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锦鹏]闻香识人：宋人对进口香药的利用与他者想象(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3:11:37 中国民俗学网 张锦鹏 参加讨论
三、香药与域外想象 香药等海外商品的大量进口及“诸色蕃夷”不断来华，引起了中国人了解域外世界的欲望。宋人的域外认知与想象，不仅在《宋史》这类正史中以较大篇幅《外国传》加以记载，而且在《宋会要辑稿》《元丰九域志》《事林广志》等类书中以“藩夷门”“方域门”“朝贡门”等记录，还出现了《诸蕃志》《岭外代答·外国门》等专门记载域外地区的文集。大量记载域外知识的文献出现，表明宋人对域外国家与地区的兴趣较以前朝代大为增长。 宋人对域外世界的理解，是通过所接触的物与人或所听闻的信息在大脑里进行汇集加工形成认知。显而易见，作为宋代进口量最大的海外商品，且在医药、宗教等领域有很强的刚性需求，香药在中国拥有广泛的消费群体，是引发宋人对域外产生兴趣的商品之一。 最容易通过消费来想象域外世界的，莫过于能够引发类似“文化震撼”性的进口商品，前面分析过的龙涎香就是这类商品的代表。首先是龙涎香的物理性能独特。龙涎具有香稳定剂的作用，能聚合其他香气并保持香味的长久。其次是龙涎香在市场上价格十分昂贵，“广州市直，每两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千”。物以稀为贵，增加了人们的好奇。再次是如前所述具有皇室消费背书，禁中之物，自然更增添神秘色彩。 关于龙涎香的来源，所引发的想象至少有两种： 想象之一：龙涎香是山中之“龙”涎沫。《游宦纪闻》载：“诸香中‘龙涎’最珍贵……系蕃中禁榷之物，出大食国。近海傍常有云气罩山间，即知有龙睡其下，或半载，或二、三载，土人更相守视，俟云散，则知龙已去，往观必得‘龙涎’。” 想象之二：龙涎香是海中之“龙”涎沫。《诸蕃志》载：“龙涎，大食西海多龙，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积而能坚，鲛人采之以为至宝。新者色白，稍久则紫，甚久则黑，不熏不莸，似浮石而轻也。”《游宦纪闻》所载另一传说：“又一说云：‘龙出没于海上，吐龙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渗沙’，三曰‘鱼食’。‘汎水’轻浮水面，善水者，伺龙出没，随而取之；‘渗沙’乃被涛浪漂泊洲屿，凝积多年，风雨浸淫，气味尽渗于沙中。‘鱼食’乃因龙吐涎，鱼竞食之，复化作粪，散于沙碛，其气腥秽。惟‘汎水’者，可入香用，余二者不堪。’” 从科学角度看，龙涎香是抹香鲸的肠道分泌物。抹香鲸喜食巨乌贼，但难以消化乌贼的鹦嘴导致伤害肠胃，造成肠腔会分泌一种白泛黄色、稍久又紫而黑的蜡脂状物体。所分泌的；蜡状物体漂浮在海面，这就是“龙涎香”。它也可从鲸腹中取得，故抹香鲸一度因为贪婪的人类过度捕捞以获取其香料而濒临灭绝。 由是观之，从山中之“龙”到海中之“龙”的涎沫，宋人对龙涎香来源的认识基本上处于想象阶段。《诸蕃志》成书于宋理宗宝庆元年，作者赵汝适序言中说明该书“乃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蓄产，译以华言，删其秽泄，存其事实，名曰《诸蕃志》”。可见该书信息来源主要是外国海商的描述。商人忙于航海贸易游走于多地，听闻虽多但亦非亲眼所见，再加上译者可能出现的谬误，由此产生了“龙之涎”这一想象图式。同样成书于宝庆前后的《游宦纪闻》因其“多记旧闻杂事”，甚至出现了山中之“龙”说法，完全是民间想象力的发挥。 直到明代，有关龙涎香来源才增加了新的信息，《星槎胜览·龙涎屿》载： 独然南立海中，此屿浮艳海面。波击云腾，每至春间，群龙所集于上交戏，而遗涎沫香。番人乃驾独木舟登此屿，采取而归。设遇风波，则人俱下海，一手附舟傍，一手楫水而至岸也。其龙涎初若脂胶，黑黄色，颇有鱼腥之气，久则成就大泥。或大鱼腹中剖出，若斗大圆珠，亦觉鱼腥，间焚之，其发清香可爱。