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的发生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相忍为国，顾全大局，在军事上始终保持克制状态，采取“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方针，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1年 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这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严重的事变，应该引起全党及全国人民的注意，号召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刊物、会议、群众大会，对国民党顽固派提出严重抗议，在宣传上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当局自抗战以来的倒行逆施，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充分提高警觉和加强作战的充分准备。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不久重新组建的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22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实行反共的阴谋，提出取消17日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12条解决办法。
    “政治攻势”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便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在重庆从政治上、宣传上直接向国民党当局展开了猛烈的反击。1941年1月11日，周恩来正在化龙桥虎头岩出席《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的庆祝晚会。一位行色匆匆的工作人员递上来一份急电：皖南新四军在北移途中被包围袭击了。人们不愿发生的仇者快亲者痛的事终于发生了。周恩来的心中立即涌起了强烈的悲愤。他示意晚会停下来，向大家宣布了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消息，随即谴责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遥祝新四军冲破重围和黑暗。并激励大家：“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主要是遇着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会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被击破的。”17日，周恩来得知国民政府军委会发布取消新四军番号的通令后，星夜驱车去找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抗议，并打电话给军委会参谋长何应钦，怒斥道：“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连夜，周恩来还为《新华日报》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次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18日，董必武在重庆与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等共进午餐，介绍皖南事变的情况，交谈对皖南事变的态度等问题。这段时间，周恩来还巧妙拜会美英苏等国大使和特使，说明皖南事变真相，同时通过斯诺、斯特朗等人将皖南事变真相在美国媒体上发表。
    中国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与周恩来等人的努力，得到了广大人民、民主党派、国民党内的民主进步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联名致电蒋介石，指出：弹压共产党使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旅港进步人士张一麟、金仲华等400余人为皖南事变致电林森和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反对枪口对内。美洲洪门致公党总监司徒美堂、阮本万等致电蒋介石、毛泽东，请两党领袖速行负责解决两党纠纷，放弃前嫌，重修兄弟之好，携手抗战，使河山光复，领土完整。陈嘉庚代表3100万侨胞为皖南事变通电全国，呼吁“制止内战，加强团结”。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邵力子致电蒋介石，告以国际舆论的谴责，晓以利害。英国、美国和苏联等国大使和特使等都先后会见蒋介石或国民政府要员，就皖南事变劝导停止冲突或提出质问。
