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66年的14件文献，揭开“王明中毒事件”之谜
    王明以“到苏联治病”为由，于1956年2月抵达莫斯科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国。自1969年开始，他陆续在国外发表一系列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
    1974年3月，王明将1971年写的《中共五十年》和《“整风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演习》、《“文化大革命”和毛同帝国主义合作的方针》以及1974年写的《“孤僧”的命运和毛泽东的十大》四篇文章汇集成书，取名《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1975年由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用俄文出版。1979年至1980年，《蒙古消息报》中文版全文连载了此书。
    1980年12月，由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将王明的《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一书翻译成中文，改名《中共五十年》，于1981年2月内部出版，仅“供中央领导同志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考”，并在中译本的出版说明中强调：“在这本书中，王明坚持反动立场，颠倒是非，造谣诬蔑，对我党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加以歪曲和篡改，对我党一些领导人恶毒地进行攻击，千方百计地为他过去所犯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狡辩，充分暴露出他的丑恶嘴脸。”
    《中共五十年》可以说是王明反动立场的一次自我曝光。他在该书第二编第五节《蓄意毒害王明并摧残他的健康》中大肆造谣诬蔑，对延安整风时期的所谓“王明中毒事件”进行恶意歪曲，攻击毛泽东强迫他住院治病，“然后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指示主治医生金茂岳用含汞的药物逐渐毒害”他。该书出版30多年来，在国际上造成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其不实之词严重丑化和贬损了中共和毛泽东的形象。
    几十年来，史学界一直没有找到驳斥王明诬陷毛泽东的确凿原始史料。令人惊喜的是，笔者最近从民间收藏者赵景忠手中发现的当年中共中央调查“王明中毒事件”的原始材料，成为可以澄清这一史实的最确凿、最有力的证据。这批原始文献主要有：
    一、1943年6月14日的《关于王明患病经过及诊断治疗的讨论》，大32开，9页。铅笔记录稿。参加者主要有：傅连暲（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共中央卫生处处长，时任中央医院院长）、鲁之俊（时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马海德（时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外籍专家）、王斌（时任中国医科大学校长）、李润诗（时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小儿科主任）。
    二、1943年6月30日的《为王明同志会诊记录》，16开，连封面共15页。圆珠笔记录稿。此文件封面注明“李部长存查”，为李富春存查的原始材料。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也曾提到这份会诊记录。他说：“会诊结论写了两份，一份由我保存，另一份当时经李富春转中共中央。”文件由李志忠记录，7月7日整理好。文件后面并附贴有用铅笔在64开左右的纸上抄写的“毕道文的意见”，共3面，2页。
    三、1943年8月6日的《委员会记录》，5页，大32开。钢笔记录稿。清楚标明到会人员有：刘（刘少奇）、任（任弼时）、康（康生）、邓（邓发）、李（李富春）、克农（李克农）、连暲（傅连暲）、王斌、鹤峰（王鹤峰，当时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鲁言（廖鲁言，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科长）、一新（陈一新，原名陈绍燧，王明的远房弟弟，时任王明秘书）、金医生（金茂岳，毕业于齐鲁大学医学院的医学博士，时任中央医院妇科主任、王明的主治医生）。
    四、1943年8月的《有关王明患病经过的报告》，16开，5页。毛笔手书。应为王明的妻子孟庆树所汇报。
    五、1943年8月14日，主治医生金茂岳写给康生转中央各首长的亲笔信，即检讨书，16开，2页。毛笔手书稿在该信首页右上角写有“弼时少奇及委员会同志阅”字样，应为康生手书。
    六、1943年8月的《王明同志现病临时诊断和今后治疗初步意见》。12页，16.7cm×29.2cm。圆珠笔手书。
    七、1943年11月11日的《关于王明同志住院的经过情形的报告》，16开，5页。钢笔手书。文末有傅连暲和石昌杰（时任中央医院党支部书记兼副院长）的签名。
    八、1944年7月5日王明在中央医院化验室报告单1张。
    九、1944年7月5日明明（王明的儿子）在中央医院化验室报告单1张。
    十、1944年7月5日孟庆树在中央医院化验室报告单1张，检验号为00672。
