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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最老的“偷渡客”的生活:打了30年黑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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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大逃港到大开放,外逃人群消失了!
     “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在深圳特区成立10周年庆典上,陈秉安采访国家领导人习仲勋,他这句意味深长的话让他印象深刻。
     随着“文革”结束,政策再次松动。1977年夏至1978年春节前后,边境地区偷渡潮再度持续升温,揭开了1978至1980年前所未有的偷渡潮的序幕。据宝安县不完全统计,1978年1月至11月20日,全县共外逃过万人,逃出7037人。其中,8月份以后外逃1万多人,逃出5400多人。全县逃出大、小队干部121人,党员29人,团员161人。另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这一年在宝安一地堵截收容外逃人员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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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对于民众来说,改革开放的直接字面意思就是可以到香港去。”对此,陈秉安这样解释。对一般民众而言,他们不是用理论分析出来的,只是肚子指挥脚。
     而在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看来,“只要有港澳这种特殊地区存在,而我国‘四化’又未实现,就会有外逃问题”。在一轮轮的治乱循环后,当局开始找到了逃港问题的症结所在。
     1977年11月,广东的偷渡问题摆到了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的面前。听完各人的汇报后,邓小平连吸了几口烟,平静地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生产生活搞好了,就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1980年8月26日,在逃港的桥头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负责广东特区筹办、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回忆道:“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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