    那么，皖南事变真相是怎样通过斯诺、斯特朗等人发往美国媒体，周恩来又是怎样与美英苏三国大使或特使交往的呢。
    皖南事变真相在美国的传播及产生的影响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那时的外国记者在中国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地采写消息和自由地向各自的媒体发回消息。殊不知，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其他方面给予外国人在中国充分自由的同时，对外国记者的新闻采写却进行着严格的限制，制定了相当苛刻的新闻检查制度。国民党中央在重庆两路口巴县中学校园内设立了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专门负责对外宣传的新闻检查。掌管这个宣传处的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在他的游说下，孔祥熙以私人名义出资1万美元，在此处捐建了一幢一楼一底的简易楼房，设立外国记者招待所。这里设有厨房、餐厅、浴室、卧房兼办公室等起码的设备，供外国记者集中居住。外国记者在此等候国民政府的新闻发布会，等候新闻稿件审查，然后拍发回各自的报社。国宣处的检查人员分日、夜两班，每份新闻电讯的注释栏内必须用英文写明“经重庆送检”字样，盖上国宣处检讫图章方能由重庆川康电政管理局拍发到国外。新闻检查制度是相当严格的，首先限制发电内容，其次是限制发电单位，只有国宣处审查过的电讯局才能转送，再次是限制采访对象，最后是控制采访行动，采访证上严格规定采访时间、地点、对象，国宣处还常常任意拖延发电时间，影响新闻时效，迫使新闻记者放弃很多有价值的电讯。所以有外国记者这样描写当时中国的新闻检查制度：“对于外部世界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无异于一幢捂得严严实实的黑屋子，在国民党战时新闻检查制度的钳制下，黑色天幕下飘飞的是国民党制造的美丽的肥皂泡。”“初到重庆的外国记者首先面临着文字的挑战，他们不可能经常去采访战事，只好在深夜等待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战报，但战报中的字句枯涩难懂，让人费解。战报绝不提日本人在进攻，而是说‘倭寇流窜’。1938年汉口沦陷时，战报称为‘敌踪在汉口出现’，中国军队的退却总被称为‘进行重大的战略性迂回运动’。每逢有新的城镇陷落，报道总是说‘我军已成功使敌人陷入罗网’，这类战报让外国人感到愕然，一旦他们从艰涩难懂的战报中弄清了真实情况发回总社几乎是不可能的。国民党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难关。经国宣处审查后的报道多被删扣得千疮百孔，实际上已经毫无价值。以至美国《下午日报》记者奈维尔感叹：”很难令人相信，民主主义美国的友邦与可能同盟者中国，其检查电讯之严，更甚于集权主义之德国日本。“

在这样的情况下，皖南事变发生后，外国记者即使得知真相，想把消息发回国内，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一开始美国媒体对皖南事变的报道，均是国民党提供的新四军叛乱的消息。但很快有关真相的消息占了上风。首先把皖南事变真相的消息捅到美国的是斯诺。斯诺1936年越过国民党的军事封锁线，最早冒险进入陕北苏区采访，《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打破了国民党的十年封锁，生动而朴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的英雄业绩。1937年抗战爆发后，斯诺帮助正在北平治病的邓颖超成功逃离。对新四军，他曾帮助募集外国资金为新四军建立一个“国际工会中心”，训练徒工和开办一些小型工厂为游击队制造装备。他曾特意详细调查了新四军的成长及战斗情况，写成《为亚洲而战》一书，他这样描写新四军：“在新四军战场，我看到了正规战和游击战的差别，欧洲速决的闪电战和东方持久战的深刻对比，新四军总是选择有利的时机出击，虽然每一仗规模不大，但进攻是连续不断的，结果敌人到处疲于奔命，被牵制了大量兵力。”
    皖南事变爆发之际，斯诺正受聘于美国《先驱论坛报》，作为巡回记者到暹罗、缅甸和印度去采访。他原打算结束这个工作后取道欧洲回国。皖南事变发生时，他正好到了香港，他从廖承志那儿得到了皖南事变发生的消息。斯诺在《复始之旅》一书中写道：“对于屠杀事件的详细情况我比别的记者知道得早，是新四军后方联络官廖承志告诉我的。”“当我确信这个消息是真实的以后，我决定把它报道出去，不论这将如何‘伤害中国’。这件事很可能意味着国共战事全面恢复，中国的抗日力量全面崩溃。新四军事件表明确实是对中国的民族团结的致命打击。我的报道不可能通过重庆的新闻检查，因为重庆的官员矢口否认这事有任何根据。但是我还是能通过香港发出几则电讯，我还第一次报道了国民党封锁的真相，以及我在西北看到的事态……由于我的报道，我在重庆的同行记者都受到询问，伦敦和华盛顿也要求他们的使节立刻作出报告。重庆政府再度断然否认曾发生过任何事件，而且再次撤销我的记者特权。