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乡里社会的十六国胡汉民族关系——以华北与关中地区诸政权为例证(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12:11:43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 蔡丹君 参加讨论
二、从流人到宗族：胡主施政与北方乡里社会的恢复 十六国早期胡族政权统治北方，需要考虑整个北方社会的实际情况。永嘉南渡以后，虽然“中州士女”前往南方者十有六七，但是仍然有大量宗族留在了北方。然而此时他们大多因为战祸，失去土地、流亡他方。其次，西晋末年以后的基层行政体系完全崩溃，北方地区出现了大大小小、到处林立的坞壁，不再有“乡里”之实。聚拢流人，重新建设乡里社会，是早期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施政方向之一。 当时聚集北方流亡“旧族”最多的，是慕容氏诸燕政权。钱穆先生曾说：“慕容氏于五胡中受汉化最深。”过去的研究对此讨论颇多。这些研究所达成的共识是，慕容氏政权中的汉族士人以及他们的数代子孙，通过出仕诸燕政权，逐渐成为华北名族大姓。北魏入居中原、吞并后燕之后，这批名族又成为北魏政权的中坚力量。正如钱穆先生说，十六国北朝时期和魏晋不同的关键，是“在于基层社会管理的地方性，即由地方大族、地方豪强代表国家来管理和控制地方社会……河北地区的情况也许更加典型”。 慕容廆政权本来国土狭小，需要不断通过劫掠、攻占周边段氏、宇文氏二部来获得存续。至永嘉六年以后方才开始收纳流民。当时，乡里宗族在投靠诸种军事力量以作为乱离时期的庇护时，一般首先考虑的是西晋汉族旧臣，其次才是称臣于晋的少数民族政权，而最不情愿出仕的，可能是参与破坏西晋政权的胡主。所以北方最初拥有流人最多的本是王浚。“游邃、逄羡、宋奭，皆尝为昌黎太守，与黄泓俱避地于蓟”，但是，“刑政不修，华、戎离叛”。乡里宗族名士，对于这项名誉之所以十分看重，是因为在从东汉以来深受“乡论”控制的乡里社会中，家族声誉一向是这些宗族所看重的政治遗产，是“长远之计”。例如范阳李产嘱咐宗族：“当早自为计，无事复陷身于不义也”，乃帅子弟十余人间行归乡里。又如邵续一度依附石勒，被王浚评价为“君，晋之忠臣，奈何从贼以自污乎”之后，邵续竟然弃子在石赵而归段匹磾。可见晋末的乡里宗族对于自身的政治立场是很敏感的。在晋末诸胡建立政权、无所依托的无奈环境中，频失其主的乡里宗族，最终选择投靠慕容氏政权，存在类似的考虑。慕容氏在晋末之后有着振恤河北的传统，对中原地区也没有发动破坏性的战争，在西晋败亡之后仍以晋臣自居、承认东晋政权的合法性。《资治通鉴》记录了这些流亡士人在不同政治势力间辗转最终归于慕容氏的经历： 初，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抚，又政法不立，士民往往复去之。段氏兄弟专尚武勇，不礼士大夫。唯慕容廆政事修明，爱重人物，故士民多归之。廆举其英俊，随才授任，以河东裴嶷、北平阳耽、庐江黄泓、代郡鲁昌为谋主，广平游邃、北海逄羡、北平西方虔、西河宋奭及封抽、裴开为股肱，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岌弟真、兰陵缪恺、昌黎刘斌及封弈、封裕典机要。裕，抽之子也。 可见，当时前燕慕容氏麾下人物彬彬，堪称十六国聚集乡里宗族士人最盛者，是前后仅有十数位“旧族”入仕的石赵政权所不可比拟的。 慕容氏善于抚接和笼络这些流亡的乡里宗族。慕容廆对高瞻的到来十分重视，而高瞻却一直称病不仕。慕容廆在探疾之时，对他的行为甚为体谅，说他是“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慕容廆遂宣称要“与诸君匡复帝室”，高举“晋”旗，这与刘氏政权高举“汉”旗，截然不同。蒋福亚先生指出，慕容此举是因为二赵以后民族矛盾激化，所招抚的大量士人皆是原来晋时旧人，需要获得他们的认可。 