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乡里社会的十六国胡汉民族关系——以华北与关中地区诸政权为例证
http://www.newdu.com 2024/11/13 03:11:13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 蔡丹君 参加讨论
【摘要】十六国时期的胡汉民族关系，是在乡里社会生活基础上存续的。胡主先是依赖同乡建立政权，吸纳在地乡党入仕，同时，扶植流亡的乡里宗族，设立侨郡，使之壮大，既而恢复乡里选举制度，加强对乡里人才的拔擢与管理。这些都说明了胡主对乡里社会的深刻理解和实际控制。在此过程中，他们获得了乡里宗族的支持，甚至有些胡主及其家族自身也壮大为乡里宗族。围绕乡里社会生活，展开对乡党、乡里宗族、乡里制度的经营，是胡主深化和加强自身统治，并实现民族融合的重要途径。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复杂的十六国胡汉民族关系。 【关键词】十六国；胡族；乡里社会 【作者简介】蔡丹君，湖南株洲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思想史”项目成果。 “五胡乱华”后，胡族政权逐渐林立于北方。考察这一时期的胡汉民族关系，不能简单地视之为合作或者对立，而是要看到其在长期历史过程中的生活联系。毕竟这些胡族政权并非天外来兵，自东汉以来，他们不断内迁，与边疆汉族有着漫长的杂居史；同时，他们也需要在谋求立足的过程中寻求在地乡里宗族的扶助，并颁行与现实相适应的乡里制度以巩固统治。胡主与北方乡里社会之关系，在十六国时期是逐步深化的，而十六国时期的政治与文化的发展进程，也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逐步展开的。基于乡里社会的十六国胡汉关系，是当时民族关系、政治关系的重要形式。乡里士人与胡族政权之间在此背景下展开了丰富的政治互动，形成了十六国时期民族关系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为集中论述这些内容，以下主要以活跃在河北与关中诸胡族政权为例进行详细的考察。 一、胡、汉同乡关系与胡族政权的建立 自东汉以来，边疆少数民族的内迁之势不可抵挡。仅西晋初年的匈奴，因故内迁者即“至少不下二十余万口”。早期部分胡族政权的建立，深刻依赖了他们在与汉族杂居过程中所结交的同乡、在地关系。 刘渊从幼年到成为任子之前，生活于并州乡里。刘氏宗族部落“虽分居五部，然皆居于晋阳汾涧之滨”。并州六郡中胡人人口数量不少，与汉族的融合程度较高。晋阳离上党郡很近，刘渊自幼在此游学，受业于崔游。“刘渊父子皆粗知学问，渊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皆是东汉的旧传统。”在崔游门下，他还与同窗硃纪和范隆有过深层的思想交流。虽然刘渊是屠各杂胡，实则与晋阳乡人无异，他获得文化教养的经历，与这个地区的乡里汉族士人没有太大区别。硃纪和范隆等人，后来成为前赵政权的第一批汉族士人。硃纪不仅担任了刘聪的太傅，影响了刘聪学养的形成，还与刘氏缔结了姻亲关系——他的女儿入了后宫。范隆“与上党硃纪友善”，博通经籍，无所不览，颇有经学著作，逝于刘聪之世，卒赠太师。刘渊所任命的匈奴后部人陈元达，也有类似经历。陈元达“躬耕兼诵书，乐道行咏”，在刘渊尚任左贤王时，拒招不至，后又因直谏死于刘聪之手。他以隐士自处，入仕后又好谏诤，文学修养也高，均说明他汉化之深。 刘渊所结交的同乡关系，除了这些早年具有共同生活经历的并州乡党，还有在朝的并州籍权贵。元帝咸熙中（264-265），刘渊为任子在洛阳，前后约十年，“晋武帝泰始十年（275）后返回五部接任左部帅”。刘渊“本人为质子，可见他在匈奴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此时其父刘豹势力强大，引起了西晋的戒心。刘豹统一五部是在司马师辅政之初，大致在嘉平三、四年（251、252）间。此后，并州屠各取代了南匈奴，军事力量不断增强，于是“咸熙之际，以一部太强，分为三率”。