    十一、1944年11月10日孟庆树在中央医院化验室报告单1张，检验号为1617。

十二、1944年11月10日明明在中央医院化验室报告单1张，检验号为1619。
    十三、1944年8月31日的《会诊记录》，2页。钢笔记录稿。背后附有王明、明明和孟庆树的化验报告数据抄件。会议由傅连暲主持，阿洛夫（时为中央医院苏联专家）、李润诗、李科长、王校长（王斌）、鲁部长（鲁之俊）、陈教员（陈应谦，时任中国医科大学教员）、何主任（何穆，时任中央医院内科主任，是毕业于法国耶鲁士大学的医学博士）参加，记录陈仲武（当时在中央医院、中央门诊部从事医疗和教学工作，并协助傅连暲参加中央领导的医疗保健工作）。
    十四、1945年7月29日的《王明同志检查结果》。2页。钢笔手书。此件有2份。由周泽昭（时任中国医科大学外科教员）和陈仲武抄存。其中一份有用毛笔书写的参加会议人员名单：王校长（王斌）、史副校长（史书翰，时任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鲁院长（鲁之俊）、陈教员（陈应谦）、黄主任（黄树则，时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务主任）、李主任（李润诗，当时请了病假）、马顾问（马海德）、苏部长（苏井观，时任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卫生部长）、曲主任（曲正，时任中国医科大学教育长）。下有他们的签名。
    中共中央专门成立调查委员会，认定属医疗技术事故
    在1943年8月的《王明同志现病临时诊断和今后治疗初步意见》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诊断：根据王明同志全部病历研究，原只有心脏病、慢性扁桃腺炎、痔疮，在治疗过程中，因为药物而引起中毒，其中以慢性汞中毒为主，以致全身衰弱并存在下列各种病变，即：慢性胆囊炎、心肌衰弱症、慢性轻度肾炎、自主神经失调、多发性神经炎等。
    受当时延安医疗条件和药品的限制，在王明患病治疗过程中，因为甘汞的副作用导致王明尿液中含有汞。王明和孟庆树为此致信中央，告发金茂岳是国民党特务，要毒害王明。
    当时整风运动刚刚开始。对此，中共中央立即组成了调查委员会，审查金茂岳。1943年8月6日，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李克农等亲自参加调查。从他们的身份上就可以看出这个调查委员会的规格之高，可见中央对王明的身体健康是极其重视的，尤其在出现轻微汞中毒后更是提高了警惕，对此专门成立了调查委员会作彻底的调查。从调查记录上可以看出，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等都亲自对金茂岳进行了仔细的审查问讯。
    从1943年6月30日的《为王明同志会诊记录》和1943年8月6日的《委员会记录》中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等人审查问讯金茂岳的现场记录，都可以看出王明中毒的原因，是因为金茂岳在治疗当中疏忽造成了医疗技术事故，完全是药物的副作用所致。另外，从傅连暲和石昌杰1943年11月11日的《关于王明同志住院的经过情形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王明患病和会诊经过的所有记录，同样表明王明中毒是药物的副作用，属于医疗技术事故。
    1943年8月6日，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等人对金茂岳进行了审查问讯。金茂岳由主治医生变成了“被告”。之后，金茂岳专门致信康生和中央各首长，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刻检讨。他说：“我再诚恳地向党坦白地讲，我没有一点意思来用药毒害我亲爱的王明同志，也没有受任何人的指示（使）、利诱、威胁等等，及利用红十字会而来害王明同志及破坏党、破坏边区的情形及行动，这完全是因药发生的副作用，肝炎而又用其他药来治发生中毒现象，当时认为病的发展错下去的……”
    在第四次会诊时，王明表示仍要主治医生金茂岳主治
    在傅连暲和石昌杰1943年11月11日的《关于王明同志住院的经过情形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王明在延安整风时期患神经性心脏病确是事实，从1941年10月下旬至1942年8月13日在中央医院住院治疗。
    对于王明患病，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组织了傅连暲、李鼎铭（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王斌、何穆、鲁之俊、史书翰、李润诗、侯建存（时任中央医院儿科主任）、魏一斋（时任中央医院医务主任）、曲正、金茂岳、黄树则以及外籍专家毕道文（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的印尼华人，时为中央医院专家）、马海德和苏联派来的医生阿洛夫等，参与护理人员包括朱仲丽（王稼祥夫人）、郁彬、刘正绘、王心、潘莉、乐丰、纪敏、宁克、奕朴、李坚、张万露、周易等十多人，几乎动用了延安最好的医疗专家和护士。
    住院之前，医疗专家们曾在杨家岭为王明会诊过2次，住院后会诊过7次。王明当时因为心脏和扁桃腺发炎住院后，又出现了便秘和卡塔尔黄疸。根据当时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主治医生金茂岳在静脉注射葡萄糖的同时，使用了清泻药物甘汞。治疗几天后病情有所好转，但因为医生、护士之间没有认真检查，导致服用甘汞时间多了几天，病情又有反复和加重的趋势。