慕容廆时期汉族士人几乎占据了诸多要职，“任居枢要”，他们往往有着避乱之外的更高政治追求。如河东裴嶷在西晋末曾任荥阳太守，携乡里宗族投靠慕容廆。起初，裴嶷的宗族，应该是不太愿意前往辽东而倾向于南下，而裴嶷向他们表明南下不易，前往辽东则可成进退。裴嶷到达慕容氏境内时，“时诸流寓之士见廆草创，并怀去就”，正是人心不稳之时，而“嶷首定名分，为群士启行，廆甚悦之。以为长史，委以军国之谋”。之后，裴嶷除了为慕容氏政权提供军事方略之外，还成为改变东晋和慕容氏关系的重要人物。在裴嶷抵达东晋之前，“朝廷以廆僻在荒远，犹以边裔之豪处之”，而“嶷既使至，盛言廆之威略，四海英贤并为其用，朝廷始重之”。裴氏曾是西晋大族、“中朝名臣”，正是作为“长史”的他来到南方，方才引起了东晋对于慕容氏前燕政权的重视。晋元帝一度希望留裴氏在江东，但为裴嶷所拒绝。作为流亡士人，裴嶷实现了他最初归附慕容氏政权时的两个目标：“髙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他显得较为积极和主动，重视慕容氏政权所提供的机遇。而这番出使南朝的经历，也无疑提高了他和他的家族在南方的声誉，这反过来又能促进裴氏在北方政治地位的提高。慕容氏也通过这些乡里宗族的支持，获得了东晋政权对其合法性的相对肯定。如“宋该劝廆献捷江东，廆使该为表，裴嶷奉之，并所得三玺诣建康献之”。早期的慕容氏政权为亲好于江东，故而特别看重旧族，对于东晋的这种要求，恭命顺从。东晋政权于是给予了慕容氏政权多次册封，甚至福及那些留在慕容氏政权中的士人们。 由于聚居者日渐增多，前燕立侨郡以统流人。其举措与东晋侨置郡县以居流人大致相似，其中稍有不同的是，前燕十分重视维持这些宗族原本的一些聚居特点。陈寅恪先生说：“流向东北慕容氏治下的人民，在阶级上有士族，有庶民；在籍贯上，有冀、豫、青、并等州人。慕容廆分别为之立郡以统之，并从中选拔自己所需要的辅佐。”这些流民，有一部分本身就是汉族士大夫迁徙时率领的宗族、乡里、部曲和佃客，如渤海高瞻“与叔父隐率数千家北徙幽州”。由于短时间内慕容氏政权治下的人口骤然增多，当时“流人之多旧土十倍有余，人殷地狭，故无田者十有四焉”。为了扩充土地面积，慕容氏“南摧强赵，东灭句丽，开境三千，户增十万”，并颁布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的耕地政策，以保证流人骤增之后前燕境内的稳定。至慕容皝时，前燕政权为这些流人重新设置了县郡，“以勃海人为兴集县，河间人为宁集县，广平、魏郡人为兴平县，东莱、北海人为育黎县，吴人为吴县，悉隶燕国。”这样一来，原来的乡里社会结构得以存留，流亡而来的乡里宗族仍然可以按照之前社会生活的方式聚居。于是，慕容氏政权中集体迁徙而来的乡里宗族，能够形成自己的根据之地。他们在发展的延续性方面，超过了刘氏政权中的那些并州乡党。 前燕政权的这一侨郡政策，使得一部分乡里宗族受到优待，迅速壮大为北方大族。原籍靠近辽西的渤海封氏、乐浪王氏即是其例。慕容氏与渤海封氏之间渊源颇深。永嘉五年（311）之后，东夷校尉封释无力克制众鲜卑之乱，最后依赖慕容氏政权，寝疾时，“属其孙弈于廆”。封氏从此成为慕容氏重要盟友。封氏卒，“释子冀州主簿悛、幽州参军抽来奔丧。”由于封氏一族势力辐及幽、冀，慕容氏政权亦拉拢二人。旋即幽、冀为石勒所乱，返道不通，二人“皆留仕廆，廆以抽为长史，悛为参军”。封氏可谓慕容氏最早合作的乡里宗族。建兴元年（313）是慕容氏在境内建立侨郡之始。“乐浪王遵说统帅其民千余家归廆，廆为之置乐浪郡，以统为太守，遵参军事。”为一姓而建“乐浪郡”，且由其本姓人物出仕，基本实现了这一宗族的行政自治。若干年的存续壮大之后，封氏、王氏迅速成为地方土豪，地位几乎不容动摇。之后虽然慕容皝时期曾有渤海人逄约携降人来归，试图取代封氏在渤海的地位，但此事很快平息，渤海太守的位置又回到了“土豪封放”的手中。永和八年（352）“燕群僚共上尊号于燕王俊，俊许之。十一月，丁卯，始置百官，以国相封弈为太尉”，封氏等大族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从此可见，华北大族的形成，与前燕政权的侨郡政策所导致的宗族集聚和养息政策深有关系。