陈勇先生认为，刘渊任子和匈奴分为三率“这两件事并非巧合，应该都是司马氏抑制并州屠各计划的一部分”。这次任子之后刘渊回到了五部，成为左贤王，并州乡党开始有意与之结交，“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这个说法有点夸张，其实当时前来依附的，主要是并州乡党，如屯留崔懿之和襄陵公师彧等人。此“二人皆善相人，见元海，惊而相谓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见也。’于是深相崇敬，推分结恩。太原王浑虚襟友之，命子济拜焉。”由此看来，刘渊应该也是通过这批乡党，较早结识了王浑。并州太原王浑，乃王昶之子。“泰始之后，浑又屡言之于武帝。帝召与语，大悦之。”通过王浑，刘渊在晋廷的地位和声望得到了提高，上党屠各和西晋之间建立了密切关系，进一步壮大力量。王浑甚至曾经救过刘渊的性命。当时刘渊为齐王攸所间，攸言于帝曰：“陛下不除刘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宁。”王浑为之向晋帝进言力保。王浑实际上是刘渊在西晋朝廷中所结交的最为重要的政治势力代表。 刘渊在洛阳所缔结的同乡关系，也惠及了他的儿子刘聪。刘聪同样是“弱冠游于京师”，“太原王浑见而悦之，谓元海曰：‘此儿吾所不能测也。’”在洛阳，刘聪“名士莫不交结，乐广、张华尤异之也”，此中应该也少不了王浑的引荐。刘聪颇有才华，能诗善赋。晋帝被俘虏之后，刘聪曾回忆早年造访时为豫章王的晋帝的经历：“卿为豫章王时，朕尝与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于卿，卿言闻其名久矣。以卿所制乐府歌示朕，谓朕曰：‘闻君善为辞赋，试为看之。’”这里的“王武子”即王浑的次子王济。王浑长子早卒，嗣位的是王济。王浑、王济等人盘踞朝廷，势力不可小觑。西晋初年，王濬曾与王浑争平吴之功，所上自理表如此评价：“今浑之支党姻族内外，皆根据磐互，并处世位。”从这里可以看出王氏在朝中的地位，和匈奴刘氏攀附并州王氏的原因。刘渊长子刘宣，师事乐安孙炎。学成而返，也受到太原王氏提携：“并州刺史王广言之于武帝，帝召见，嘉其占对。”从这里可以看出，刘渊一族与晋阳王氏一门三代之间的深厚关系。伴随于此，刘氏也与并州乡党中的其他大族建立了一定联系。上党李憙、太原王浑这两位同乡都曾向朝廷表示了他们对于刘渊军事实力和才能的了解。太康中爆发边疆危乱时，他们频繁建议启用刘渊平乱。晋武帝咸宁五年（279），树机能攻陷凉州，上党李熹主张“发匈奴五部之众，假元海一将军之号，鼓行而西”。刘氏结交朝廷中的并州乡党并且获得他们的支持，正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 刘渊建立汉政权后，给汉族士人所留的职位，基本悉属并州乡党：“以右贤王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左于陆王宏为太尉，范隆为大鸿胪，朱纪为太常，上党崔懿之、后部人陈元达皆为黄门郎，族子曜为建武将军；游固辞不就”。其中，公师彧在刘聪时期担任过太中大夫，后来见杀于秋阁事件。这说明，汉赵胡主和晋末其他汉族领导者一样，十分重视同乡。与前赵同时起兵的山东人王弥，在洛阳歼灭百官，而刘暾因为是王弥东莱掖县之同乡且是“乡里宿望”而独不被杀。其后，刘暾出仕于王弥，为其建言献策。王弥之叛，给晋王朝带来的毁灭之力，不在屠各刘氏之下，《晋书》评之曰：“何丑虏之猖狂而乱之斯瘼者也。”但即便如此，曾在西晋身居御史中丞等要职的刘暾，仍然愿意出仕其麾下。其中原因，除了战乱时期受制于人的不得已，同样重要的是他和王弥之间的同乡关系。对乡曲关系的看重，超越了对其他关系的看待。这本是汉族士人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但也已经渗透到久居并州、太原、晋阳、上党的匈奴人的意识中了。可以说，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此时人们对待胡汉关系的政治考量，乡曲关系优先于民族关系。