当时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在华盛顿坚持要《先驱论坛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他的一则谈话，诬蔑我的报道纯属捏造。他竟说中国根本就不存在共产党军队，他还要求我的编辑表示道歉，但遭到拒绝。几天以后，英国驻重庆的外交官们证实新四军事件是真实的，他们还向伦敦报告说，国民党就要对延安大举进攻。这时蒋委员长才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发生了事件，但却声称是新四军袭击了他的部队。最后，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对国民党扣押他们也曾试图发出的报道一事纷纷提出抗议，国民党才不得不暂时放宽了新闻检查。不久，过去长期被掩盖的关于统一战线濒于瓦解的全部内情都被抖了出来。后来我才知道华盛顿对这些电讯很感兴趣，以致它中断了关于向中国提供一笔新贷款的谈判，财政部长摩根竟然暗示，如果内战重开，重庆就休想指望从美国那儿得到更多的财政援助。这清楚地表明，美国对蒋介石的战时支援将取决于蒋能否在联合抗日方面保持某种团结。”
    给斯诺的报道以强有力响应的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特朗，1885年出生，美国进步作家，1921年到苏联采访，同后来中国大革命政治总顾问、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建立了亲密的个人关系。1925年首次访华，两年后，再次来华，写下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书。1965年11月25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周恩来为她举行的80寿诞宴会上，周恩来特意将该书交有关部门出版，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她。1937年底她又来到中国，同周恩来有过短暂的相遇。1938年初，她来到武汉，郑重地拜访了周恩来，她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中共的政策：“共产党将坚定地贯彻统一战线政策，但我们也要求相当的独立性，”同时也记下了对周恩来的感觉：“一位宁静、漂亮的男子。”她觉得周恩来是一位能够信任的朋友。1940年12月底，她第四次来到中国，当时她正准备从苏联飞回美国，突然获悉从阿拉木图有到重庆的飞机，便决定改变行程来到了重庆。一下飞机便感受到重庆的气氛相当压抑。她首先去拜访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爵士，在那儿，她遇到埃文斯·卡尔逊上校和路易·艾黎。他们两人都向她详细叙述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不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又向她提供了大量关于新四军的情况。爱泼斯坦的材料证实蒋介石似乎要向共产党在长江以南组建的抗日军队下手。得知斯特朗来到重庆，周恩来派人邀请她去周公馆，连续几个晚上进行彻夜长谈，周恩来向她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的看法。周恩来告诉斯特朗：“近两年来，国共关系日趋紧张，蒋介石的将领不断加剧对我们共产党军队的武装冲突。在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对我们层层封锁，在其他根据地，国民党军队也不断侵夺我们控制的地区。今年夏季前后，在河北、山东、赣北、皖东、皖南等地，国共军队都发生了冲突事件。”稍作停顿，周恩来继续说：“我曾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这些事件进行调查，但始终没有结果。”“我的政治直觉告诉我，国共之间的公开冲突不久就要到来，蒋介石已经下令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必须按照他的意图撤到黄河以北，与八路军汇合，如果执行蒋介石的命令，那么所有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都将集中在北方，完全成为日本人的攻击目标，从而为蒋介石的妥协投降创造条件，下一步就是蒋介石与日本、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国家结盟。”周恩来总结说：“蒋介石的行动的含义不仅是军事性的，而且是政治性的。”

在最后一次长谈时，斯特朗已经完全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她相信周恩来找她长谈，必有所托，她愿意为中国人民的抗战做些事情。果然，周恩来交给她一份长达26页的文件和资料，并郑重地嘱咐她：“现在不要发表这些资料，要等我捎信给你，同意你这样做时再发表。”周恩来向斯特朗解释道：“我们不希望过早地揭露这些冲突而加剧磨擦，不过，我们愿意把这种资料交到值得信任的外国人士手中，以便在蒋介石展开疯狂的进攻时及时揭露，我们担心这种进攻。”斯特朗此刻除了感动，已无话可说，周恩来把自己视为“值得信任的外国人士”，这是并非常人所能得到的殊荣，斯特朗表示一切都按周恩来说的办，定不负所托。周恩来还把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地址交给了她。
