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4年零3个月；死亡军人约850万，平民约一千万；直接经济损失1805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1516亿美元。作为富强典范的欧洲百孔千疮，武装革命、和平示威风起云涌。从现象疑及制度，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是：在西方“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在国内，政治经济秩序都面临着转型期的混乱和痛苦。军阀混战，工厂盛行着资本主义初兴期的残酷压榨，贫苦民游民化……。面对如斯局面，中国人何以自处？ 这些世界性的难题，难为了剪下辫子不久的中国知识分子。 “劳工神圣！”（蔡元培）、“劳作神圣为世界不可磨灭之公理”（梁启超）、“今后救亡之第一着当从事于社会革命”（许德珩）、“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李大钊）、“俄国式的革命――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傅斯年）……。 这些思想取向不一的知识界菁英，异口同声争说“劳工神圣”、“社会革命”！各人情况不同，总的说来是正义冲动推动下对世界“新思潮”的追逐。他们期望的是在中国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避免重蹈西方的覆辙。可是，这些善良的愿望基本上是空泛的理念，从“公正”、“公平”的标准，“社会革命”的具体内容，到实现这些的途径和手段，往往都不甚了了。他们大都是人文学者，笔力甚健；但通常对政治学，经济学和中国社会缺乏系统的研究，对资本主义和苏俄的历史和现状也缺乏深切的了解；加上当时虽有政党却没有健康的政党政治，社会科学大体处于介绍输入阶段；于是，除了一些激进者走上与国民党合作动刀动枪的道路外，多半停留在空泛的理念探讨或“第三种文明”的鼓吹。 二是念念不忘文化民族主义。 昔日辉煌与今日贫弱的反差一直困着19、20世纪的中国人。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突出地表现在东方文化救世论的兴起。开先河的是辜鸿铭。早在1901年，他就毫不含糊地给东西文化定性： “目前在欧洲和远东之间确实有一种文明之争在进行着。不过在我看来，这种斗争似乎不是一种黄种文明与白种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更似一种远东文明与那种可称为欧洲中世纪文明之间的冲突。” “……人类未来文明……依赖于中国文明的根基，或更确切地讲依赖于远东民族可称为儒家文明的东西。” 在辜老先生笔下，东西文化之争，是先进的东方与落后的奉行中世纪文明的欧洲之争；中国传统文化不但与现代文明没有矛盾，而且蕴含着现代性的精髓。他写道： “人们经常断言汉语中没有关于‘自由’的词汇，但令人惊奇的事实是，不仅汉语中有关于‘自由’的词汇，而且这个词还准确地表达了……‘自由’的真正含义……汉语中表示‘自由’的字是‘道’……当它在‘自由’这个意义上使用时，被义定为遵循我们本性的法则――率性之谓道。”新文化运动期间，他更气壮山河地断言： “在中国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专制即秦始皇的暴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