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生前没有在人们对他“万寿无疆”、“万岁”的呼声中陶醉过，他总是那么理智、冷静而从容，辩证看待并多次坦然地笑谈到自己的死。毛泽东在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谈起生死问题。其中，谈得最透彻、细致、感人的一次，是1963年罗荣桓去世后毛泽东与他的保健医生吴旭君深谈生死问题。从毛泽东的生死观里，人们感受到了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博大的胸怀。
    罗荣桓逝世给毛泽东带来了震动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逝世。毛泽东到北京医院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这件事情来得突然，逝者毕竟是毛泽东的得力干将和至爱战友，何况年纪又不老。因此，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个较大的震动。
    从告别仪式回来以后，毛泽东一直很少说话，一连几天茶不思，饭不想，寝食难安，心事重重。一天，毛泽东睡不着觉，便同吴旭君聊起天来。毛泽东靠在床上，烟不离手，娓娓而谈；吴旭君则端坐着洗耳恭听。
    回想往事，毛泽东首先谈起了他的母亲，而且话题很明确、很多地涉及到了长辈死时的情形。他怀念地说：“我喜欢母亲。她是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待人诚恳。”毛泽东吸几口烟，继续说：“尽管她不懂搞群众关系，可她为人很好，受人尊敬。她死的时候，来了好多人为她送殡，排着长长的队，跟我父亲死的时候不一样。父亲对人苛刻。我总忘不了这件事。”
    吴旭君插话问道：“你母亲去世的时候，你不是不在吗？”
    毛泽东回答：“我不在就不能听别人说？”
    吴旭君又好奇地问：“你对你母亲怎么个好法？”
    毛泽东摇了摇头，十分内疚地说：“我作为儿子不够格呀。生不能尽忠，死不能尽孝。我就是这样的人。”
    吴旭君宽慰道：“这也怪不得你。你那么早就投身革命，寻找真理，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也算是孝敬母亲了。”
    毛泽东没有吭声，不置可否地默默吸两口烟。他问吴旭君：“你对你母亲好吗？”
    “好。”吴旭君说，“我母亲死得早，她是病死的。那时我还不太懂事，大概只有8岁吧。不过，我记得她死时人们把她从床上搬到地上，地上有一张席子。人们用白被单把她从头到脚盖起来。我当时特地把母亲给我做的红小褂穿上了，跪下，大把大把地给她烧纸钱。我想让她看见我漂亮，我在给她送钱。大人是这么说的，我也就这么信了。烧完纸，我都起不来了。其他的我都记不得了。我当时小，长大以后我有了自己的看法，不知对不对，我想告诉你。我认为我们的政策应该改。”
    “要改什么？”
    “我是主张要对一个人真好，就在他活着时好好对待他。他死后一旦怀念他时，也没有遗憾。如果生前对人不够好，等他死了又办酒席又戴孝，这一套对死者并没有什么好处，那只是为了给活着的人看。主席，你觉得我说得对不对？”
    毛泽东沉吟一下，讲出自己的看法：“在革命队伍里必要的追悼会还是要开的。这也是为了寄托哀思。这不像老百姓那样办红白喜事那么热闹。不过你的问题我可以考虑一下。”
    “主席，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想法不对？”
    “我还要想想。作为政策，还要考虑。”毛泽东继续抽烟，沉思了一会儿，他突然冒出一句：“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在我跟前。”
    吴旭君先是对这句突如其来的不可思议的话大吃一惊，然后笑笑说：“你别开玩笑了，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怎么会不在你身边呢？我要做好防病工作，你得了小病我及时给你治疗护理，不让你得大病。”
    “不，我死的时候一定不要你在我跟前。”毛泽东坚定地说，“我母亲生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她活着时一样。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不让你在我跟前了吧。我要给你一个完美的印象，不让你看见我的痛苦。”
    吴旭君会意地点点头，随后提议说：“咱们别老说死的事吧。”
    毛泽东却固执地说：“我这个人就这么怪，别人越要回避的事，我越要挑起来说。在战争中我有好多次都要死了，可我还是没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有胜利也有失败，有正确也有错误，有前进也有后退。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夏天热完了就到了秋天等等。你都不研究这些呀？”

吴旭君说：“我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窄，不像主席说的这么广泛。确切地说，我们更多地研究人的生、老、病、死。在医学方面有的还落后于其它学科。虽然生、老、病、死只有四个字，可是在这个范畴内还有许许多多微妙复杂、无穷无尽的问题。比如，如何提高优生率，怎么样防老，减缓衰老过程。对疑难、不治之症怎样找出一个预防治疗措施。如何降低死亡率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继续研究，有待解决。”
    听完吴旭君的话，毛泽东舒心地笑了。他掐灭烟头，说：“讲得不错嘛。你承认生、老、病、死是生命在不同时期的表现。那好，按这个科学规律，我和罗荣桓同志一样也会死的，而且死了要火化，你信不信？”
    面对提问，吴旭君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一下子吓呆了，好久没说话。
    毛泽东发现对方半天没反应，奇怪地问：“你怎么了？”
    “主席，咱们不要谈这个问题，换个话题吧。”
