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热映的献礼片《建军大业》中出现了汪精卫(余少群饰)的身影，涉及国民党的影视作品里一旦要表现汪精卫这个人物，往往是都要身着白色西装，发线要一丝不乱，举止要温文尔雅，谈吐要不落流俗，演员也最好要找外形清秀俊朗的，余少群这次的表演似乎也没有脱离上述铁律。

电影《建军大业》中，余少群饰演汪精卫
    这些要求自然不是添油加醋的戏剧美化，相反，在历史上，汪精卫的确是常常以如上面貌示人的，许多人也把汪的个人魅力归结于此。不过，汪精卫的影响力恐怕并非仅仅局限在这种魏晋清谈式的“美姿容”上，他是反清革命的义士，是国民党的元老，甚至在孙中山逝世后的一段时间里，成为国民党内的头号人物，俨然以“总理接班人”自居。
    大革命时期的汪精卫，坚决维护和贯彻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积极寻求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公认的“左派”领袖。然而，在1927年7月15日，他却亲手终结了这段合作关系，实行“分共”。汪的决定直接促发了此后的南昌起义，而他在革命青年中的“正面形象”也随着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崩塌。
    汪精卫是怎样成为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的领袖的，他的“左派”脸孔到底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他又缘何要违拗众人的期望，走上分共乃至反共的道路呢?笔者将结合相关材料，分上、下两篇文章，简要地谈一谈以上问题。
    1“后孙中山时代”的接班人竞争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于北京逝世，国民党失去了其缔造者与众望所归的领袖，谁能执过孙中山手中的接力棒，成为国民党新的领导者，逐渐变成一个备受瞩目的问题。
    无论从怎样的角度看，孙中山在这样一个时间点逝世，对于国民党、对于方兴未艾的国民革命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此时离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实现改组，才刚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放眼广东，乃至全国，革命形势瞬息万变，各方面亟待开展的工作十分繁剧;尤为重要的是，孙中山生前亲口承诺，可是国民党内始终歧见纷纭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此后是否需要维持?失去了孙中山这样一位“指路明灯”，在处理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上，国民党在未来又当秉持怎样的方针与对策?一切的一切，如果缺少一位党内所公认的领导人物，缺乏若干全体党员皆能服从与信守的共识，则国民党的前途堪忧。

1925年5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孙中山葬礼，左三汪精卫，左五胡汉民，左六廖仲恺
    假如孙中山在生前对其党内接班人的问题能有所指示，国民党尚不至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可惜像中山先生这样的克里斯玛(charisma)型领袖，在世时诸事皆亲力亲为，他可以在工作上安排一些副手，却极少真正给予同侪与僚属临机独断的权力(或许黄兴是个例外，但他很早就过世了)，因而也就几乎没有有意识地开展过什么“接班人”的培养工作。他的突然离去给国民党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没有人能在威望与个人魅力上企及其高度，以至于此时最有可能问鼎国民党“领袖”宝座的几位高层人物水平都在伯仲之间，这无疑给党内的派系斗争打开了方便之门。
    在国民党中有资格接替孙中山位置的人并不多，较有希望的大致是如下几位：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以及戴季陶，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国民党的元老，自反清革命开始便长期追随孙中山，积累了相当雄厚的政治资本。胡汉民在1924年年底孙中山北上后，留在广东，担任代理大元帅;廖仲恺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过程中，一直是其最为倚重的帮手，在孙中山北上时，他也留在广东，身居多项要职，包括广东省长及省财政厅长，国民政府成立后又兼任财政部长;戴季陶长期担任孙中山的私人秘书与日文翻译，与闻机要，1924年他随从孙中山北上，孙在日本神户进行的有关“大亚洲主义”的演讲皆由其现场口译。
    与前面这三位的情况相比，此时的汪精卫反而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唯一可以称道的是，他成了孙中山的遗嘱起草人。我们所熟知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便出自汪的手笔，这件事极具象征意义，以至于在之后的许多年里都成为“汪派”人马所声称的汪精卫合法继承“党统”的证明。不过在1925年，大部分国民党员并没有对汪精卫起草总理遗嘱太当回事，至少汪精卫本人对该事并未大肆宣扬。

