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世纪上半叶，法中关系主要以传教“事业”为主线索，法国为何受此利益驱动，并借口宗教纠纷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呢?第一，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延伸。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均利用天主教巩固国内统治，维护私有制，并将其作为对外扩张的重要工具。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废除了天主教会所有经济特权，包括征收什—税和拥有土地的权利，土地收归国家，并将其拍卖，教会的地产落入资产者和富裕农民手中，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革命取得了硕果。教士从革命前的第一等级降为只领取国家薪金的教士，教会经济基础被彻底摧毁，成为完全从属于国家的组织。从此，教会往往成为某一政府为获得精神支柱、巩固政权而被利用的工具。 1799年，通过政变上台的波拿巴认为光靠暴力统治是不够的，必须依靠宗教的力量，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他着手进行教会改革，颁布法令:准许开放在大革命期间关闭的教堂，恢复礼拜日，他本人也常去做弥撒，以表示对教会的友好。为争取罗马教廷的支持，1801年7月，波拿巴力排干扰，与罗马教皇签订了《教务协议》。协议规定：1.天主教承认大革命原则，不再要求革命中已没收的教产和恢复教会的特权；2.“天主教为大多数法国人信仰的宗教”，而不是国教；3.天主教必须完全服从国家，为国家服务，主教任职前必须宣誓效忠第一执政；4.主教由第一执政任命，教皇授权，教士薪水由国家提供，教皇宣布不再以任何方式干扰教会财产的购置者。 与此同时，波拿巴还宣布新教、犹太教与天主教具有平等地位，教士不再宣誓效忠宪法。波拿巴的宗教政策深得人心，消除了国内的宗教纠纷，彻底粉碎了反革命叛乱分子利用天主教，煽动广大教徒与政府斗争的阴谋，在国内迎来了和平、团结和统一，在国际上则缓和了天主教国家的敌对情绪，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拿破仑法典》确立的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使小农在大革命中获得的小块土地有了法律保障。加上新政权发展农业，发展小农经济的措施，小农的处境大为改观，加上宗教感情又得到保护，于是小农站到了波拿巴一边，在保卫法兰西民族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中，农民成了军队的主力。“农民是政权的强大支柱”在拿破仑三世那儿得以继承和发扬。对外政策方面，波拿巴力主扩大传教事业。1802年，他曾几次致函巴黎总主教和教皇，陈述其看法，希望法国传教士既对传教事业有利，又对国家有利，并希望在华天主教的传教活动重新活跃起来，消除英国人在这方面的主导作用。 拿皮仑一世于1806年发布一道政令:派3名传教士到中国，并发给他们25000法郎旅费。拿破仑三世仿效其伯父拿破仑一世的做法，甚至更为激进，以期获得教会及其影响下的农民的支持。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还是第二共和国总统时，首先借助教育改革，实施拉拢教会的政策，他令部长法卢于1849年1月组建初级和中等教育改革委员会，草拟有关法令。该法令规定建立一个可由神职人员担任主要职务的公共教育委员会;神职人员可担任学校教师;承认宗教修会有开办私立学校的权利;“传教许可证”相当于小学教师执教许可证。维克多·雨果曾对此表示异议:“这一法令实际上是主张宗教、政府拥有控制教育的特权。” 但是，国民议会中教权派首脑蒙塔朗贝尔等人的主张占了上风，认为“对于基督教的人民除了用刺刀外，还可用其他方法去恫吓他们。凡是遵守上帝法律的地方，上帝本人就在执行着警察的职务”。另外，“为了使没有私有财产的人养成尊敬私有财产的习惯”，唯一的手段，就是“迫使他们信仰上帝，……信仰那个诅咒不信者永世为贼的上帝”。法国政府的目的不言自明。拿破仑三世还给予教会一系列政治、经济“优待”。红衣主教成为参议院议员，宗教界人士竟然可以参政。教士享有结社、报刊出版权，并有优厚物质待遇。宗教预算递增，1852年为3950万法郎，1859年增为4600万法郎。教育经费同期则从2300万减至2100万法郎。1852—1860年，教会所得捐赠是半个世纪总和的62%。教会学校从1850年的127所增加到1863年的3038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