傅连暲说，在出现轻微中毒后，会诊专家决定由李鼎铭用中药医治。当“征求王明同志的意见是否改变主治医生”时，“王明同志表示仍要金主任主治（大约是在肝发炎的时候）”。而且“王明同志与小孟刚入院时，对金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而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不仅诬蔑毛泽东指使金茂岳陷害他，还编造了金茂岳在确诊中毒的“阴谋败露”后跪在孟庆树的面前痛哭流涕的情节。上世纪80年代，金茂岳在接受中央档案馆同志采访时，曾详细地回忆了王明在延安整风期间患病和治疗的经过。《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3期以《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为题发表过这次访问的内容。
    当金茂岳听来访者读完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编造其跪在孟庆树面前痛哭流涕的情节时，时年80岁因患脑血栓瘫痪在床的他，费力地欠起身子说：“王明放屁！混蛋！没的事！”“那时候王明是教条主义者，我根本不知道！”“‘双十二（西安事变）’连蒋介石都放了，说毛主席害王明，小孩子也不相信！”
    王明住院规格高条件好，孟庆树发牢骚态度差
    在傅连暲和石昌杰1943年11月11日的《关于王明同志住院的经过情形的报告》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王明住院的条件和规格非常高，医护人员都是精兵强将，在生活上也是“需要什么买什么，一切费用都是实报实销”。
    “他所住的房子除了三个窑洞外，还有三间平房。在他住院期间，大家都觉得他是很特殊的。好多特殊的药品（如割扁桃腺时的药品等）及医生、护士、生活等问题无不满足他的需要。关于孟庆树同志在王明同志住院时，所有医生、护士都觉得她表现不好，这表现在她常常发牢骚（另有材料），与王明同志经常吵嘴，常常影响到王明同志的病不好。对于医生、护士的态度也不好，特别对于护士看不起，把护士当佣人使用，没有一个护士不背后议论她的。（当时）护士们好多都不愿意在王明同志处工作。有一次，陈一新同志来调查小孟在医院表现，与小孟当面谈过后，小孟即与王明同志讲了。王明同志也责备过她对护士的态度是不好的。结果，她与王明同志大吵一顿，一天不吃饭，三天不去照顾王明同志。这是我们记得起的一些主要问题。”
    事实上，对王明的病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极为关心。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去医院或家中看望，及时解决医疗问题。1943年9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还给重庆的董必武发电报说：“如有此机会，你可顺带交涉王明、王稼祥等大小7人乘这次苏联来延飞机去苏治病。此间亦经过联络参谋向国民党交涉，如得许可，苏机当可照办。”
    1943年11月15日，孟庆树本人也致信任弼时、李富春并请转毛泽东及中央各位同志，极力否认她说过王明中毒是中央某某人所为的话，并说：“我再一次地以十万分的热忱感谢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为了给王明同志治病，想尽了许多办法，无论在医药生活方面和对金大夫问题处理方面，都花了很多力量。只要是延安办得到的都办了，而且富春同志还经常去重庆、西安等地为王明同志买药买东西。这些是王明同志和我都常感不安的……过去如果没有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之关照，王明同志恐早已不在人间了，将来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的继续爱护之下，王明同志还有恢复健康重新为党工作之可能，并将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的领导与帮助之下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显然，这与30多年后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的说法大相径庭。
    珍贵文献出自康生家，填补中共党史文献研究的空白
    综合以上文献，参考有关史料，笔者经考察研究，王明在延安时期患病情况十分清楚，完全不存在其在《中共五十年》中诬蔑毛泽东“蓄意毒害王明并摧残他的健康”的谰言。
    据收藏者赵景忠介绍，这批文献上世纪80年代末出自康生家属曹轶欧之手，系延安整风时期负责调查此事的康生所秘藏。或许是出于政治目的，康生隐藏了这批重要的调查材料没有上交中共中央，使得毛泽东遭王明《中共五十年》之诬蔑长达30多年。这批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在新中国成立60年前夕重见天日，使得王明在《中共五十年》里编造的谎言不攻自破，也使得扑朔迷离的“王明中毒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
    笔者认为：这批重要的史料，系统、完整、原始、权威、翔实地记录了中共中央对“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的经过，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极高的历史价值。
    上述史料的收藏者赵景忠希望能将这批珍贵文献转让给国家有关收藏单位。此前，赵景忠已先后两批向国家图书馆转让和捐赠缺藏的革命文献共计450余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