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东南亚研究：概念、成果与挑战(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7:11:07 《民族研究》2018年第6期 周建新 郝国强 参加讨论
3.东南亚经济发展与文化振兴时期（1980年-至今）。20世纪80年代以后，东南亚一些国家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走上了社会变革的道路，吸引了更多学者展开东南亚研究。 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拉开了序幕，一些中国学者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东南亚邻邦的研究当中。与早期学者普遍重视东南亚历史研究不同，这一阶段的学者开始关注东南亚各民族社会、经济和文化交往等方面。这一阶段的前期工作主要集中在翻译日本、泰国、越南等外国学者的成果上，以增进自身对东南亚各民族的了解。随后，一批关于东南亚史和华侨华人史的著作陆续出版，其中包括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编《“猪仔”华工访问录》、温广益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史》、陈碧笙的《南洋华侨史》，等等。紧接着一批兼有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特色的著作也陆续出版，其中包括申旭、刘稚著《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范宏贵著《越南民族与民族问题》、《同根生的民族》，何平著《从云南到阿萨姆——傣泰民族历史再考与重构》，周建新著《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和平跨居论：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模式研究》，韦红著《东南亚五国民族问题研究》，刘稚著《中国——东南亚跨界民族发展研究》，庞海红著《泰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民族整合进程》，刘志强著《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等等。这些成果代表着中国的东南亚民族研究进入新的阶段，也是中国研究东南亚产出成果较多的时期，但总体上是以历史、文化、经济、华人等介绍性成果为主，真正基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成果很少。正如新加坡学者所言，中国第一、二、三代研究东南亚的学者中，绝大多数都是以研究历史、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和华人华侨为主，例如周南京、梁志明、陈衍德、庄国土等等，并没有学界公认的人类学家上榜。 进入21世纪，中国一些开设民族学人类学专业的高等院校加大力度推动海外民族志研究，其中东南亚是最为重要的方向之一。近年来涌现出了一批成果，例如龚浩群著《信徒与公民：泰国曲乡的政治民族志》，康敏著《“习以为常”之蔽——一个马来村庄日常生活的民族志》，郑宇、曾静著《仪式类型与社会边界——越南老街省孟康县坡龙乡坡龙街赫蒙族调查研究》，马翀炜著《秋千架下：一个泰国北部阿卡人村寨的民族志》，何林著《民族的渴望：缅北怒人的族群重构》，马翀炜、张雨龙著《流动的橡胶：中老边境地区两个哈尼/阿卡人村寨的经济交往研究》，郝国强、许欣、姚佳君著《和合共生——老挝丰沙湾市邦洋村的民族志》，周建新、陆赏铭、王子丰著《漂泊在马六甲海峡》等。这些海外民族志文本，完全以作者在东南亚各国的实地调研完成，体现了人类学的专业性，并且各自以不同的主题和角度，以中国人“在场”的“凝视”和理解，完成了“写文化”的知识生产，是一批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学术成果。当然，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田野时间较短，研究深度不够，质量参差不齐。 同一时期，日本的东南亚研究也得到了快速发展。2009年10月，为了推进科学研究重点基地建设，经日本文部科学省认定，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被确认为日本“东南亚研究的国际共同研究中心”。据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资料，该研究所逐步开展“外派驻在型”“外聘集中型”“资源共有型”“研究开发型”四大类型研究，注重应用和时效，延续传统，强调学术对话，注重资料共享等系列问题，由此使日本在研究的体制机制和团队公关上处于领先地位。 1982 -1985年，柴村惠子、村濑史子的团队持续对泰北傈僳族村落民族服饰进行研究记录，并出版了相关成果。1992-2008年，芹沢雄太郎、伊藤直子的团队，经过五次实地跟踪调查，完成了《关于山地民族的住居和居住方式的研究——泰北傈僳族的事例》。唐崎圭、畑聡一、新井清水的团队完成了《关于阿卡·傈僳住居变迁过程中形态维持的考察——关于泰北山地住民的集落·住居的研究》。 根据2004年11月至2005年10月的年度统计，日本出版有关东南亚研究的书籍有73部；发表研究印度尼西亚的论文79篇，柬埔寨1篇，新加坡7篇，泰国41篇，东帝汶3篇，缅甸18篇，菲律宾27篇，文莱1篇，越南51篇，马来西亚30篇，老挝12篇。 （三）东南亚本土人类学的研究 “大多数学者逐渐认同东南亚人自身的因素是最重要的。” “看东南亚历史，要以其自身的观点而不能用任何其他观点，这样才能看准。”东南亚各国独立之后，包括人类学在内的东南亚本土研究始有可能。学界也越来越关注东南亚本土研究的重要意义。事实上，东南亚本土学者成长的过程，也是肃清和批判殖民历史的过程。独立后的东南亚各国，其学者都在力图“以其自身的观点”来审视自己，努力消除过去殖民者的影响，东南亚人民的集体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但是，去殖民化的正本清源的过程并不简单，很多东南亚学者仍在以“他者”的视角研究本土民族。正如泰国学者松巴特·尚托恩冯（Sombat Chantornvong）所说：“事实上，泰国学者对东南亚的兴趣是在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由于美国卷入越南战争而对东南亚感兴趣之后才出现的。”新加坡学者K·辛格·桑杜（Kernial Singh Sandhu）也感慨道，“尽管已经独立几十年，但我们现在仍然是了解欧洲和美国比了解我们自己还多。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通过外国人的眼睛来了解我们自己。” 