货于苏门之市，价亦非轻，官称一两，用彼国金银十二个，一斤该金钱一百九十二个，准中国铜钱四万九十（千）文，尤其贵也。 这里增加的两条新信息，一是春季有大鱼交配集聚龙涎屿周围海域，二是龙涎香“或大鱼腹中剖出”。这两条信息虽然也不完全准确，但已趋近客观事实。《星槎胜览》的作者费信乃郑和下西洋船队中的通事，即外事翻译之职，随同郑和船队四下西洋。有关龙涎香的叙述，其信息的丰富度和客观度都较宋元时代的文本叙述有较大提高。这表明随着中国人海外交通的活动范围扩大、海外经历增加、与蕃商交流增多，信息来源渠道得到扩展，对域外物品的想象逐渐减少真实信息不断增加。 《星槎胜览》是费信根据自己海外历览写成，据说他每到一地，抓紧公务之余“伏几濡毫，叙缀篇章，标其山川夷类物候风习，诸光怪奇诡事，以储采纳，题曰《星槎胜览》。”既然如此，费信完全有条件仔细询问当地土著，弄清楚龙涎香来源。但是，在他的叙述中为什么首先肯定是大鱼所吐“涎沫”，之后才补充“或大鱼腹中剖出”的信息？笔者以为，这是此前有关“龙之涎沫”流传已在中国人脑海中形成某些思维定势，从而影响了费信所获取新信息的理解和判断。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更早时期外国旅行家游记所载体现出求证事实的特点。《马可波罗游记》所记龙涎香：“离开这些岛以后，向南方向再前进八百公里就到达索科林拉岛。这个岛的面积很大，生活必须品十分丰富。居民在沿岸发现许多产自鲸鱼腹内的龙涎香。由于这种商品的需求量很大，他们就以捕捉鲸鱼为业。他们捕鲸的办法是用一种有倒钩的铁叉牢牢地刺入鲸鱼的体内，使其无法摆脱，铁叉上系一条长绳，绳尾绑着一个浮标，以便发现鲸鱼死后所在的地方。然后他们把它拖到海岸上，从它的腹部取出龙涎香。并从它的头部去除几桶鲸鱼油。……所有往亚丁省去的船舶，都经过这地方，除了购买当地所制造的棉织品外，还大量购买鱼和龙涎香。”从这一文本信息人们可知，马可·波罗即便没有亲历过龙涎香的采集过程，也是认真询问过当地土著并作了详细记录的。 众多进口香药中，龙涎香是唯一产于海洋动物的香药，超越了人们对香药的普遍性认知范畴，引发多种想象是可以理解的。输入中国的绝大多数香药，属于植物香料且原产地为宋人所谓的南海诸国。那么宋人对南海诸国又有什么样的认知与想象？ 相关史籍记载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宋人对南海诸国的了解不断增长。《宋会要辑稿·蕃夷》中记载的外夷国家和地区中，涉及南海诸国的有七个。《岭外代答》卷二《外国门》所记载的国家和地区有四十余个。《诸蕃志》所记载的国家多达五十六个。《宋会要辑稿》是由清代学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收录的宋代官修《会要》中辑录而成，其所记录的国家，代表官方所关注的域外重点国家和地区。元代官修《宋史·外国传》记录的国家和地区亦有这一特点。《岭外代答》和《诸蕃志》是曾在沿海地区任职的官员根据其见闻撰写而成，所记南海国家和地区更接近于沿海地区民众的一般知识，可见宋人民间海外知识大大丰富于官方文献所提供的海外知识。 然而，由海商、蕃商、水手所提供的各种所见所闻汇集而成的海外知识，也是客观与想象相结合的产物，由此构成了这些海外知识的几个特点：一是交往密切程度决定了事物认知的客观程度；二是根据需要有选择地获取或记录相关信息；三是一些具有高度想象性的奇闻被作为知识不断传播。下面以《诸蕃志》文本叙述进行讨论。 《诸蕃志》记载的国家，详略不一，有的十几个字，有的上千字，而且所呈现的知识的客观度也各有差异。一些国家如交趾、占城、真腊、三佛齐国、注辇国、大食国等国，或因该国与中国曾有过内属关系、或因地理位置靠近中国、或因长期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商贸往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能够从更多渠道获得这些国家的信息，形成了对其更为客观的知识体系。如在“真腊国”条中记录了真腊的地理位置、气候环境、风俗习惯、国家制度、物产特色、对外关系等诸多信息，基本符合事实。