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普什图人的中介民族角色研究(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1:11:54 《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 马强 咸月忠 参加讨论
四、普什图人在宗教领域内对社会和民众的影响 伊斯兰教是巴基斯坦建国、立国的思想意识形态，是动员民众致力于国家建构最为重要的思想武器。巴基斯坦运动是穆斯林的运动，来自不同地域、代表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的不同的穆斯林民族联合起来追求实质性的目标［9］。正是伊斯兰教整合了诸多文化有别但信仰相同的民族而建立了巴基斯坦国家。 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派主要有迪奥班德、巴热里维、圣训派和什叶派。后两个派别人数不多，只在局部地方有一定的影响。巴热里维的尊奉者主要是旁遮普人和信德人，他们远离大国博弈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加之传承苏菲精神，重点关注宗教事务和宗教权威，重视宗教功修，主张宗教宽容，对非伊斯兰的文化和信仰较为包容，因此在巴基斯坦社会中较少造成社会冲突。其引起的争论和冲突也主要是同巴基斯坦其他宗教派别的争论和冲突，而很少涉及国家和国际政治层面。迪奥班德对巴基斯坦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宗教学校培养宗教学者方面。宗教学者通过在穆斯林社区中担任宗教教职，灌输宗教知识和宗教认同，进而影响社区中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迪奥班德宗教学校中的老师和学员，绝大部分都是普什图人，有些人来自阿富汗，长期在巴基斯坦宗教学校中求学或担任教职。可以说迪奥班德宗教学校及其培养的宗教学者对宗教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普什图化的特点，该教派特别是在有关普什图人和阿富汗问题方面，代表了普什图民族的思想和观点。 除了所辖数量庞大的宗教学校及其培养的学生外，全球最大的伊斯兰教宣教运动的泰卜里厄宣教团（Tabligh Jamaat）的领导人和参与者主要是迪奥班德学派的成员，经过约百年的实践，已经形成了遍及全球的宣教网络，形成印度德里、巴基斯坦莱温、孟加拉国达卡等大的宣教中心，以及在南亚裔移民较多的国家中多个城市的宣教点。随着印巴人口的流动，迪奥班德学派的影响也扩散到世界各地。普什图人的全球流动和普什图人中宗教精英的社会影响力，使全球普什图人在很多问题上能够达成民族共识，形成社会舆论，组织社会行动，从而影响区域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普什图人在迪奥班德学派中的影响力，使迪奥班德参与普什图人的事务较多，在各种社会运动中，迪奥班德学校建立起来的教育网络发挥着动员人民、号召行动和统一思想的作用。 此外，掌握了重要宗教资源和宗教话语的普什图族的宗教学者在各种社会事务中的权威，为普什图人调节大的社会分裂、矛盾、冲突等创造了机会。近年来普什图人调节泰卜里厄宣教运动中出现的关于宣教中心和中心领袖的争执，以及宗教权威在解救人质、消除矛盾等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就完全能反映出宗教权威的身价和功能。至于流动经商的普什图人对国内外不同民族文化的熟稔及其扮演的沟通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甚至不同文明的中介民族角色，仍值得学界认真观察和总结。 五、普什图人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的中介民族角色 普什图人所在的斯瓦特、马尔丹、塔克西拉等地区，是古丝绸之路上犍陀罗文化和佛教文化遗迹的集中之地，保存了大量艺术品和古迹，具有丰富的人文资源和历史资料。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的铁路、公路的初段，靠近或就在普什图人地区，该地区是铁路和公路项目的必经之地。这里水力资源丰富，地势落差较大，海拔较高，是开展水力、风力、太阳能发电等项目的理想地区。普什图人居住和生活的地方位于中巴经济走廊的前沿，因此，普什图人不仅关系到这一走廊前沿的安全，而且关系到整个走廊建设的成败。跨界普什图人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正常有序落实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获得普什图人的支持，中巴经济合作会事半功倍。他们作为中介民族，熟悉巴基斯坦国内各个民族的传统，能够在不同的民族中进行调节，特别是缓和俾路支人和旁遮普人的矛盾，缓解俾路支人因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过程中的区域不平衡而存在的被剥夺、被边缘化的感觉。 