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市民自治运动的高潮和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 中共上海区委在反复研讨第一次起义失败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继续发动群众，推动市民自治运动，适时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成立上海市民自治政府的方针。 11月初，北伐军相继占领九江、南昌，孙传芳在江西的主力大部分被歼。19日，孙传芳在天津与张作霖、张宗昌会商，议定由张宗昌率直鲁联军15万携军用票2000万元南下援孙。这使苏、浙、皖三省人民大为震惊，商界人士更是惶恐不安，人人自危。中共上海区委抓紧这一时机，再次号召上海市民武装自卫，响应北伐军，建立市民自治政权。并针对三省人民的切身利益，响亮地提出了“拒绝奉鲁军南下”的口号，作为市民自治运动的直接目标。 市民自治运动首先在上海工商学界掀起。11月11日和12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总工会、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各界妇女联合会等团体相继发表宣言，一致主张：划上海为特别市，实行上海市民自治；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是，拒绝奉鲁军南下。 自治运动在苏、浙、皖三省也得到响应。11月14日，国民党苏、浙、皖三省党部、上海特别市党部发表联合宣言，主张还政于民，由人民组织省民会议或市民会议管理一切。同日，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宣告成立。虽然三省联合会在其成立之初闭口不提撤退孙传芳驻军，侈谈停止三省以内军事行动，其实质是反对北代军继续东进；但当奉鲁军决定南下后，该会多数人的立场迅速转变，表示要脱离孙传芳，反对张宗昌南下，欢迎北伐军。三省自治运动遂与上海自治运动融为一体。 11月28日，上海各界400余团体5万余人举行市民大会，通过了反对奉鲁军南下；拒绝使用军用票；划上海为特别市，由工商学各界组织自治政府等项决议。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至此，上海自治运动形成了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声势浩大的潮流。 12月6日，上海市民公会召开成立大会。市民公会由上海闸北商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总会、上海总工会、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等六团体组成，以实现上海自治、谋市民福利为宗旨。大会推举沈钧儒、王晓籁和共产党人林钧担任总务委员。为了把市民自治运动置于中共上海区委的直接领导下，区委决定建立市民公会党团，党团人员须按区委决议在公会中进行活动。 上海市民公会决定于12月12日召开市民大会，因孙传芳命令上海卫戍司令李宝章严加制止，遂改称团体代表会议如期召开。次日，孙传芳即下令取缔该代表会议，并缉拿其首领。被通缉者达80余人。上海总工会、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等相继遭到查封或取缔。上海市民公会也于次年1月8日被查封。轰轰烈烈的上海市民自治运动暂时沉寂下来。 上海市民自治运动和初期相比较，有着明显的进步。中共上海区委直接参与了对自治运动的组织领导，把分散的团体联合起来；把各阶层群众的不同主张，统一到中共所提出的反对奉鲁军阀，响应北伐军，建立市民自治政权的政治要求上来。在规模上，自治运动已由初期少数资产阶级上层人士的活动，发展为包括工商学各界群众参加的市民群众运动。这就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2月中旬，北伐军向浙江胜利进军，占领杭州，逼近上海。2月16日，中共上海区委决定乘孙传芳部退守江北之际，发动上海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次以工人为主体的武装起义。 2月18日，上海总工会即发布《为举行总同盟罢工的通告》，翌日，发布总同盟罢工会和罢工宣言，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消灭军阀势力，建立真正保护人民利益的政府，保障工人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权利等17条最低限度的要求。 上海工人踊跃响应上海总工会的号召，19日，首批（15万）工人走上街头。以后几天参加罢工的人数与日俱增。至第四天，增至36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22日，北伐军前锋已接近松江，进抵上海已是指日可待。上海区委决定于当日下午6时，把总同盟罢工转入武装暴动，以人民武装力量扫除军阀势力，建立市民革命政府。是日正午12时，在区委的主持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它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领导机构和暴动胜利后的权力机关。委员会由汪寿华、罗亦农、钮永建、杨杏佛、虞洽卿、王晓籁等11人组成。其中共产党员6人，国民党左派2人。 同一天午后5时50分，停泊在高昌庙对岸的海军军舰建康、建成号上的士兵，在担任大副的共产党员指挥下，炮轰高昌庙兵工厂，打响了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信号。6时正，各区工人闻讯而动，呼啸而出。在南市和闸北两区，工人和市民群众同仇敌忾，同军警展开了巷战。面对全副武装的军警，起义者因多数人赤手空拳，或持低劣武器，虽英勇奋进，慷慨赴死，终难取胜。战斗一直持续到23日晚。在起义中，有40余人牺牲，300余人被捕。 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为保存实力，避免无谓的牺牲，决定立即停止暴动，由总工会下令复工。24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同盟罢工告上海全体工友书》指出：暂时停止罢工，“决不是对孙传芳和李宝章让步，而是准备更进一步的新斗争”。 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虽然又告失败，但这次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是中国工人阶级直接反抗封建军阀的第一次伟大的政治斗争”，充分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强大威力，它证明了“上海工人是真正反抗恶势力为一切民众争自由的先锋队”。 这次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在主导思想上还没有脱离右倾机会主义的窠臼，“没有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决心”。虽然区委确定这次暴动应以“无产阶级的工人及比较革命的学生群众，一部分小商人、自由职业者”为主体，但仍主张暴动后应“完全以比较左倾的资产阶级出来掌握政权”，“无产阶级的工人及许多下层民众，纯处监督地位”，使“民众可以乘此得到比较自由的政治环境”。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上海区委在罢工前，并没有充分进行思想动员和对工人进行切实的武装准备；待罢工发动起来后，又“等待大资产阶级之援助，撇开了小资产阶级而不加以领导鼓励”，把“暴动胜利的保障”寄托于钮永建“接洽李宝章部下兵变（军官改变态度），大商肯发命令罢市”等不切实际的幻想上。然而资产阶级对罢工和起义却采取了不合作态度，拒绝宣布罢市；虞洽卿甚至不同意把他的名字列入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而公诸于众；钮永建也毫无作为，致使武装暴动没有形成全市人民的共同行动。 其次，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还缺乏领导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的经验。对“罢工几乎没有具体的策略和具体的行动要求”，“罢工前没有宣传鼓动，没有散发传单，也没有组织上的准备工作”，“更没有为这次罢工而设的军事组织”。上海总工会在下达总同盟罢工命令时，并“没有指明上海的行动是人民夺取政权的革命行动，没有把这种思想在民众中做广大的宣传”，以致于“工人群众都不知道这次罢工是什么意义”。直到21日，上海区委才觉察到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缺点，立即发出“特别通讯”，着重提出“目前我们唯一的重大责任，在于指示上海的市民、工人阶级创造民主的革命的市政府”，但为时已晚。 再次，在总同盟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时机的把握上，上海区委犯了主观主义错误。上海区委认为北伐军进驻松江是起义的最佳时机，以为北伐军立即可以打进上海，支援工人起义；岂料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因害怕引起帝国主义干涉，而停止向上海进军，致使李宝章得以集中全力镇压工人起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