孙中山遗嘱，由汪精卫笔录
    1925年6月，国民党决定将过去的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由谁来担任国民政府第一任主席成为了检验谁是孙中山“接班人”的一块试金石。根据陈公博在《苦笑录》中的说法：“广州社会的推测，国府主席不是推汪先生，就是推胡先生。依常例判断，似乎国府主席应属胡先生居多，在国民党汪胡都有一样深长的历史，但胡先生目前还是代理大元帅，由代理大元帅一跃而为国府主席，那也很顺理成章。不过熟悉政治内幕的人，已经明白汪先生会当第一任的国府主席。”
    事情的发展果不出陈公博所料，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同时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而胡汉民则担任外交部长，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政权不为外界所承认，所谓的“外交部长”无异于一个无权无勇的闲职，这标志着胡汉民在党内可谓大权旁落了，而汪精卫赢得了“接班人”之战的第一轮胜利。
    2为什么是汪精卫?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势在必得的胡汉民“马失前蹄”呢?陈公博提到，胡汉民平素就自负聪明，词锋尖刻、喜好骂人，在党内风评不佳，特别是与时任粤军总司令的许崇智关系处得不好，而许恰恰是有能力影响一大批前线将领的态度的，以至于军界出现一致拥汪的局面。与胡汉民的做派不同，汪精卫却经常以持重练达、气度雍容的形象示人，两相比较，胡汉民的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然而，身为当事人的胡汉民却并不是这样想的。1930年8月，他在南京立法院纪念周上讲道：“(共产国际)其利用国民党与消灭国民党是有严格计划的，计划的第一步，便是要在国民党中，找到具有相当资望而又‘夙无主张，夸夫死权’的人，作为他们唯一的工具······当时鲍(罗廷)、加(伦)两人所拟议的共有三人，便是兄弟和汪精卫、戴季陶三人，他们详加考虑之后，便各自下一个考语，以定取舍，对兄弟的考语是‘难相与’，对戴季陶的考语是‘拿不定’，对汪精卫的考语是‘有野心，可利用’。经此一番评定之后，汪精卫便被选中了。”
    当然，胡汉民的这番说辞是否完全可信依然值得推敲，但他至少点出了一个左右国府主席人选的关键性因素——苏俄与共产国际方面的介入。自孙中山认定“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后，苏俄与国民党的关系日趋紧密，不仅俄方的大批军援被源源不断地输送至广东，苏俄亦派遣了相当数量的顾问协助孙中山开展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这其中负责政治和党务的鲍罗廷与负责军事的加仑将军(即布柳赫尔)便是最重要的两位。
    对于鲍罗廷来说，他对国民党改组的目的是有明确认识的，即依靠中国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强化其组织，保证共产党员成为国民党基层的主导力量，同时不断发展与巩固国民党的“左派”，排除持反共立场的国民党右派。要完成以上的任务，首先就是要在国民党中找到一个持亲苏亲共立场的高层人物，帮助其成为党与政府的领导人，以利于相关方针的推进。胡汉民、戴季陶由于个人经历复杂，且在对待“联俄、容共”问题上持消极立场，自然不会被鲍罗廷视为可靠的领导人选。相比之下，汪精卫在民初即离开政坛，旅居海外，在广东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对苏俄、对共产党的态度亦颇为友好，由他出面担任国府主席，既能为各方人物所接受，也符合俄方的利益。
    但是，是否就可以据此认为汪精卫只是苏俄顾问扶植的一个没有自主意识的傀儡呢?事实亦不尽然。
    从汪精卫本身的思想出发，其确实有若干与共产党接近的理由。首先，汪精卫在较早的时期即意识到中国反帝革命的成功需要依靠一场“世界革命”方能实现，国民党必须团结和联络世界上一切有志于反帝的进步势力，这正是《总理遗嘱》中所谓“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联俄”不仅是适当的，而且是必要的。
    其次，汪精卫对苏俄布尔什维克的一整套政党运作模式极表赞同，这套模式的核心要素就是“以党治国”：一者，以党领政，任何重大事项的施行都需要经由党的决议，党员的行动都需要受到党纪的约束和制裁;二者，以党领军，军队的调遣都要接受党的节制。这其中，汪精卫对军队中设立“党代表”的制度尤为肯定，他认为此乃终结国内军阀割据的最好办法。
    最后，经过五四、五卅等一系列运动的洗礼，群众的政治觉悟开始不断提高，政治变得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国民革命的迅猛发展离不开国民党改组之后，共产党员在基层对群众进行的教育启蒙与宣传鼓动工作。显然，群众运动为国民党提供了一条扩大社会基础、开展反帝斗争的新路径，汪精卫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对国民党的宣传工作格外重视，并且身体力行，频繁抛头露面、发表演说，宣讲自己的政治主张。汪素来以演讲富于号召力、煽动力著称，他四处演说也为其在社会上，特别是革命青年中间争取到了大批的支持者。
    平心而论，在当时的国民党各色人物中，像汪精卫这样能对“联俄、容共”政策的价值有较为深刻理解的人是少之又少的，他能得到鲍罗廷的青睐也就不足为怪了。
    3“廖案”与汪精卫的权谋
    不过，汪精卫主导广东政局并非一帆风顺，在其接任国府主席不久，1925年8月20日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廖案”，国民党左派的重要人物廖仲恺于党部门前遇刺身亡。陈公博在《苦笑录》中认为“廖案”是国民党右派蓄谋已久的一次行动，其目的就在于打击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领导人物。
    “廖案”的发生加剧了国民党内互相猜疑的恐怖气氛，将“后孙中山时代”的派系内斗推向一个高潮。为了追查幕后主使，国民党决议成立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的“特别调查委员会”负责案件的善后，汪精卫在处理“廖案”上展现出不俗的政治手腕，他先与蒋介石通力合作，以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涉嫌参与暗杀为由，将胡汉民强行送往莫斯科“考察政治”;这之后，他又将难以掌控的粤军首领许崇智解职。至此，汪精卫借彻查“廖案”的机会既打击了党内的右翼势力，又顺带清理了潜在的竞争对手，其政治地位日臻巩固。
    “廖案”之后，汪精卫更加意识到与苏俄、中共紧密合作对于维护国民党既有权力格局的重要意义，其“联俄、容共”的调门也越喊越高，以至于“汪派”人物顾孟余都说，汪精卫“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论述一切”，汪“左派领袖”的形象由此愈发深入人心。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开幕，汪精卫致辞，右三为鲍罗廷，右四为蒋介石
    总之，正如李志毓指出的，汪精卫在主政广东时期，与苏俄、中共的合作关系，并非单纯是消极继承孙中山“联俄、容共”的遗志，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相互借力”的行为，一方面，苏俄需要一个“左派”领袖来推动国民党向“左”转;另一方面，汪精卫也要倚靠新兴的共产党因素扩大其权力基础和政治地位，并借机贯彻自身的政治主张。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恐怕也就无法洞察汪精卫一跃成为“左派”领袖、“革命偶像”的奥妙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