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近代官方派遣留学的先声――120名幼童留学美国，是容闳倡议并极力促成的。容闳在为江南制造局购办机器回国后，受到曾国藩的嘉许，留聘他在江苏省官署作译员。他便利用接触大员的机会，谋求实现自己怀之已久的“教育计划”。1867年（同治六年），他趁陪同两江总督曾国藩视察江南制造局的机会，当面向曾建议在局中附设兵工学校，以培养制造人材。此议得到曾国藩的首肯，不久遂得实行。容闳见到自己的“教育计划”初步尝试，获得成功，爱到很大鼓舞。后来，他又向刚升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提出了派遣留学计划，力言此举日后当收大效。丁日昌是思想比较开明、勇于任事的洋务官僚，听后甚为赞许。由于派遣留学从无先例，事关重大，要靠中枢大臣之力方能促成。于是丁日昌当即决定让容闳写成详细说帖，他代为上之于权位仅次于恭亲王奕的军机大臣文祥，请其代奏。但恰逢文祥“丁忧”离职，容闳的满心希望遂化为泡影。后容闳仍不泄气，每次因公谒见丁日昌时，都要提起这一计划，恳请在曾国藩面前为之转呈。直至三年之后，他随丁日昌赴天津协助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又趁大僚聚集之机，催促丁日昌向曾国藩重提留学计划，终获曾国藩同意，答应与其他大员联衔入奏。容闳半夜被丁日昌唤醒告之此消息，他欣喜若狂，后经曾国藩和李鸿章联衔会奏，获得旨准。容闳的“伟大教育计划”终得实现，而中国近代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留学教育也自此创始。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洋务运动中一个最大的翻译西书机构。这个翻译馆的创设和经营，是与著名化学家、制造专家徐寿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徐寿在从事洋务制造事业的实践中，鉴于对西方科技知识的急迫需求，以及中西科技水平的悬殊差距，感到介绍和引进西方科技知识十分必要。他在1867年（同治六年）刚来到上海江南制造局不久，便向曾国藩提出广购西书，组织翻译的建议。但是曾国藩认为他过于急切，在批文中以训斥的口吻写道：“外国书不难于购求，而难于翻译，必得熟精洋文而又深谙算造，且别具会心者方能阐明秘要，未易言耳”。他对徐寿等人的译书能力表示怀疑，认为这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徐寿出于对引进西方科技知识的强烈愿望和责任感，仍然不放弃努力，他争得了制造局总办的支持，请求曾国藩允其小试，开始聘西人，购西书，翻译馆终于在1868年（同治七年）正式开馆。徐寿担任翻译馆的“提调”，总管译书事务，并亲自参加译书工作。后来参加译书的人员虽屡经更替，流动不定，但徐寿直至1884年（光绪十年）逝世，一直专心致力于这项工作，没有离开过翻译馆。 除了这些在洋务知识分子直接建议下产生的洋务事业之外，洋务知识分子对其他一些洋务事业的创办，也往往通过建议、提倡、宣传、游说等方式，起到一定的推动促进作用。例如，铁路和电报事业的产生，洋务知识分子就曾为之作过呼吁和宣传。铁路和电报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式开办之前，曾经过长期的争论。最初不但守旧官僚反对，连一些办洋务的官僚也持否定态度。创办天津机器局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认为：“铜线（按即电线）铁路二事，……于中国毫无所益，而徒贻害于无穷”。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也表示：电线、铁路“此两事大有益于彼（按指外国侵略者），大有害于我”。因此，围绕铁路、电报是否创办，一直争论不休，拖延未决。洋务知识分子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提倡兴办。1879年（光绪五年），在官僚们就是否修建铁路而激烈争论之时，正在法国任职外交并留学的马建忠，在给国内大僚及友人的函文中，曾屡撰长论，主张尽速建造。他列举各国铁路的巨大作用，疾呼“火轮车惟中国可行，惟中国当行，且惟中国当行而不容稍缓”。并据当时国库贫乏的状况，提出借外债以建铁路的具体办法。这样，由于包括洋务知识分子在内的有识之士的呼吁和影响，促使洋务官僚改变了态度，导致了八十年初铁路、电报事业相继产生。 然而，洋务知识分子毕竟只是洋务官僚的附庸和工具，他们的意愿、建议只有被洋务官僚接受采纳，才能间接地发挥作用。而洋务官僚控制着洋务事业的大权，他们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愿决定行止，对洋务知识分子的建议只是有选译的采纳。所以，经洋务知识分子直接提议而最终得以开办的洋务事业只是少数。洋务知识分子更多的主张、建议得不到实现。如马建忠在1878年（光绪四年）便鉴于外交人员的缺乏，提议设立专门的“出使学堂”，并拟定了详细章程，但却一直没有实现。薛福成、郑观应等人积极提倡发展工商的许多建议，也不被理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