真腊即今之柬埔寨，在隋以前中国称之为“扶南国”，因其地理位置与中国靠近，早在汉代时就与中国有交往，故国人对其了解甚多。《诸蕃志》中用墨最多的国家是“大食国”，偏重于对其建筑服饰、地方物产、贸易商品、与中国交往历史等方面的叙述。这与大食和中国有长期的经济交往，并且阿拉伯商人善于与贸易国统治者建立良好关系有关。由于信息来源多、信息沟通面宽、信息累积时间长，对阿拉伯地区的风俗文化认知也更为客观。“大食国”中记载了一个故事：“淳化四年，遣副使李亚勿来贡，引对于崇政殿，称其国与大秦国为邻，土出象牙、犀角。太宗问取犀象何法？对曰：‘象用象媒，诱至渐近，以大绳羁縻之耳；犀则使人升大树，操弓矢伺其至，射而杀之，其小者不用弓矢亦可捕获。’”同样是对动物的好奇，因其信息来源渠道不同，所得到的知识是很不一致的：犀象的猎捕是符合事实的客观知识，而龙涎香获取方式则是充满想象的主观意识。 能够最直接获得域外知识的是海商，对域外知识最为感兴趣的也是海商，因此，在文本中信息的呈现方式也体现了海商的信息偏好。如《诸蕃志》对三佛齐国的记载就明显呈现出这一特点。该国位于苏门答腊东南，因“其国在海中，扼诸番舟车往来之咽喉”，是往来海商必经之国。《诸蕃志》中主要呈现了该国的几类信息：①国家政治与法律，如王位确立与继承，统治者与百姓的关系、法律惩处等。②土地产物，记录了当地可见物产，特别说明这些物产“皆大食诸蕃所产，萃于本国”。③港口管理政策，“古用铁索为限，以备他盗，操纵有机，若商船至则纵之”。“若商舶过不入，即出船合战，期以必死，故国之舟辐凑焉。”④与中国的关系。该国在唐朝就与中国有往来，北宋年间往来并不密切但相互之间和平相处。这条一千余字的信息，基本上涵盖了在南海诸国航行贸易的海商想知道的最重要信息，显然是诸多海商已经无意中对其进行过信息编辑了。 也要看到，宋人对域外世界的了解毕竟是有限的，他们的域外知识充斥着诸多想象成分。如“海上杂国”条记“晏陀蛮国……山中之人，身如漆黑，能生食人，船人不敢舣岸。山内无寸铁，皆以砗磲、蚌谷磨铦为刃。上有圣迹浑金床，承一死人，经代不朽。常有巨蛇卫护，蛇身毛长二尺，人不敢近。”这一文本信息既有事实又有想象。南太平洋地区有些海岛土著有食人习俗，过往船舶不敢轻易靠岸，唯有急需淡水者铤而走险。在有限的接触中对土著的了解显然是一知半解，因恐惧心理往往对其所见所闻夸大其词，流传下来的文本必然想象大于事实。“中理国”条中载，该国“人多妖术，能变身作禽兽或水族形，惊眩愚俗，番舶转贩，或有怨隙，作法咀之，其船进退不可知，与劝解方为释放，其国禁之甚严。”杨博文考证此地亚丁湾索马里角米朱蒂尼亚，这是海盗出没的地方，也是气候无常海险常发之地，由此也引发了索马里海盗可“变身”、行“妖术”等想象。这一想象应该是在各国海员之中流传甚广，马可波罗也记录了类似的内容：“尽管受到天主教禁止，居民的巫术和魔法还是比其他国家盛行……如果，海盗的船只伤害他们任何一艘船的话，他们一定要用符咒把海盗镇住，使得他除非赔偿损失，否则出不了海。即使遇着顺风，他们也有力量使风改变方向，非迫使他返航到该岛来不可。他们同样也能够使海洋风平浪静，也能随意刮起大风暴，使船舶沉没，还可以创出很多其他奇迹。” 与索马里海盗妖术想象同出一辙，在宋人的域外知识体系中，越是离奇的传闻，传播越远，甚至还呈现出想象刻板化特点，“女人国”的传说就是其典型例子。《诸蕃志》载：“又东南有女人国，水常东流，数年水一泛涨，或流出莲肉，长尺余，桃核长二尺，人得之，则以献于女王。昔常有舶舟，飘落其国，群女携以归，数日，无不死。有一智者，夜盗船亡命，得去，遂传其事。其国女人遇南风盛发，裸而感风，即生女也。西海亦有女国，其地五男三女，以女为国王，妇人为吏职，男子为军士。女子贵，则多有侍男，男子不得有侍女。生子从母姓。气候多寒，以射猎为业，出与大秦、天竺博易，其利数倍。”女子国之说，早在《史记》中就有出现，《山海经》中记有“女人国”并注曰“有黄池，妇人入浴，出即怀妊矣，若生男子，三岁辄死。”《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山海经》所载多“夷坚闻而志之”，女子国之说亦是如此。