然而，虽然并州乡党在刘氏政权中地位突出，但是真正手握权柄的还是匈奴五部贵族，如呼延氏等。汉族士人担任的一般都是文化类职务，并不牵涉要害职务。汉赵国内有“三个相对独立的不同族属的集团”——刘聪“本族”、“汉族人民”及“六夷部落”，其中刘聪本族的军队是核心力量。唐长孺先生也认为：“刘聪在其直接控制区域内建立了胡汉分治的军事化的制度以控制人民。”所以，并州乡党从属于胡族的地位，主要是这支匈奴政权以单于制为主的军事特性决定的。 除了并州乡党，很少有汉族士人出仕汉赵政权。汉赵政权作为袭破洛阳、长安的第一支胡族政权，被汉族士人视为寇仇，汉人为此拒不出仕。而汉赵政权自起兵之初，便全盘否定西晋政权，这透露出当时胡汉关系的紧张。刘渊《即汉王位下令》中称：“自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今天诱其衷，悔祸皇汉，使司马氏父子兄弟迭相残灭。黎庶涂炭，靡所控告。”他在令中还将声称的“大耻未雪”远溯至董卓、曹氏父子所造成的汉室之辱。晋室之亡，中原士人各怀哀痛，刘渊对晋室的否定态度，事实上进一步加深了胡汉隔阂。因此，汉族人才往往不赴刘氏之征。就连那些与世无争的隐士，如弘农人董景道，博学精究，隐居商洛山，“刘元海及聪屡征，皆碍而不达”，至刘曜时仍多次征之，“并固辞”。即使强征而来，士人也往往二三其心。如刘殷，并州新兴人，每逢征辟，皆以疾辞；永嘉乱中，委身于刘聪。刘聪暴虐，刘殷常常告诫子孙不要直谏。作为早期参与到胡族政权中的汉族乡里士人，刘殷感到处理胡汉关系是艰难的：“在聪之朝，与公卿恂恂然，常有后己之色。” 刘聪时期的暴政，极大削弱了并州乡党的力量。刘曜《下书追赠崔岳等》一文中，有一份追赠名单，其中人士，多为并州乡党之仕刘者。其中“或识朕于童乱之中，或济朕于艰窘之极”之语，正是晋末乱离之后乡党社会中以协作互助为特征的人际关系的写照。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人死于刘聪暴政。如中书令曹恂，死于反对刘聪纳后之事。又如刘易《谏用宦官王忱等表》，称王忱“知王琰等忠臣，必尽节于陛下，惧其奸萌发露，陷之极刑”。但刘聪非但不纳，反而将此表给王忱本人阅看，深辱刘易，使其忿恚而死。刘曜上台后所进行的这一次追赠，算是他对乡党所做的补偿，是一场拨乱反正。这一胡汉的关系变化，体现在刘曜时期对汉族士人多次褒扬和奖赏之中，《下书封乔豫和苞》表彰乔豫、乔苞二人对自己纳谏之诚恳，亦是对刘聪暴政的否定。 刘曜和他的父亲一样，也是弱冠游洛阳。刘聪时，他曾出镇长安。靳准之乱爆发后，自长安奔赴平阳，“至于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阳奔之，与太傅朱纪、太尉范隆等上尊号。”刘曜登位，仍然获得了并州乡党的支持：“以朱纪领司徒，呼延晏领司空，范隆以下悉复本位。”刘曜长期活动于长安，与周边政治势力周旋；随着石勒势力和慕容鲜卑势力的不断扩大，平阳已有受围之危，一旦这些势力联合，刘氏政权将无力抵抗。早在刘聪麟嘉二年（317）二月即有康相上疏《言文》以天象谈及当时紧迫的时势，建议迁都。刘曜迁都长安，将匈奴五部与并州乡党也带到了关中。虽然，刘曜表面上仍然尊重这些参与建立政权和扶植自己上位的并州乡党，但是，他已经形成了应对时势的用人主张。当时，前赵政权疲于应付周边地区的多股政治势力：仇池杨难、后赵石勒、流民坞主陈安、前凉张茂等，皆与之交战。因此，能够在一系列军事活动中独当一面的人物更受重用。如刘雅，早年即跟随刘曜征战，颇有战功。靳准之乱中，“左光禄刘雅出奔西平”，拒不合作。此后深获信任，奉使迎刘曜母胡氏丧于平阳。攻杨曼于陈仓获胜，使得“（刘）曜振旅归于长安”，遂因其军功被署为大司徒。太宁元年后，刘曜“署其大司马刘雅为太宰，加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给千兵百骑，甲仗百人入殿，增班剑六十人，前后鼓吹各二部。”实际地位是非常高的。从前赵政权的总体情况来看，虽然并州乡党在刘曜登位后，权力不断式微，但无论是促成刘渊平阳称帝还是扶植刘曜的过程中，都发挥了较大作用。 分析以刘氏为代表的胡族士人在并州乡里私学的教育经历和交游活动，可知他们与汉族人已经有了深度融合。