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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这一两全其美的妙计，确有高人一筹之处，为今后的进退，留下了很大的余地。他知道，香港弹丸之地，绝非长久居留之所，尘埃落定，叶落归根，最大的可能还是回大陆。然而，世事难料，已经定了的派代表赴北京参加中行开会之事，因钱新之的出现，差点作罢。钱新之，原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与蒋介石是密友，为蒋筹钱款甚多。后来与杜月笙在上海、重庆等地合开银行、公司，关系密切，几乎无话不谈。解放前夕他们一同逃往香港，在港台之间搞运输业务。钱也是中国银行董事。 1950年春的一个晴朗之日，杜月笙散步，路过钱新之家门口，便登门拜访了钱，并共进午餐，听说老友杜月笙他们在商议赴京开会之事，钱亦想加入，但问明情况后，又犹豫起来，不肯签委托书。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说：“这一签字，我算是完了，只好在家种花，陪杜先生聊天了。” 其余诸人听说此事，也都想打退堂鼓。杜月笙着急，叫手下人再去说服钱新之，结果仍未说动。于是，他请钱新之出面，再召集众人议一议，钱怕负“策动”罪名，亦不肯照办。杜月笙急了，他不愿此事半途而废，更不愿说过的话作废，便叫万墨林打电话，约钱新之等人来家中协商。杜月笙躺在床上，对大家说：“我辈皆年逾花甲，即死也不算是短寿，彼此相处数十年，目前行动难道不能一致吗?做人以义气为重，我主张大家一起签名，任何危险，共负之。” 钱新之沉默之后，挥泪说：“我豁出去了，大家就听杜先生一句话吧。”杜月笙关照，为了诸老的安全，此事暂时保密。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过了没几天，这个消息就传得纷纷扬扬。本来，实际情况是无所谓的事，不料却震惊了海峡对岸的中枢神经，蒋介石对杜月笙“亲共”行为极为不满，以至引发出一场轰动一时的大风波，史称“中行事件”。 蒋介石气急败坏，指使手下对杜月笙不断进行“神经战”(造谣诬蔑)，并派遣特务赴港，直接对杜进行威胁恐吓，说共产党要对杜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的罪行进行清算，大陆已派暗杀团来港，准备就地处决他。一连几天，杜月笙辗转病榻无法入睡，神经衰弱到极点，身体衰弱到极点。几位医生先后前来诊断，结果大体相同：精气神俱缺，恐非药物能奏效耳。 1951年8月7日，杜月笙又一次昏迷过去，醒后即叫家人请来秘书胡叙五，说要口述遗嘱。胡来到后，劝他不要胡思乱想，但心里也明白老杜的确不行了。杜月笙脑子十分清醒，用嘶哑的嗓音，对众人说：“你们看我这个样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去了。趁现在尚有力气说话，及早录下遗嘱，不要到时悔之晚矣。”  遗嘱并未涉及政治，全是遗产继承等家庭琐事。口述一阵后，他叫胡叙五重读一遍，然后挣扎着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杜镛。老友钱新之、陆京士、顾嘉棠、吴开先、徐采丞五人，应杜之邀请，于遗嘱上副署，监督以后遗嘱的执行。杜月笙立遗嘱后，病情未见好转，反而每况愈下，体温骤升，大口喘着粗气，时而昏迷，时而苏醒，进入弥留状态。医生说：“杜先生不行了，肺、心、肾、肝均发病，已呈总崩溃，回生乏术，只不过拖延时间罢了。” 8月14日下午，昏迷中的杜月笙又一次醒来，嘴巴嚅动了一下，想要说什么，竟没发出声音来，泪水倒先流了下来。当天晚上，台湾蒋政权内政部长洪兰友奉蒋介石之命，专程飞赴香港探望杜月笙。出了九龙机场，他马不停蹄，驱车直奔杜府，进入病室，时已深夜。 洪兰友此番来港，还带有一个神秘任务：他带来了一份台湾方面已拟定的所谓“杜月笙遗嘱”，要在杜月笙死后，让其立即见报。这份所谓“政治遗嘱”，既非出自杜的授意，亦未经过杜的同意，当然算是一份地地道道的假遗嘱。其内容无非是杜月笙追随蒋介石数十年，一贯效忠“党国”，与共产党“不共戴天”，为未能亲见台湾复兴，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而深为遗憾、死不瞑目云云。不过，杜月笙死后，刊载于大小报刊的“政治遗嘱”，却与洪兰友带来的这份东西有很大出入，语气委婉了许多，虽然它也同样未经杜月笙过目。 1951年8月16日下午，杜月笙面如死灰，眼见得就要上气不接下气了。护士急忙注射强心针，仍无效。正在大家手忙脚乱之际，一个人无意中摸到杜月笙的脚，突然叫起来：“哎!脚冰凉了!”有人一看表，4时50分。一代枭雄杜月笙，就此西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