但是，女子国的信息后世诸多史籍有记录之，《后汉书》《魏书》《梁书》《南史》《博物志》《杜阳杂编》等史籍中出现女子国记载，宋代史籍又有《岭外代答》《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有著录。这些著录，内容或详或略，女儿国所指地区亦有所不同，但关键信息均相同：入浴或感风而孕，举国无男子。这也是明代作家吴承恩《西游记》有关女儿国素材的来源。前揭《诸蕃志》所载，宋代已经有“东南女人国”和“西海女人国”之分，“西海女人国”所记之事大致符合母系氏族社会形态部落实情。那么，地理位置模糊毫无考证信息的“东南女人国”为什么一直被叙述？大概是“感风而孕”“掠男子”等信息太具有刺激性，它不断满足着人们的猎奇心理和想象空间，乃至于之后“以女子为国王”“生子从母”等具有母系氏族社会形态的“女子国”的客观性信息不断传入以后，人们并未去矫正之前的“夷坚闻”，而是以“西女儿国”命名将其加以区别。 四、结语 香药，本身是一种普通的进口商品，因其进口量大在宋代成其为舶来品的代名词。在进口香药中，唯龙涎香为贵重，在物以稀为贵贵的市场规则下，由龙涎香引发的想象也充满的宋人“我者”的认知图式。将龙涎香看作是生长于山谷或海中之龙所吐涎沫，这是中国人对具有神性之动物“龙”的想象赋予，并由此形成了用龙涎香隐喻皇帝或皇室的关联意义，但因其具有外夷之物的特点，统治阶层并不可能将其符号化和制度化而使之成为与“龙”等同于“天子”的象征意义，它仍然停留在贵重消费品层面上为宫中专属消费。利用其与皇帝有某种不言而喻关联的特点，龙涎香成为皇帝笼络近臣和平衡后宫关系的得心应手之物，经由皇帝赏赐的礼物早已超越了商品本身物化价值而具有了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一些价值较低的香药，朝廷也通过禁榷之法使之成为掌控追求商业利益的商人和对香药有消费需求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的控制工具。 生产于南海诸国内陆海岛或海域的各种香药，在繁荣的贸易活动中远洋舶来中国。这些跨地域流动的商品所附着的原产地的信息，往往成为人们想象他者的线索。中外海商们道听途说或零散碎片的信息，经由宋人的加工，构成了他们对南海诸国的域外想象。如对龙涎香是海上之龙的涎沫之说，并不可能没有更多的信息对其矫正，但是史籍所呈现的文本叙述方式却是毫无批判性地照抄前人，女儿国的传说亦是如此。为什么这些史籍多“夷坚闻而志之”？与其说是中国人缺乏批判性思维，不如说是类似“龙涎”“女儿国”之类的信息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理和想象空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大众传播模式在不断推动着这些域外猎奇传闻的广泛传播。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具有“以讹传讹”域外想象毕竟是少数特殊的商品或特殊的风俗，这些信息之所以被广泛地久远地传播，是中国人的猎奇心理所驱使而非缺乏更加客观的信息获得。对于大多数不具有新闻效应的域外信息，如绝大多数香药的产地、植物知识、当地风土人情等等，基本上是趋于客观的。从诸如《诸蕃志》等不少类似民族志文本的出现，以及这些文本的叙述方式，我们有理由相信，尽管朝廷统治者“天下四夷”观仍然根深蒂固，但是民众层面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域外知识。这些“小传统”体系的知识，虽然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不能构成对“大传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它存在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本文刊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