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中，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工商企业和军事、文教事业――即“洋务事业”；同时，这些洋务事业中，又聚集了一批从事新式科技、文化活动的新型知识分子――即洋务知识分子。洋务知识分子适应洋务事业对新式技术、文化人材的需求而产生，并随着洋务事业的发展而发展，洋务事业是他们立足的基础，他们的命运与洋务事业紧密相连。同时，他们作为活动于洋务事业中的一支新生力量，作为洋务事业中新经济、文化因素的代表，对洋务事业也发生了一定影响，在洋务事业的创办和发展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一、兴办洋务事业的倡导者 洋务官僚兴办洋务事业，首先是从镇压人民反抗、抵御外敌入侵、维护封建统治着眼的。因此，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增强军事武装力量。他们所办的洋务事业多是军事方面的。洋务知识分子从谋求民族强盛的立场出发，对洋务官僚办洋务的指导思想和洋务事业发展缓慢的状况感到不满。他们希望更多地兴办新式工商、文教等社会进步事业。一些人直接向洋务官僚提出建议，促成新事业的创办。在洋务运动三十多年间陆续兴办的一系列洋务事业中，有一些（尤其是民用工商和文教事业）就是在洋务知识分子倡议下创办的。 著名的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的设立，曾留学美国、后参加洋务活动的容闳，便是最早的倡议者之一。他在上海官署任译员期间，目睹外国轮船公司垄断长江水运，对中国客货随意加收费用，使中国商人大受其害。他深切感到应当成立中国人自己的轮船公司，以保护华商的利益，抵制洋商的欺压。在1867年（同治六年）左右，他分别向上海海关道应宝时和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自办轮船公司的建议，主张“设一新轮船公司，俱用中国人合股而成”。他拟定了详细的章程，规定招集华商、合股经营，不许外人入股。并仿照西方企业办法，规定了股份数目、管理办法、股东地位及利润分配方法等等。他把这份建议上呈应宝时，通过他转呈曾国藩，曾国藩也认为有可采行，因此又上至总理衙门。然而，由于这个章程太像西方企业的内容，以至总理衙门和曾国藩怀疑有洋人或买办插手其间，未敢贸然允行，以至因循未成。1872年（同治十一年），北洋大臣李鸿章重提轮船招商之议，他在函奏中屡次提及五年前容闳的建议和所呈的章程，并决定仿照容闳等人提出的办法，由官设局，招集华商集股经营。中国第一个新式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就这样诞生了。虽然它的最终创设，主要系于李鸿章等洋务官僚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但容闳等人的首倡，也未始没有起到一种开源启流的作用。 兰州织呢局，是由追随左宗棠的制造技术人员赖长提议设立的。1877年（光绪三年），随左宗棠军营主持兰州机器局制造工作的赖长，利用当地所产羊毛，“以意新造水机，试制洋绒”。他把所织洋绒呈给左宗棠验看，左宗棠十分欣赏，认为“竟与洋绒相似，质薄而细，甚耐穿着”，可供军队需用。赖长便提议“购办织呢织布火机全付，到兰仿制”。左宗棠采纳了他的意见，立即着手访购机器，筹备建厂，于1880年（光绪六年）建成开工。 除了工商企业之外，新式文化教育事业是洋务知识分子注重的另一个方面，有些文教事业是在洋务知识分子倡议下创办的。在上海和广州设立学习外语学堂的建议，是首先由开明士人冯桂芬提出来的。咸丰末年，冯桂芬在上海接触洋人，阅览西学书籍，对西国西学有了较多了解，认识到中外交涉的长远性和重要性，并提倡“采西学”，他根据上海、广州两口在对外交涉中的重要地位，提出：“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肆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兼习算学”。这时京师同文馆尚未开办，冯桂芬只是个退职翰林，所提建议既属首创之举，又涉及到敏感的中外关系，希求苟安的地方官自然不会采纳。不久，总理衙门议设京师同文馆，冯桂芬受到鼓舞，又撰文重提这一建议，他认为“通商纲领虽在总理衙门，而中外交涉事件则二海口（按指上海和广州）尤多，势不能以八旗学习之人兼顾海口”。他提议：“莫如推广同文馆之法，令上海、广州仿照办理，各为一馆，募近郡年十五岁以下之颖悟诚实文童，聘西人如法教习”，以培养适应两大通商海口需要的翻译人材。1862年（同治元年）李鸿章到上海后，招聘冯桂芬为幕僚，赞助洋务，冯又向李鸿章提出了这个建议，李鸿章欣然采纳，决定上奏朝廷。从奏折与冯桂芬原撰文基本相似这一点来看，这篇上奏即使不是冯桂芬亲笔草拟的，至少也是以冯的文章作为底本的，获得批准后，上海、广州相继设立了同文馆，与京师同文馆遥相呼应，成为第一批洋务新式学堂。由于冯桂芬对上海同文馆的首倡之功，该馆设立时，特聘他为首任监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