无论是在经学学养还是文学才能的养成上，都已经深深打上了汉族文化的烙印。作为军事色彩浓厚的政权，前赵在建立政权之后，在文学方面疏于经营，但他们不乏文化才华。刘氏诸王皆成长于乡里，并不是刘氏政权自身培养的文化人才，其较高的文学修养，来源于早期在乡里的学习以及在洛阳的游历经历。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较少。除了我们以上谈到的一些公文文字之外，赋颂和诗歌并没有留下具体篇名和内容。可见，刘氏虽然不乏文学功底，但是在战乱之时也是无暇顾及、经营。同时，刘氏政权之体制，主要仍然是匈奴的大单于制，虽然启用了并州乡党中的寒素汉人，并不依赖他们，更没有拉拢乡里大族。因而在前赵政权治下，文学传统延续性较为微弱，其后都声名消隐。但是，刘氏政权对乡里士人的启用，开启了这一时期胡汉士人合作的源头，而刘氏政权与乡里士人合作的基础是乡党关系。 胡汉之间严格意义上的“同乡关系”，随着胡族政权需要的变化，也将会由更宽泛的同乡关系——“在地关系”来替代，即双方皆为居住于某地的共同利益者，而并不一定是籍贯上的同乡。这一点，在十六国中后期关中地区的氐、羌政权建立过程中尤其明显。前秦和后秦政权的早期经历具有十分相似的一面，他们是在十六国时期经历了长期汉化之后，方才获得北方大部或者局部领土控制权的。石虎征关中时，这两支势力被双双迁徙到了关东地区，分别居住在枋头和滠头。因此，氐、羌在十六国历史上较为著名的一些豪贵，几乎都是在关东出生的，“与苻生兄弟、苻坚兄弟、吕光等同时先后在枋头出生、成长起来的一代氐族豪贵，是后来前秦、后凉的霸业支柱。”而前后秦政权中最为著名的士人王猛、尹纬等人，皆是生活于关陇本地汉族士人，他们共同参与了苻、姚政权的建立。 王猛，原籍北海郡剧县，靠贩卖畚箕为生，晋末大乱之后隐居于华阴山，活跃在关中一带。所谓“隐居”，乃是自高之举，史称其“怀佐世之志，希龙颜之主，敛翼待时，候风云而后动”。永和四年（348），东晋桓温入关，王猛为他推荐了河东蜀人薛氏薛强。之后，王猛又向苻坚举荐王猛的吕婆楼，即后凉创建者吕光的父亲。苻坚在发动对苻生的政变之前，希望获得吕婆楼的帮助，而吕婆楼自认为不可胜任，并推荐了王猛：“仆里舍有王猛，其人谋略不世出，殿下宜请而咨之。”吕氏也是略阳氐人，他与苻氏之间关系深厚。王猛原本地位并不高，类似于吕婆楼的清客。王猛在吕光十岁左右，就已经见过他，并评价曰：“时人莫之识也，惟王猛异之，曰‘此非常人’。”这说明他们相识已久，关系密切。王猛得到举荐，主要是依靠他早年在关中地区所缔结的这些关系，亦即他自己所谓的“三秦豪杰”。其他围绕在苻氏家族的硃彤、赵整等人，皆是关陇士人。苻坚之弟苻融“时人拟之王粲”，硃彤、赵整等人“推其妙速”。赵整也是略阳人，算是苻坚之同乡。天水人尹纬，在前秦时期因政治原因没有出仕，“及姚苌奔马牧，纬与尹详、庞演等扇动群豪，推苌为盟主，遂为佐命元功”。这里的“扇动群豪”所提到的“群豪”，应该也是在这一时期前后不断向关中地区回迁的秦雍流民。可见，扶持姚氏政权在关陇地区与苻坚争霸的，仍然是这些本地乡里宗豪。而且，在这之后，尹纬还吸引了一些其他地区的关中流民回到长安：“纬友人陇西牛寿率汉中流人归兴。”在姚氏反对前秦苻登并取得优势之后，甚至于一些早年流亡到南方的关中士人，也开始谋求机会回到长安：“京兆韦华、谯郡夏侯轨、始平庞眺等率襄阳流人一万叛晋，奔于兴。”这三个流民队伍的首领中，韦华和庞眺其实都是关中人。从以上势力可见，这些关陇本地士人，在共同等待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机会，而苻姚二氏在势力逐渐壮大的过程中，也乐于得到汉族士人的帮助，藉此以扩大势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六国政权中，并非所有的胡主在起兵时都已注意到依靠同乡关系、在地关系。如石赵统治时期乡里社会的主要形式是坞壁，石勒政权与乡里坞壁之间是一种羁縻关系。石赵政权对“旧族”大加杀伐，不予优待，却对寒素士人倍加信任，石赵政权中出现的名臣续咸、徐光、张宾等人，皆非大族出身。这种社会处理方式，是十六国政权中的特例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