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西线老兵记忆的两种研究路径：从新军事史到军事环境史(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5:11:46 《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 贾珺 参加讨论
三、方兴未艾的新增长点：军事环境史与一战老兵记忆研究 如前所述，尽管新军事史自下而上地审视历史，并改宏大叙事为微观研究，使“小人物”因其在战争中的“个人史”、“生活史”为人所知而不再沉默，体现了新史学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志趣与贡献，但是新军事史无法取代传统军事史的地位。首先，它对普通人的关注丝毫不亚于传统军事史对精英的关注，二者都可能失于片面。“旧”军事史关注战役、领导人、战略、战术、武器和后勤；“新”军事史关注军事史的其他部分：征兵与训练，战斗意志，服役和战争经历对军人的影响，老兵，军事机构的运转，军民关系，军事系统与社会的关系等。其次，很多新军事史的先驱并非军事史学家，亚瑟·马维克(Arthur Marwick)、安格斯·考尔德(Angus Calder)和保罗·阿狄森(Paul Addison)等主要是社会史学家，只是写了一些发生在战争时期的事件。新军事史学家往往对战争细节一无所知，容易忽视后勤、战略、武器发展和情报等的重要性，可能对关键的历史角色视而不见，有时还会把武装冲突的复杂性降低到仅仅是男性气概或是文学想象。(29)一些对待战争的文化方法可能会陷入一种文化还原论，即任何无法解释的东西都可以被归为“文化”。(30) 但即便把这两种军事史书写范式有机结合起来，其文本能否全面和深入仍旧存疑，因为在上述两种书写范式中，军事活动的空间属性被弱化了：相关信息要么在作战室的地图和沙盘里，成为用专业知识方能解读的抽象数据；要么在前线官兵的感觉和知觉里，成为无需赘言的常识。总之带来这样一个结果，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兵力部署、武器战法、进程结果等似乎就应该如此平淡无奇、遵循规律。然而事实上呢？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才略，瞬息万变、稍纵即逝的战机，都处于具体的时空中，军事活动的发展和结局也有诸多可能性，显然在人事之外，环境因素的作用也是不应被忽视的。 从当前欧美环境史学发展状况来看，运用军事环境史的理论与方法，从人地关系入手探讨社会关系，是研究一战西线老兵记忆的一个新增长点。这一新增长点有突出的跨学科特点。与传统史学或新史学相比，从人地关系入手探讨社会关系，研究志趣、知识结构和理论方法等都跨越了史学的固有范围，具备了对既往历史提出不同角度、不同模式和不同观点的解读的可能。同时，这一新增长点的出现，也体现了环境史和军事史自身的发展。战争作为极端的社会历史现象，不仅是人类社会内部的激烈冲突，也是张力不断增大的人与环境的冲突，需要高度重视、审慎研究。(31) 研究一战西线老兵的记忆，之所以要将环境作为研究起点，是因为老兵的战争记忆受很多因素影响，其中战地环境最为根本。它是老兵生活和战斗的舞台，既包括气候地貌等自然环境，也包括堑壕体系等人造环境，还包括战火波及的林地与城镇等。在反映老兵经历的堑壕期刊、家信、日记和回忆录中，社会关系与人地关系均有体现，但后者很少为研究者所重视。正如德国环境史学者多萝西·布兰茨在《死亡的环境》一文中指出的，“士兵日记、书信和回忆录总是谈到他们所处的环境，但几乎所有关于一战的研究都未考虑环境在堑壕战中的作用……军事史学者，特别是新军事史学者虽然从战略、经济、技术、文化、社会和性别等维度剖析了一系列与战争相关的话题，但却极少从环境方面研究战争。”(32) 多萝西·布兰茨通过环境在士兵日常经历中的作用以及人们对周围自然环境的影响这种双重关系，审视环境因素如何塑造了战争中的日常行为和士兵们对前线生活的感知，对堑壕期刊等战地出版物进行了新的解读。如一名德军士兵歌颂“一片森林就是一个民族，一片被击毁的森林就是一个被暗杀掉的民族”；另一名德军士兵则写诗记述他与树的故事：“这片森林的命运/和我的命运/紧紧交织。它是我的同伴/也是我的保护者。森林/为我挡住子弹和弹片/而自己的心脏却被戳穿……这一天/充满悲伤与哀愁。破损的树冠上/滴下树汁闪着光芒/就像永不停止的哭泣与哀伤”。