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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学衡》杂志和《甲寅周刊》为代表的复古思潮，《向导》周报和《中国青年》及时地发表文章。他们指出这一股复古逆流在政治上与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号召进步的思想界联合起来，向“文学中之‘梅光之迪’等”反动思想势力“分头迎击，一致进攻”(注：邓中夏：《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中国青年》第15期，1924年1月26日)。鲁迅及许多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拥护者也先后参加了这场论争。  《学衡》出版后不久，鲁迅即对这批新的复古派展开了斗争。在这之前，他已经看到资产阶级右翼和封建复古势力的勾结，预见地指出了这样的迹象：“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注：《随感录四十八》，《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所以在一九二二年写的《估〈学衡〉》里，着重地以实际例子，揭出他们所谓“学贯中西”的把戏，“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注：《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来。鲁迅先从西学入手。《学衡》上有人在“乌托邦”这个不能分拆的专门名词中间加了一个“之”字，成为“乌托之邦”。鲁迅嘲笑道：“查‘英吉之利’的摩耳，并未做Pia of Uto。……又何必当中加楦呢。于古未间‘睹史之陀’，在今不云‘宁古之塔’，奇句如此，真可谓‘有病之呻’了。”这也就是上述《中国青年》一文中特用“梅光之迪”的由来。鲁迅接着又就《学衡》上那些以中学自炫的文章，逐篇批驳其内容谬误和文字不通，说明他们’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名曰“学衡”，“‘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注：《晨报副刊》，1922年2月9日。)章士钊虽然研究过逻辑，并以博古通今自命，但发表在《甲寅周刊》上的许多守旧派人物的复古主张，却往往不能自圆其说。鲁迅在《评心雕龙》(注：《莽原》周刊第32期，1925年11月27日。)等文中对他们的荒谬推理给予辛辣的讽刺。《十四年的“读经”》(注：《猛进》周刊第39期，1925年11月27日)、《古书与白话》(注：《国民新报副刊》，1926年2月2日。)则是针对《甲寅周刊》的“读经救国”、“废弃白话”而发的，指出“读经”与“救国”绝不相干，不过有些“学而优则仕”的人，想把它当作耍把戏的工具。至于说白话文要做好，就得“读破几百卷书”，那不过是“保古家”的“祖传的成法”。鲁迅认为：“古文已经死掉了”，而白话文也还是“改革道上的桥梁，因为人类还在进化。”在《再来一次》里，他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利用复古派反对白话时所举的例子，回击和嘲讽了章士钊把“二桃杀三士”解释为“两个桃子杀死了三个读书人”的谬误(注：《莽原》半月刊第11期，1926年6月10日)；在《答KS君》里，又将章士钊的“旁加密圈”，自视名句的“得意之笔”，加以分析，指出他的骈文没有融化，急于闲扯，所以弄得文字庞杂，有如泥浆混着沙砾，字句和声调都陋弱可哂。“倘说这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是只见得复古派的可怜，不过以此当作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注：原题《答KS君信》，载《莽原》周刊第19期，1925年8月28日。)这许多杂文都坚定地站在维护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立场上，并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此外，郁达夫的《咒〈甲寅〉十四号〈评新文学运动〉》、成仿吾的《读章氏〈评新文学运动〉》、健攻的《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荻舟的《驳瞿宣颖君〈文体说〉》、唐钺的《文言文的优胜》等不少文章，针对《甲寅周刊》及其他守旧派所列举的反对白话文的种种理由，分别说明了文言改白话不是“避难就易”而是“去繁务实”；“活人要说活人的语言，没有模仿古人的必要”；白话自由活泼，既便于表达思想感情又有利于国语普及；白话文可以写成美文而“文言文实质上并不比白话文美”。沈雁冰的《驳反对白话诗者》(注：《文学旬刊》第31期，1922年3月，署名郎损)，说明旧诗声调格律拘束思想，而白话诗破弃一切格律规式，“并非拾取唾余，乃是见善而从”。这些文章大都有论有据，进一步阐发了白话的长处。这场对复古派的斗争此起彼伏，持续了四、五年之久，虽然不是有组织地集中进行的，却再一次显示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威力。《学衡》和《甲寅周刊》的挣扎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从此以后，复古的声浪日趋低落。在气势汹涌的新思潮面前，企图以别样方式、别种口实去继承林纾衣钵的章士钊、梅光迪等等，也终于不能不被这个浪潮所卷没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