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和市民自治运动的兴起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在上海各阶级、阶层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应。 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共上海区委的领导下，为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推翻军阀的反动统治，重新掀起了罢工浪潮。7月11日，上海总工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发表宣言，提出了改善工人生活待遇，保证工人人身权利，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11条最低限度要求。在这次大会的号召下，全市工人积极投入罢工斗争。7月有7万余工人举行罢工。8月，日商纱厂工人2万人为反对日商内外棉纺织厂大肆开除工人领袖，举行了持续28天的罢工。自6月至9月，参加罢工的工人超过20万人。尤其到8月以后，工人们已逐步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性质。 在此期间，上海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和国民党头面人物，不再热衷于为孙传芳维持统治的所谓东南五省和平运动，转而谋求推倒孙传芳，实现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虞洽卿因孙传芳取消了他的上海商埠帮办和上海总商会会长职务；解散了由他控制的商团武装南、北市保卫团，而与孙交恶。鉴于上海总商会已由亲孙的傅筱庵任会长，虞遂另组上海商界总联合会与之对抗。9月初，当北伐军取得节节胜利时，虞洽卿接连发表了一些左倾言论，主动与共产党人联络，希望助他“取得上海政权”。国民党驻沪军事特派员和国民党上海特务委员会委员吴稚晖，也准备乘北伐军向东南进军之机，在上海建立国民党政权。但他自知国民党群众基础薄弱，武装力量涣散，因此很想借助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 总之，“北伐军势力的进展，给各阶级民众以新的希望，不独工人群众，小资产阶级的民众都行动起来，并且一部分大的及中等的资产阶级都动起来，抛弃从前依附军阀的心理，转而依附北伐军”，上海出现了有利的革命形势。 9月3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主席团会议，决定在上海开展自治运动和市民武装暴动，以便建立“广大的联合战线”，反对孙传芳统治。9月6日，区委发表《告上海市民书》，号召上海市民团结起来，组织职业团体，实行区域联合，加入革命政党，向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买办进行反抗斗争，“以图根本推翻现存的统治，夺取民众的政权”，“建立民选的自治机关”。随后，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共同制定了《上海自治市的运动计划》。《计划》虽指出工人阶级应当成为“此次暴动的先锋”，但又认为工人阶级由于自身的组织和战斗力不强，所以在暴动中“不便猛进到资产阶级之前，更不宜单独行动”，我们的方针只能是“努力推进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实现一个相当意义的资产阶级式的自治政府”，而不是“幻想”用市民暴动的力量，立即在上海实现“平民政权”。中共中央指出：工人阶级参加暴动的目的是“不拿政权，得到自由”，即组织工会的自由，集会、结社、出版、罢工的自由等等。 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针，上海区委一开始就把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在发动市民自治运动的同时即着手于组织工人，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各分区区委和上海总工会秘密地开办武装工作人员训练班；组织工人纠察队。到10月，工人纠察队已发展到2000人，其中有武装的130人。 10月上旬，上海区委派汪寿华去和钮永建、吴稚晖商讨上海自治事宜。经过协商，双方决定组织一个由工商学共同参加的和平维持会。17日，区委召开会议，提出对于和平维持会的策略：在政治上，应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在组织上，应以商界占多数，工、学占少数，共产党“不能去占多数，只在旁参加与暗中指导”。区委遵照陈独秀关于“要特别具体与虞洽卿谈组织地方政府”的指示，确定以虞洽卿为上海资产阶级的领袖和中心。虞对中共提出组织“以商界为主体”的政府十分赞同。许诺由他本人负责联络商界头面人物，并希望“工商两界合同动作”。但当北伐军在江西受挫时，他的态度又骤然冷漠，有意避居宁波故里，不愿与闻政事。 10月16日，当和平维持会正在筹组之际，浙江省长夏超宣布起义，归附国民政府，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翌日，夏率部由杭州向上海进发。为配合夏超的军事行动，上海区委于19日确定由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李振赢（任总指挥）等组成总指挥部，直接领导工人武装，与钮永建控制的武装力量配合，举行武装起义，实现“推翻孙传芳在上海的势力，并与资产阶级联合组织上海市政府”。20日，区委再次发出《告上海市民书》，号召市民武装起来！驱逐孙传芳的驻防军！召集市民会议！组织委员制的市政府！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也发表宣言呼吁召集市民会议，实行市民自治。 钮永建原计划于18日举行暴动，与夏部里应外合，占领上海；旋因准备不足，改定于24日晨举行。至23日，夏超兵败，形势逆转。钮虽已闻讯，但仍于仓促中通知上海总工会按预定时间举行起义。上海区委认为夏虽失败，但北伐军已克服九江，形势仍然很好。即于23日下午5时下令举行武装起义。 24日零点，中共上海区委组织的各区工人纠察队350余人中只有200人按总指挥部的部署，陆续到达各自岗位。原相约以军舰炮声作为起义信号，但是直到天明，信号未见发出。总指挥部发现情况有变，命令立即停止起义。此时，有些区的工人纠察队因未接到命令，已经同警察、巡防队接火，发生了小规模的战斗。只有闸北一带的工人纠察队因接到指挥部的命令较早而未行动。钮永建组织的便衣队，虽号称1000人，结果只有100余人有所动作。加上这支便衣队又是临时纠合的无业游民，毫无战斗力，一遇军警，即作鸟兽散。 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实际上并未发动起来就失败于襁褓之中。孙传芳部在镇压了夏超起义后，连夜转回上海，对工人、市民进行残酷镇压。工人100余人被捕。上海总工会委员陶静轩、起义总指挥部成员奚佐尧等10多位共产党员英勇牺牲。 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中共上海区委对武装起义完全缺乏经验，在起义时机的选择上，主要依赖于外部条件，即依赖于夏超的胜利和孙传芳军队的倒戈上，结果在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很不充分，武装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就仓促发动起义。在依靠谁发动起义的方针问题上，由于受中共中央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指导，“过于着重资产阶级的力量”，“过于依赖国民党”；把虞洽卿、钮永建之流当作暴动的中坚，缺乏立足于群众斗争基础上进行武装起义的指导思想；甘心让资产阶级当主角，工人阶级当配角。这次起义由于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又未打算组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结果只能成为少数人的军事冒险。 第一次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工人进行武装起义的最初尝试，它为以后起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教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