    毛泽东认真起来，用肯定的语气说：“你不要回避问题喽。话题不能换，而且我还要对你把这个问题讲透。给你一点儿思想准备的时间。我书架上有本《形式逻辑学》，你拿去读，明天我们再接着谈。”
    毛泽东谈自己的五种死法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吴旭君从毛泽东的书架上找到那本《形式逻辑学》，告辞出来。一回到休息室她就带着问题专心捧读起来，以应付毛泽东主席关于生死问题的“考试”。毛泽东说话从来是算数的，你休想打马虎眼。
    翌日，吴旭君陪毛泽东吃过第一顿饭后已是下午。
    他们离开饭桌，一坐到沙发上，毛泽东就发问了：“你的书看得怎么样了，我们接着昨天的谈。”
    吴旭君如实告诉主席：“这本书的页数不算多，我都看完了，我觉得自己得了消化不良症，有的问题似懂非懂。”
    毛泽东单刀直入，像个严格的老师似地问：“形式逻辑讲的是什么？”
    吴旭君把准备好的几段有关形式逻辑的定义背给毛泽东听。
    毛泽东听完后满意地颔首，继续一脸严肃地说：“那你就根据概念、判断、推理举个例子，考考你学过的东西会不会用。”
    吴旭君没料到毛泽东会提这样的问题，想了一下说：“所有的金属都是导电体，铜是金属，所以铜是能导电的。”
    毛泽东又点点头。脸上浮起一丝微笑，说：“讲得不错。你再联系我们昨天谈的问题举个例子。”
    吴旭君想，自己从来没把毛主席与死联系起来想过，自己的工作是保证他健康、长寿的。另外，从感情上讲，根本不愿他死，中国太需要他了。她觉得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无法运用残酷的“形式逻辑”来进行判断推理，所以她直率地说：“昨天谈的事我举不出例子。”
    毛泽东看着她为难的样子，以和缓的口气说：“那好，让我替你举个例子吧。”说着，他有些得意地掰着手指头，坦坦荡荡地说：“人都是要死的，这是个概念。根据概念，然后你作出判断：毛泽东是人，看来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根据判断你再去推理。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
    毛泽东接着说：“我设想过，我的死法不外乎有五种。两年前在武汉见蒙哥马利时我也对他讲过。第一，有人开枪把我打死。第二，乘火车翻车、撞车难免。第三，我每年都游泳，可能会被水淹死。第四，就是让小小的细菌把我钻死，可不能轻视这些眼睛看不见的小东西。第五，飞机掉下来摔死。”略微停顿片刻，毛泽东笑着说：“中央给我立了一条规矩，不许我坐飞机。我想，我以后还会坐。总之，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啰。”说完，毛泽东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毛泽东：“我主张实行火葬，我自己当然也不能例外”
    吴旭君听了这些话，觉得心里沉甸甸的，一点儿也笑不起来。她说：“咱们能不能不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你这个人呀，还有点迷信呢。”毛泽东指着吴旭君的鼻子说，“你是个搞自然科学的，应该懂得自然规律的严肃性。”毛泽东背着手慢慢踱几步，继续按着他的思路往深里说下去：“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颜色鲜艳的红衣服或花衣服，要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参加庆祝会，然后你就大大方方地上台去讲话。”

吴旭君茫然地问：“讲什么？”
    “你就讲：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停了一会儿，毛泽东既风趣又认真地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
    “不能，万万不能。”吴旭君连连摇头说，“平时我一切都听你的，这件事不能听，我也不干！”
    毛泽东不再笑了，脸上现出不高兴的神情。他说：“你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久，离我又这么近，都不能理解我呀。我主张实行火葬，我自己当然也不能例外。我在协议上签了名的。”
    吴旭君惊奇地问：“你还订了什么协议，跟谁订的？”
    “和中央的同志们，在怀仁堂签的名，不信你去查。照此办理大有好处，留下我的遗体会增加人民的负担啊。”
    事后，吴旭君才知道的确有这么一份提倡火葬的倡议书。在这份非同凡响的倡议书上，毛泽东第一个签了名，日期是1956年4月27日。签名的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及党内外同志136人。
    1976年9月9日，世纪伟人毛泽东与世长辞。
    吴旭君对毛泽东的生死观一辈子都记忆犹新。她要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听，怎能想象得出伟大领袖对生死之事看得如此透彻。
    吴旭君动情地回忆说：“他曾经说过，他不要我看见他死时的痛苦样子。1976年他逝世时，我已经离开他一年多了，虽然在他逝世前一年我还常去看他，并跟他共同度过了他最后一个春节，但他的确没让我看见他与世辞别的样子。正像他所说的，他要留给我一个完美的印象。的确，毛主席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位杰出的伟人，慈祥的老人，让人敬爱的师长、父辈。他超人的智慧，忘我的工作热情，幽默的话语，美好善良的形象永远留在我心中。他生前和死后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他晚年时同衰老、重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976年9月9日他终于得到了解脱。他和我谈过的‘生死观’的观点我早已接受。每逢他生日，也包括他的忌日，我都穿着鲜艳的花衣服或红衣服，怀念他，让他看到，我是在履行诺言。如今人们更多地接受了辩证法的思想，他一定会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