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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北山经》中记录的“人鱼”以外，《山海经》中另一种几乎可以考证的“类人鱼”生物还有《海内南经》中记载的“雕题国”：根据《太平御览》援引杨孚《异物志》：“雕题国，画其面皮，身刻其肌而青之，或若锦衣，或若鱼鳞。”可以得知，雕题国是一个全民纹身刺青，使体肤宛若鳞彩的民族，这一点与如今海南境内黎族部分分支的历史记录高度相似；除《异物志》外，有相应佐证的记录亦有《后汉书·南蛮传》中，李贤注称：“题，额也，雕之，谓刻其肌以丹青涅也”；以及《礼记·王制》：“雕题交趾”，郑玄注称：“雕文谓刻其肌以丹青涅之”等。 然而除了以上两种以现代人眼光可以考证的“类人鱼”以外，无论是“赤鱬”还是“氐人国”抑或“陵鱼”，至今都未有能够服众的现实生物考证，而其中有关“氐人”的描述，应该是最符合现代意义上“人鱼”的结合形象——人面鱼身，无足。 在东晋干宝所撰的志怪名作《搜神记》以及西晋张华的《博物志》中，亦有对于“类人鱼”生物的流传记录，如“鲛人”条目： 南海之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泣，则能出珠。 这一记录广泛影响了后世对于“鲛人”这种“类人鱼”生物的认识，以至于在南朝梁任昉《述异记》中，对其有了更深入的衍生描写： 鲛人，即泉先也，又名泉客。南海有龙绡宫，泉先织纱之处，绡有白之如霜者……南海出鲛绡纱，泉室潜织，一名龙纱，其价百金，以为服，入水不濡。 以“鲛人”为典型的“类人鱼”形象几乎锁定了东方志怪神话系统内的“人鱼”形象——即能够“纺纱泣珠”的神秘类人生灵；而在唐代及之后的文献记录中，有关“人鱼”的外貌描述则陡然地增加并详细起来，根据《太平广记》援引唐人郑常撰写的《洽闻记》一书，有“海人鱼”条目如下： 海人鱼，东海有之，大者长五六尺，状如人，眉目、口鼻、手爪、头皆为美丽女子，无不具足。皮肉白如玉，无鳞，有细毛，五色轻软，长一二寸。发如马尾，长五六尺。阴形与丈夫女子无异，临海鳏寡多取得，养之于池沼。交合之际，与人无异，亦不伤人。 此条有关“海人鱼”的异闻记录，可以说是至今为止国内有关“类人鱼”生物最具体详实的记录，除了《洽闻记》以外，对于“类人鱼”生物还有详细描写的古籍记载还有宋人聂田撰写的《徂异记》中的“人鱼”条目和北宋徐铉《稽神录》中的“海人”条目，记录如下： 《人鱼》：查道使高丽，见妇人红裳双袒，髻鬟纷乱，腮后微露红鬣，命扶于水中，拜手感恋而没，乃人鱼也。 《海人》：东州静海军姚氏率其徒捕海鱼，以充岁贡。时已将晚，而得鱼殊少，方忧之，忽网中获一人，黑色，举身长毛，拱手而立。问之不应，海师曰：“此所谓海人，见必有灾，请杀之，以塞其咎。”姚曰：“此神物也，杀之不祥。”乃释而祝之曰：“尔能为我致群鱼，以免阙职之罪，信为神矣。”毛人却行水上，数十步而没。明日，鱼乃大获。倍于常岁矣。  在以上记录条目中可见，在唐宋以后的物怪记载中，“人鱼”、“海人”及“鲛人”有着外貌特征与功能性上较大的差异，倘若按郭璞所注的“鲛人”即“雕题国民”来进行逻辑推导，那么《述异记》中所描写的“鲛绡纱”、“鲛人珠”等物，则很有可能与海南黎族当时的生产方式有关。 作为临海少数民族之一，黎族人的生活方式与海息息相关，早在唐代，黎族地区生产的金、银、珍珠、玳瑁、香料等制品便已经作为贡品和对外贸易商品闻名中外，而这些生产制品与志怪传说中的“龙宫宝藏”、“鲛人易货”内容高度重合。 除此以外，黎族的纺织技术是中国地区最早最先进的棉纺织技术之一，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条目记载，到了汉武帝时期更已经是久负盛名的皇室贡品；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一书中就有黎锦在中原地区广受欢迎的记录，至元代黄道婆学习黎族纺织技术回乡传播时，黎族的纺织工艺技术仍然远远领先于中原地区；外加黎族妇人擅长在织物上镶嵌珠宝诸如云母片、贝壳片、银片、琉璃珠，更是令原本就已珍贵无比的黎锦增添异彩。倘若有一种有史可循的织物可媲美传说中的“龙绡纱”，那么黎锦无疑是其中最符合描述的存在之一。 由“黎锦”与海货制品的生产内容重合，可以判断“鲛人”这一“类人鱼”生物与黎族人生产方式的高度相似。虽然距离断言古籍中的“鲛人”、“雕题国”就是黎族聚居地尚有距离，但已经不难判断，“鲛人”与现代概念中的“类人鱼”生物有着较大的功能性与外貌差异。那么，除了已经被排除的“鲛人”、“人鱼”以外，其他的“类人鱼”生物还有有迹可循的现实存在线索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