1967年8月8日东盟成立，为东南亚本土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东盟各国已经充分意识到相互依存的重要性，认为一体的团结的东南亚更加有力量，因此务必要加强相互之间的了解，而加强东南亚本土的研究成为加强相互了解的最为重要途径之一。1975年东盟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把“促进东南亚的研究”作为联盟的目标之一。之后，东南亚各国普遍加强了对本土民族和文化的研究，但总体发展并不平衡。 从东南亚本土民族研究的基本情况看，越南开展了国内各民族的识别与划分，其本土学者较多，民族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先后出版了《越南北部边境地区民族历史起源》《越南克木族》《越南兴门族》《越南拉祜族》《沙巴少数民族与旅游》《越南泰族历史与文化》等。另外，还有英文版《越南的少数民族》（Ethnic Minorities in Vietnam）问世。最有代表性的越南民族学人类学学者有孔演、陈平、阮志宣、卢天宝、潘文雄等。老挝也进行了民族识别与划分。老挝最有代表性的民族学人类学学者有洪潘、占塔菲力等。缅甸也进行了民族识别和划分。缅甸仰光大学的吴明南出版了《缅甸各民族》一书，后被译成英文出版。 东南亚其他国家没有开展民族识别与划分，民族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对于民族表述和称谓口径也不完全统一，类似《马来西亚百科全书：族群与传统》（The Encyclopedia of Malaysia:People and Traditionals）的介绍性的百科全书式的研究成果较多。泰国的苗族学者李亚（Gary Yia Lee）对苗族的研究具有代表性，其博士论文《发展政策对白苗社会的影响》对格迪斯经济人类学的一些观点提出质疑并阐发了新的解释。另外，泰国人通猜·威尼差恭（后加入美国国籍）于1994年出版的《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是一部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带有历史人类学色彩的著作，对泰国的民族主义有非常深刻的剖析，甚至对“20世纪暹罗史学中占有支配地位的皇家民族主义范式提出挑战”。 概言之，一方面，东南亚各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成果较少，本土民族研究任重而道远；另一方面，东南亚各国对于本土民族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积累，东南亚本土学者对于各自国家的民族情况更有发言权，他们的研究成果更加贴近本土人民，值得借鉴和学习。 三、中国的东南亚研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东南亚”已经从最初的概念建构，发展到如今的整体性政治、经济、文化地域性实体真实存在，在世界范围不断发挥重要作用。虽然西方殖民者在历史上对东南亚有着长期的经营，使得东南亚一直是西方人类学者深耕的土壤，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具有更加便捷的地缘联系以及历史命运和文化联系上的共鸣，这为彼此学术研究的合作交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历史上，“中国的影响传播到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主要是通过海上贸易，而不是武力征服或殖民活动”。中国人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早已被东南亚广泛认识，“在欧洲大冒险、大扩张时代来临之前的一百年，中国有机会成为世界的殖民强国。但中国没有”。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与东南亚相关国家共同提出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政治互信、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与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以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为目的，中国和东南亚都将从中获得巨大发展。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国与东南亚的学术研究将在彼此不断交流中获得共同提升。 在东南亚各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之中，中国学者具备了更好的条件和更多的机会前往东南亚各国进行人类学研究。在这方面已有学者以互联互通为主题，不仅聚焦“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东南亚国家，也关注中国与大陆东南亚的陆上通道建设。如程晓勇的《“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海洋传统安全合作》、朱凌飞等的《边界与通道：昆曼国际公路中老边境磨憨、磨丁的人类学研究》等。由马翀炜主持、笔者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民族志研究及数据库建设”中的东南亚民族志研究正在展开。另外，在跨界交往、民心相通等方面的研究也在积极进行。从海外民族志基础性调查研究工作开始，对东南亚展开广泛深入研究，这已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一个新的面向。与此同时，中国也吸引了很多东南亚学者纷至沓来，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学者合作研究拓展了新的空间。 从目前来看，东南亚研究的人类学成果，尤其是具有较大影响的成果，多出自西方学者之手，中国和东南亚本土学者的声音依然缺乏。国内学者多热衷于“诠释”和“解读”西方学界的东南亚研究著作，很少听到对西方人类学“东方主义”态度的质疑和批评。另外，由于中国学者对于东南亚各国本土语言掌握有限，而东南亚各国人类学成果的译介工作相对滞后，中国学者深入东南亚各国开展长期田野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打破这种瓶颈，需要彻底改变过去依靠中文古籍、西方文本和逻辑分析的书斋式研究方法，代之以包容田野调查、东南亚文献、中国文献、西方文本、逻辑分析在内的科学民族志研究方法。 事实上，东南亚代表着一种从传统到现代过渡的社会进程模式，为世界展示着东南亚经验，成为人们观察和理解世界的重要工具。我们需要通过理解东南亚进一步理解自己，理解世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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