在慕容氏政权中较为得志的，主要是原来华北地区即幽、冀的士人，而在石勒时期迁往邺城的秦雍及其周边地区之士人，却无法形成庞大的乡里宗族，无法对慕容氏政权产生真正的影响力。如安定人皇甫真，即石勒时期王擢所说的秦、雍世族之一，在慕容氏政权中并不得志，因谏诤而遭到弃用。前燕末年，王猛入邺，皇甫真便见机“望马首拜之”，继而“从坚入关”，迁回离家乡安定更近的关陇地区了。 慕容垂在前秦建元二十年（384）叛秦自立，并发起复国运动。这个过程中，留在原籍的河北士人再次成为慕容氏政权争取的对象。宫崎市定先生发现，后燕慕容垂复国之时，虽然有不少的鲜卑和乌桓麇集于大河以北一带，但其主要的郡众，不是鲜卑，而是中原的汉人。但是考虑到邺城战略的长期性，冀州郡县多认为慕容垂不会获得成功，采取观望态度。当时反燕或无所行动的汉族士人有渤海封懿，封孚，封劝，清河崔玄伯、崔逞、崔宏、崔荫，阳平路纂，新兴张卓。复国运动中很少看到汉族士人，倒是慕容氏在幽州、平州地区建立了婚姻关系的可足浑氏，兰氏和段部、宇文部等诸鲜卑、乌丸，屠各、丁零等诸少数民族占主力。最后，参加了复国运动的汉族士人有汲郡赵秋，燕郡王腾，燕国平睿、平幼、平规，荥阳郑豁，参军太原赵谦，渤海封衡、封孚等。除了荥阳郑氏和太原赵氏未尝合作前燕，其他皆是在前燕时期就已经在华北地区壮大的乡党。北魏攻占中原时期，河北士人的基本态度是反魏慕燕。很多士人追随慕容氏，有的跟到辽西，有的南渡到了青齐地区。慕容氏政权始终意欲改变乡里宗族势力过分庞大，与朝廷争夺户口的局面，也是造成此番宗族离散的主要原因之一。后燕政权末期，“燕主宝定士族旧籍，分辨清浊，校阅户口，罢军营封荫之户，悉属郡县。由是士民嗟怨，始有离心。”慕容盛时期，辽西太守李郎在郡长达十年，“威制境内”，“累征不赴”，“以母在龙城，未敢显叛，乃阴引魏军，将为自安之计，因表请发兵以距寇”，被慕容盛发现之后灭族。这也是一次乡里宗族对于慕容氏政权的离心之举。但是，仍不排除一些乡里宗族并不愿意出仕北魏。如渤海封懿入魏后，对魏太武帝态度不逊，“对疏慢，废还家”。广固之战中，昌黎韩范和渤海封融皆被处死，正是北魏打击这些倨傲的乡里宗族的具体行动。但是这些打击，并没有改变整个华北尤其是乡里宗族之后所聚居的关东地区的社会面貌。于是北齐时期的《关东风俗传》中才有了一幅这样的宗族聚居的图景：“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献武（高欢）初在冀郡，大族猬起应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几为大患，有同刘元海、石勒之众也。”如果要追溯这幅图景的来源，那么最为重要的事情便是慕容氏政权对于这些乡里宗族的扶持，他们的力量是在慕容氏所设置的侨郡中复原、发展和壮大的。北魏建国后，大部分士人来自后燕等地。这种情况以河北最为典型，正是诸燕政权对于河北乡里宗族所采取的政策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胡主在管理北方地区乡里社会过程中，自身身份发生了变化。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些胡族政权本身，其实也是较为复杂的乡里宗族。慕容氏政权自身的一些特点，和北方乡里宗族结构内部具有一致性。宫崎市定先生说：“在胡族的国家中，主权者就是其宗族的代表人，国家并不是主权者的私有物，而是宗族全体成员的共有物。因为这种思想浓厚，所以对于国家的政治，宗族的发言权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宗族团结，发挥其异常强大的力量，就会建成广大的国度；但这个团结一旦破裂，宗族中的强有力者各自企图成为主权者，就会招致无穷的分裂。慕容氏的‘燕’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由于慕容宗族内部势力错综，慕容氏政权几度四分五裂，最后被北魏所吞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