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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六大”决议上把广州暴动说成为“退兵之一战”这个结论，缺乏具体分析，不能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我至今仍对这个结论有保留。广州暴动是以教导团为主力，警卫团也有一部分参加。暴动的决定虽然是省委会议通过的，但实际上策划的灵魂是德国人威尔曼（是共产国际派来指导暴动的代表，一共派来三个，有一个叫何锡思，是位苏联将军，在背后指挥，没有出面，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抄了苏联领事馆，何锡思被捕后牺牲了。另一个名字记不起来了）。这个人是不讲具体条件的十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者。在省委会议上，对暴动条件是否成熟，应如何进行暴动产生不同意见，发动暴动的具体时间是在白天还是晚上，我们认为最好选择在晚上。趁敌人戒备稍松懈，突然动作，胜利的把握较大，而他却坚持一定要在白天，并且还要搞工人总同盟罢工示威游行。没有看到广州的工人是分裂为两派的，我们直接领导的只是印刷工人、汽车工人、手车夫等行业的一些工人。国民党掌握了大部分机器工人。在这种形势下举行总罢工是不可能的。他以大帽子压人，批评我们是单纯军事观点。  后来，在我们坚持下没有搞总罢工，暴动也是在晚上举行的。在准备广州暴动过程中，收藏手榴弹的米店被敌人破坏，敌人在已部署镇压起义，我们决定将起义日期提前。广州暴动的准备工作做好了，在起义前才通知叶挺同志他在暴动当天晚上才赶到广州的。发动起义的那天晚上，我没有到教导团驻地四标营。教导团攻下伪公安局后，我便进入公安局，张瑞华同志是四军军医处的，她参加了起义，担任救护工作。暴动这几天，我都在起义指挥部内，我当时是中共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之一。我们办公的地方在伪公安局局长朱晖日原来办公的房子。楼下是一个大厅，我就在这里工作，在这里工作的还有省委的一些同志。 十一日凌晨起义后，珠江北岸除了长堤的敌四军军部、文德路的一个敌军机关和国民党检察队等少数机关没有攻下，大部分地区已解决战斗。珠江南岸仍为李福林第五军盘踞隔江和我们对打。十一日深夜，我们在起义指挥部里开会分析了形势，叶挺同志看到形势不好，认为不能再在广州坚持，主张向海陆丰撤退。这个主张本来是正确的，当时的国际代表威尔曼不懂得打仗，主观武断，说搞暴动只能前进，不许后退，批评叶挺是主张去做土匪。张太雷同志不懂军事只听国际代表的话，从此，叶挺同志不再讲话了。 暴动胜利后，缴获了很多武器，前来参加暴动的工人也很多，如果以这些武器把参加暴动的工人全部武装起来，可以组成一支很大的队伍，有计划地转移到农村，是坚持武装斗争的一支很大的力量。这样广州暴动取得胜利就会更大。今天来看，广州暴动之所以失败，从我们自己本身来说，主要是没有经验。有秀才造反的味道。太雷同志虽然是我们党内有威望的领导者，是一位好同志，但他是书生出身，缺乏军事常识，缺乏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就以他在十二日中午去西瓜园出席工农兵大会这件事来说，对警卫工作没有注意。结果却给敌人冷枪打死了。太雷同志的牺牲，是一个严重的损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