在生活于中国的巴基斯坦人中，普什图人数量较大，在个别地方人数明显占优，如在浙江绍兴柯桥布料行业的从业者中普什图人占绝对多数，约有三千人；在广东广州、浙江义乌从商的巴基斯坦人中，普什图人也有一定的比例，其中广州约有八百人。（上述数据来自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Syed Ahmad Ali Shah的田野调查。笔者曾经与其一道于 2017年 11月赴义乌、柯桥和广州三地调查，发现普什图人是中巴贸易活动中十分重要的群体。）此外，在巴基斯坦留学生较多的中国城市中，普什图人基本都建立了各自的微信群。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较为深入，热爱中国，珍视中巴友谊，长期留居者视中国为第二故乡，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和中巴文化交流的中坚力量。 六、普什图人作为巴基斯坦中介民族的潜在替罪羊角色 前文已提及，有研究中介民族的学者论及，中介民族通常以少数状态存在，处在多数包围的环境中，一旦出现民族政治、经济利益等方面的竞争，中介民族往往会成为替罪羊，受到多方的怀疑、污名、排挤，面临被多方都边缘化的窘境。 卡拉奇的普什图人自阿苏战争时期就开始进入卡拉奇，随着塔利班、基地组织、美军和巴基斯坦在开伯尔省和联邦直辖部落区开展的各种军事行动，大量普什图人涌入卡拉奇，主要生活在城市东西两端的城市边缘地带，靠近高速公路，如扫合拉布高特（Sohrab Goth）、信德工业贸易园区（Sindh Industrial Trade Estate）、蓝孜工业区（Landhi Industrial Area）、考拉给工业园区（Korangi Industrial Area）、开阿玛瑞（Keamari）、班里迪阿镇（Baldia Town）、苏丹纳巴德（Sultanabad）和皮普里（Pipri）。上述地方大多都是未经政府规划的定居点，居民主要来自开伯尔省的玛拉坎德（Malakand）、哈扎拉（Hazara）、马尔丹（Mardan）地区，联邦直辖部落区的南瓦济里斯坦（South Waziristan）、巴焦尔（Bajaur）、莫赫曼德（Mohmand）和赫伯尔（Khyber），以及俾路支斯坦省的普什图人地区。赤贫、无业、人口增长率高是普什图人流动到卡拉奇最重要的原因［10］。卡拉奇作为信德省的大城市，也是巴基斯坦人口最多的城市，信德人和穆哈吉尔人作为本市的老居民，自然排斥新来同他们争夺城市资源的外来者。普什图人作为后来者，被其他两大民族视为移民、难民、阿富汗人，其他两大民族认为正是普什图人破坏了城市的人口结构，抢夺了本来就紧张的城市资源，特别是生活用水、电力、交通、公共空间等，让原本安逸的城市生活出现紧张局面。 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在多个地方都存在。巴基斯坦北部开伯尔省和旁遮普省之间的城市阿布塔巴德的老居民哈扎拉人大多认为，近十余年阿布塔巴德城市扩张、生活资源紧张、公共设施不足、环境恶化等，都同普什图流动人口有直接关系。笔者曾经调研过的伊斯兰堡著名的蔬菜市场（Sabzi Mandi）、伊斯兰堡H13区的阿富汗难民营、卡拉奇的扫合拉布高特等普什图流动人口集中的地方，的确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环境很差，给城市管理造成了诸多困难，也因此存在普什图人被污名化的现象。 同时，普什图流动人口因生存压力大，在社会中总是吃苦耐劳、勤俭节约，敢于打拼和冒险，某些目不识丁者也在全球流动从商。他们党护族类，忠厚仗义，注重回馈家族和部落，一旦获利即购产置业，且性格比较张扬，不掩饰财富，从而引起周围其他民族的羡慕和嫉妒。 此外，在民族博弈中，中介民族因同各方面都要打交道，因此希望同各方面都能友好相处，在各方面的争论中保持中立，不愿意同一方结盟而得罪另一方。但这种总想置身事外，不想陷入纠纷而不愿结盟的态度往往会得罪两方，任何一方都觉得中介民族不可靠，在关键时刻不能同其结盟以应对对手，因而人口数量占优的主导民族很容易对中介民族产生怀疑和疏离，甚至在民族冲突中将其视作替罪羊，将各种社会矛盾的产生都归结于中介民族的存在，从而对其采取边缘化政策，甚至予以打压和限制，这是中介民族身份较为吊诡、需要规避的一面。 七、结 论 根据对巴基斯坦普什图人中介民族身份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将中介民族的品质大体上作以下总结： 中介民族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文化特色明显；熟悉同其打交道的两个或多个民族的文化，特别是那些民族的语言、习俗、性格、喜好、民族自尊心；至少同两个民族中的一个有过长期的、嵌入式的生活经历和各种接触，即首先熟悉一方，而接触到另一方时对前者的文化已经了如指掌；同两个民族或周边的多个民族有一定的文化重合性或共性，这种文化重合性或共性在其发挥调节功能时非常有帮助；虽然并非决定性因素，但商业性因素的确会增加一个民族成为中介民族的概率，原因在于商业活动流动性强，从业者需要接触不同的人，学会同不同的文化群体打交道；中介民族具有一定的流动性特征，但这并非决定性因素，穿梭于不同的区域文化空间，强化了中介民族的地理文化概念，这种地理文化往往同不同的民族相关，也就是说流动让中介民族有了丰富的、地方性的民族知识，从而为其成为中介民族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中介民族有可能是一个民族，也有可能是一个民族中的某一职业群体；既有可能是流动者、暂居者，也有可能是熟悉迁移到本地的各个民族的本土居民。