克吕战后重回威廉姆斯学院任教，1929年出版了《见证者》(Témoins)。他以真实性为基本要求，摘选了252名法军官兵的一战回忆录。他在给姐姐的信中提出，要摆脱先入为主的或是文学的传统观念影响，力求以事实经验替代教条的“战争传奇”(legend of war)。(22)安德烈·杜卡斯1932年出版了《战士们讲述的一战》，分类整理了70名前线作者的小说和文字，同样力求摒弃“战争传奇”、挑战虚假的“爱国主义”。(23)在新军事史成为一种史学思潮之前，克吕和杜卡斯就已开展了相关的研究。1959年，杜卡斯、梅耶和加布里埃尔·佩勒三人合著的《1914-1918年法国人的生与死》(24)出版，其中不少材料后来又被梅耶用以写作“生活史”。字里行间都可见其信条：为战争中逝去的、不曾留下只言片语的战友发声，为战争后回归平淡的、真正的前线士兵发声。 日后成为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的马克·布洛赫，初到西线时是一名步兵中士，参加了马恩河战役和索姆河战役，后从事文职工作，升任上尉。受此影响，其一战回忆录《战争记忆：1914-1915》仅仅涉及战前生活与堑壕生涯，后来的机关工作并未涉及，显得“头重脚轻”。在布洛赫的笔下，堑壕中的生活被细化成声响、气味、触觉和五颜六色，使读者身临其境。(25)他在日后的书稿中进一步反思：“我多次读过或叙述、描绘过战争，可在我亲身经历可怕而令人厌恶的战争之前，我又是否真正懂得‘战争’一词的全部含义呢？……在我亲身感受到1918年夏秋胜利的喜悦之前，我是否真正理解‘胜利’这美丽的词所包含的全部意义呢？”因此，他提出由今知古的原则，以及“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26)战争对布洛赫历史观念的深刻影响可见一斑。 《堑壕上空的鹰》收录了两位美军飞行员詹姆斯·R.麦克奈尔和威廉·B.佩里的一战自传，描写了从空中鸟瞰大地的感觉、与敌空战和执行轰炸任务的经过。(27)与地面部队相比，飞行员所受的教育和训练更为严格，执行任务时受到飞机可靠性、空战激烈程度、地面防空火力和天气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风险较高。因此，飞行员的回忆录不仅视角不同于陆军，而且流传下来可供人们研究的也较稀少，显得更为珍贵。 英国随军牧师帕特·列奥纳德(Pat Leonard)的一战书信和日记，2010年由约翰·列奥纳德和菲利普·列奥纳德—约翰逊以《战斗的牧师》为名整理出版。这些书信有些写给列奥纳德的父母和亲朋，有些则写给阵亡战友的家人，文字间饱含着战争条件下的亲情与战友情，是意义更为广泛的“家书”。编者非常注意梳理列奥纳德的战争经历与心态变化：列奥纳德在索姆河堑壕中写的书信和日记描绘了他在步兵中间扮演的顾问、大厨、检察官、抚慰者、比赛裁判等诸多角色，展现了堑壕生活的喜怒哀乐；列奥纳德1917年调往陆军航空队后，经常在飞行员的邀请下升空俯瞰大地，对步兵的重要作用与苦难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同时也为自己能在地面而非堑壕里度过战争中的第三个新年而心花怒放；列奥纳德1918年11月16日的日记仅有六行，话题很沉重，反映了老兵们普遍遭受的精神创伤：“我仍旧难以意识到战争已经结束。停战以来月朗星稀的夜空是多么适合轰炸啊……我也很难意识到现在的时光是多么的幸福”。(28) 从以上两大类史料我们不难看出，一战西线老兵记忆的载体不仅形式多样，而且维度多重：有的来自前线，有的来自后方；有的来自宗主国官兵，有的则来自殖民地官兵；有的来自陆地和水上这样的老战场，有的则来自水下和空中这样的新战场。这构成了研究一战西线老兵记忆的史料基础，也使得全面和深入地审视复杂和多元的一战成为可能。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研究者依托记忆载体研究老兵记忆，进而复原战争面貌，同样面临着挑战。这是因为，从客观历史事实到老兵记忆，再从老兵记忆到记忆载体，诸多因素影响着记忆载体的可靠性。老兵记忆并非客观历史事实的简单映射，记忆载体也经过从脑信号到文字符号的转化，其间受到当事人的认知方式与水平、表达方法与能力、情感情绪与态度等影响，呈现出多元甚至矛盾的特点。如何理解这种多元与矛盾，如何从纷繁复杂的信息中去伪存真，考验着历史学家的技艺。 前述研究形成了分类—选择—诠释的范式，而记忆载体的分类实际上体现着社会的分层。那些一个世纪之前就能写信甚至是整本日记和回忆录的人士，往往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家境也不会太过贫困，在战地出版物上发表政论、诗歌和小品的人士也大抵是“文化人”；那些艰难挨过战争却只留下只言片语的军人，往往受限于文化程度、肢体残疾或精神疾病。选择相似的社会分层无疑是便于研究的，但是之后的诠释可以解释记忆的共性，却难以解释记忆的差异，特别是相似阶层对同一件事的不同记忆。这也说明，为了更好地探讨人类社会关系，老兵记忆研究需要新的学术增长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