在她看来，这种文字并非来自士兵的闲情逸致，而是因为武器与环境的关联在那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战争不再只摧毁士兵，而是要无差别地消灭一切。重压之下，人与环境建立了情感交集。(33) 美国环境史学者泰特·凯勒在《大山的咆哮》一文中，从阿尔卑斯山在一战中对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影响，揭示了环境与战争的关系。他指出，虽然遭受重工业和军事技术风暴般的摧残，但自然界绝不是沉默的战争牺牲品。在阿尔卑斯山前线，大山从三个方面鼓舞着驻军士气：首先，巍峨的大山使在高山中战斗、在绝境中幸存的士兵不由自主地感到鼓舞；其次，这些白雪皑皑的险峻山峰还被视作坚固的壁垒，与守军一道保护着国家的疆界；第三，战争后期，被围攻却未被攻破的大山，对那些仍梦想德国胜利的人来说象征着巨大的力量。(34)这为理解环境与老兵记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灵感，尽管同在西线，但是山地守军的战争经历与堑壕中的守军是截然不同的，由此也带来对战争的理解和记忆上的差异。 英国医疗社会史学者罗伯特·L.埃特恩斯泰特(Robert L.Atenstaedt)的《一战中对堑壕疾病的医疗应对》，其视野并未局限在医疗档案和军方报告的文字当中，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深入到战地环境中探讨堑壕足、堑壕热等疾病的成因，以具体实例来描述症状、影响与应对措施。在其研究中，病患不再是抽象的代号，死者也不再是冰冷的数字，战争中的人地关系、战友关系与医患关系得到鲜活的展现。同时，作者还为英国陆军在一战中死去的上千名医疗兵构建了一个群像：军人与医生的双重身份，使他们在战争中面临更大的危险，同时也要做更多的生死抉择。(35)可见，正是堑壕体系这一特殊的战地环境，将步兵、细菌、疾病与医疗兵联系起来，脱离战地环境的历史叙事，无法直观呈现步兵的境遇，无法深入解释疾病的产生，也无法客观评估医疗兵的应对及其效果。 行文至此，有两个理论问题需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涉及客观的历史事实与老兵记忆之间的关系，即老兵与西线环境之间的人地关系如何塑造老兵的记忆。 首先，老兵与西线环境之间的人地关系，是老兵记忆的重要内容。西线战场是一战的主战场，大体沿法比、法德边境延伸，大部分位于法国境内。从北向南依次是平原、丘陵、洛林高原和阿尔卑斯山，森林茂密、河流众多。马恩河战役之后，机枪带来的巨大伤亡促使运动战变为堑壕战，西线战地环境受到深刻的人为改造，参战官兵的经历迥异于前人和东线。战争双方数百万官兵在低于地表的堑壕中艰难度日，而战线也由此固化，战局变得停滞。双方采取了毒气战、坦克战以及空袭等新战法，试图先杀伤敌人再占领阵地，这是人们在战地环境发生变化后采取的应对措施。人与环境也体现出复杂的关系，比如既有对泥泞的堑壕、猖獗的老鼠的诅咒，也有对提供庇护的大地和森林的感恩。 心灵的震动与肉体的痛苦叠加在一起，塑造着西线老兵的共同记忆。机枪、防毒面具和堑壕体系，作为一战的典型象征延续至今。但更多的不同记忆来自于不同的人地关系。军种的不同，使空军与陆军对堑壕的体验截然不同：前者高高飞过，后者驻扎其中；兵种的不同，使炮兵与步兵对堑壕的感情截然不同：前者试图摧毁，后者依赖庇护……同时还应注意，官兵对挖掘堑壕的劳累程度的记忆，既与各自体力和分工有关，也与土质有关；官兵对堑壕泥泞程度与夜间寒冷程度的记忆，既与装备、体格和耐受力有关，也与径流和雨量有关；官兵对密集弹幕的恐惧程度，既与从军经历、个人胆识有关，也与驻扎地区的地貌有关：茂密的林木是步兵的天然庇护所，遍布的碎石是炮弹的威力倍增器。 其次，老兵与西线环境之间的人地关系，也是老兵记忆的基本背景。与虫鼠共处的老兵对战争的印象首先来自于自己的感官，之后才是情绪、记忆和对记忆的选择与加工。战争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如敌我关系、战友关系和官兵关系等，是老兵记忆的主要内容，这些社会关系在战争状态下同样受到人地关系的深刻影响。比如1914年部分英德部队的圣诞休战，既是对英国主教休战倡议的回应，也是对冰冷的战场险境的暂时摆脱。