中介民族是多民族环境中，特别是具有民族博弈和对抗的多民族环境中不同民族之间的润滑剂，是民族隔离（包括空间和社会文化隔离）环境中不同民族相互沟通、相互认知的桥梁，是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十分重要的非制度性调节力量。 中介民族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沟通了商贸，繁荣了经济，加强了政治联系和认同，而且在深层次的文化和精神方面，架设了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体谅、相互理解的桥梁，是平衡两方或多方社会力量的中轴，融洽不同民族的黏合剂。 尽管中介民族的处境有着两面性，处于不同民族的夹缝中，必须时刻斟酌民族间微妙的关系，存在一定的生存风险，处事不当有可能给自身带来危险，但在不同的大民族中生活，中介民族首先学会的是在民族博弈中保持中立，提防不被任何一个大民族利用，成为一方攻击或压迫另一方的工具。因此，中介民族往往通过这种微妙的策略获得独立发展，大民族也不会轻易对其排斥和造成伤害。 中介民族作为民族间的缓冲器，值得不同的社会予以关注。中介民族熟悉各个民族的边界和底线，懂得如何在不同民族中传递信息，沟通有无，调解纠纷，融洽关系，相互成全，实现共赢，乐此不疲而且游刃有余。中介民族熟悉周围各个民族的文化，在与其他民族的日常交往中知道如何尊重对方，避免冒犯和冲突，以取得对方的信任。中介民族懂得进退之策，有张有弛，既知道委曲求全，也坚持本族底线。因此，中介民族是联结不同民族、融洽不同文化、沟通不同文明的桥梁。中介民族非政治性的调节，是多民族共生社会中实际存在的隐性力量。观察普什图人在俾路支人和旁遮普人之间扮演的调解人和缓冲角色，就能理解中介民族的重要性。俾路支人有一种国家被旁遮普人控制，而很少能够听到少数民族声音的疏离感，因而对政府也产生了离心倾向，而普什图人中的宗教知识分子利用自身在俾路支人中的影响力，团结俾路支人中有宗教情怀的人。普什图商人群体在俾路支斯坦省的活动本身就是巴基斯坦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彰显，是国家意识和国家主权的展演。 参考文献： [1] Hubert M. Blalock，Toward a Theory of Minority Group Relations，New York：John Wiley，1967. ［2］ Nyíri Pál，Chinese in Eastern Europe and Russia：A middleman minority in a transnational era，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2007，p.139. ［3］ Harry H.L. Kitano，Japanese Americans：The Development of a Middleman Minority，Pacific HistoricalReview，Vol.43，No.4，1974，pp.500-519. ［4］ Edna Bonacich and John Modell，The Economic Basis of Ethnic Solidarity：Small Business in the Japa?nese American Communit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 ［5］［6］ Edna Bonacich，A Theory of Middleman Minoritie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 38，No.5，1973，pp.583-594.593. ［7］ 维基百科［EB/OL］.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shtuns，2019-08-20. ［8］［10］ Nochola Khan ed.，Citysapes of Violence in Karachi：Publics and Counterpublics，Oxford UniversityPress，2017，pp.63.65. ［9］ Hamza Alavi，Pakistan and Islam：Ethnicity and Ideology，in Fred Halliday and Hamza Alavi eds.，Stateand Ideolog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Pakistan，London：Macmillan Education Ltd，1987，p.6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