又如布洛赫在《战争记忆：1914-1915》中描写了其对某位战友的极度不满：在马恩河战役中，布洛赫倒在这位战友的腿上躲避枪弹，但是这位战友为了让自己的腿舒服些，不惜让布洛赫在枪林弹雨中起身。(36)再如堑壕中鼠患频频，法军为鼓励官兵灭鼠，1916年曾规定每根鼠尾奖励一个苏，但因无法兑现承诺而引起质疑。(37)这种失落的情绪打击了前线官兵的捕鼠热情，也削弱了其对上级的信赖。可见，研究老兵记忆仅仅关注社会关系是不够的，需要将研究起点置于战地环境中，审视老兵的经历，探讨人地关系对老兵社会关系和战争记忆的塑造。这也正是从人地关系入手探讨老兵记忆的价值所在。 第二个问题涉及老兵记忆载体与老兵记忆之间的关系，即如何依托前者去研究后者，进而审视老兵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前文已述，老兵记忆的载体是输出为文字的老兵记忆，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往往会有偏差。因而在将其作为史料加以运用之前，需要严格辨析。辨析与运用的原则，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持理解之同情。留下文字的老兵大多并非历史学家，其世界观价值观也有阶层与时代特点，其记忆的立场以及内容的取舍，不应被视为主观性加以否定，而应依据其记忆载体的内容，通过梳理其战争经历、体会其心路历程，理解其战争记忆的成因。基本的态度是：对其中的明显错误要有认知，但并不因此而否定其记忆本身的史料价值。我们甚至可以举德军一战老兵雷马克为例，他的小说《西线无战事》尽管是文学作品，但人物、情节和环境这三大要素离不开作者的西线经历。无论是前线士兵对炮声和气味的辨别，还是老兵对新兵因缺乏经验而枉死的感慨，可以说都来自真实的老兵记忆。它提供了官方档案中找不到的历史信息，史料价值显然是不应被否定的。 其次，是察统一之时空。研究者要考察记忆载体的内容是否准确，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将老兵及其记忆载体按国别和部队加以分类，再将每一类置于同一时空下进行内部比较，继而进行各类之间的比较，若基本史实存在出入，还可结合官方档案等资料加以确认。如此一方面可以提高史料的可靠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初步归纳老兵记忆的内容及特点，为梳理老兵的个人史奠定基础。如前所述，一战西线堑壕期刊和部队杂志尽管不是官方出版物，名字也五花八门，但是并未隐藏或改变部队的番号。通过查阅档案掌握部队驻防情况之后，研究者可以有针对性地搜集相关部队的出版物，对特定时空的出版内容加以分析，或者结合不同阵营、不同兵种进行比较，为研究寻找较为坚实的史料基础。比如在研究伊普雷化学战和亚眠坦克突袭战等典型战例时，官方档案之外的信息会使历史理解更深入。我们综合审视英法方面的战果以及双方前线士兵的文本后，便不难理解鲁登道夫为何在日记里将仅仅为期一天(1918年8月8日)、战斗过程甚至不到半天的亚眠坦克突袭战视为“德国陆军在此次战争中的暗日”了。(38)人员和物质损失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德军的战斗意志被摧毁了。 第三，是自个体至群体。前文引述的“个人史”和“生活史”既反映了个人的历史记忆，同时也是一群人、一类人的历史记忆。个体与群像并行不悖，应是老兵记忆研究的基本原则，毕竟侧重前者有失于片面，侧重后者有失于空泛。正是自个体至群体，使人们可以通过老兵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对一战西线战事有更为直观和全面的认知。一部部日记、回忆录为后世留下了法国一战步兵的西线记忆。但这并非西线记忆的全部，因为骑兵、炮兵、装甲兵、辎重兵、航空兵以及劳工的经历与记忆并未涵盖其中，无论是个体还是群像，都有待更深入的发掘、整理和研究。 综上所述，以更广阔的空间、更多元的要素和更复杂的联系研究战争，不仅与战争形态不断演进的历史进程相契合，也是历史学者立足史学对这种演进做出的回应。从人地关系入手探讨社会关系，以全方位、多角度的具体研究还原战争图景，向读者直观地呈现一战西线战场的老兵经历，是对传统史学和新史学的继承与发展，是对环境史理论和方法的应用与检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