    在斯特朗离开重庆前，蒋介石接见了她。斯特朗小心翼翼地提出了一些周恩来表示过关心的问题。蒋介石愤然否认有同日本讲和或把中国分裂成两部分的任何企图，斯特朗当然不相信蒋介石的声明。
    斯特朗过海关时真是捏了一把汗，她担心那本记满了采访资料的笔记本和周恩来交给她的资料被搜查出来。令人欣慰的是，她顺利地通过了海关。
    到了香港，按照周恩来给的地址，她来到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一个一楼一底的临街房，门面招牌四个大字“粤华公司”。这就是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她见到了早在1925年就已结识的廖承志。廖再次嘱咐斯特朗说：“是否公布以及何时公布那些资料，我会通知你的。”乘船返美途中，斯特朗从广播中听到了皖南冲突的零星消息。到达旧金山后，她急忙找来报纸，发现许多报纸上大多采用国民党官方的说法，说此次事件是新四军叛乱，被国军剿灭云云。《先驱论坛报》和《星期六晚邮报》上出现了老朋友斯诺从香港发回的报道，这些消息揭露了事实的真相：数倍于新四军的国民党军队突袭了北上抗日的新四军。2月初，斯特朗收到了一封盖有马尼拉邮戳未署名的信：“公布你知道的情况。”信里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重建新四军的正式命令，及一份“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声明，声明详细列述了重庆亲日派密谋把国民党拉入法西斯联盟的15个步骤。斯特朗明白：这一定是周恩来的指示。
    她立即来到北美新闻通讯社，北美新闻通讯社和斯特朗签了两篇文章的合同，同意在美国极其重要的《纽约时报》上发表她的文章。而后，斯特朗又立即从纽约飞往华盛顿，与爱丽诺·罗斯福（小罗斯福）共进午餐，爱丽诺答应为她安排一次与小亨利·摩根的会见。摩根是当时美国的财政部长，负责对中国的财政援助。斯特朗在华盛顿还会见了国务院关于中国事务的官员约翰·戴维斯和哈里·德克斯特，并把资料给了他们一人一份。斯特朗希望尽可能最广泛地把真相披露出去。然而当她回到纽约时，北美通讯社却通知她，《纽约时报》不准备采用她的文章，他们接受了蒋介石的观点。
    斯特朗转而来到曾刊登斯诺文章的《先驱论坛报》，她把周恩来提供给她的原始资料都给了乔·巴恩斯，并对他说：“我不认为这些资料是我个人的财产。”巴恩斯高兴极了，他用斯特朗给他的材料写了一篇文章，详细阐述了皖南冲突、国共冲突的来龙去脉，以及这些冲突的真正制造者。巴恩斯获得了一条成功的独家新闻。尽管文章不能署上自己的名字，斯特朗仍然很高兴，真相大白于天下，她没有辜负周恩来所托。斯诺的消息和斯特朗材料的佐证，像一颗颗重量级的炸弹，在美国从政要到一般民众中均产生了强烈反应，蒋介石的做法受到了责难。
    不久从各种渠道传来的消息都相继证实了他们报道的真实性。美国政府不愿中国发生内战，以削弱抗日的力量，他们正指望中国战场拖住日军南进的步伐，因此，美国政府派出特使居里来到重庆，宣称在国共问题未解决前，美国政府无法大量援华。蒋介石受到国内外双重压力，只得取消反共计划。
    胡适的日记对这一切作了极好的印证。胡适此时对国内局势非常关心。在1941年元月3日的日记中他记到：“冀朝鼎新从国内来，来谈。他说共产党红军的长处，（1）兵士识字，有知识；（2）兵官廉洁；（3）确有民主倾向，如到处令人民选村长，最受欢迎。他们的短处：（1）军械不够；（2）给养不够。我对他说：共产党拿两师兵的钱去招二十师兵，军械如何能足？给养如何能够？从前冯玉祥等就是这样到底失败的。”
    元月23日，胡适日记记道：“今天白宫发表Laughlin Currie（劳林·柯里）（即居里）与Despres（德斯普莱斯）将去中国调查财政情形。”26日日记写道：“约了Currie（柯里）与Despres（德斯普莱斯）来吃茶，才知道他们定了今天起飞。柯里说，到了香港要去看看孙中山夫人！”1月30日，致重庆外交部电，要求提供皖南事变材料，以便进行宣传，他说：“新四军事件，美国人士颇多疑虑。其左倾者则公然批评我政府，不仅卡尔逊一人也，故深盼部中将此事详情及本月初以来之经过，电告本馆，以便随时向美国朝野解释。共军十一月佳电已见，倘蒙将何、白两部长十月皓电及其他重要文件摘要电示，并将全文航寄，至感。共方宣称十四个月不曾领饷械、药品；又称彼以五十万人至今犹领四万五千人之饷云云。此类宣传最能惑乱视听，故切盼多得资料证据以供急用。”2月6日，胡适在纽约发表演说，谓“中国抗战四十三个月以来，国力已较前益见强大，反之，日本之国力则已益形削弱，整个国际形势已对中国有利。”还说：“新四军之解散，为军纪上必要之举动。”2月7日，“到霍恩贝克家午饭，与卡尔森（即前文卡尔逊）少校辩论，他是一个有理想主义的人，但成见太深，总觉得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他说，他在政府区域看见拉壮丁当兵之苦，共党区域则绝无此事。今天始见何应钦、白崇禧的十二月八日答朱、彭、叶、项长电，甚感叹国内情形之危险。”3月胡适复陈布雷3月7日电，说：“共党事，委座苦心应付，良深钦佩。”并将美方舆论，作了简要报告：“美方舆论，大抵分为三种：（一）左倾分子当然不免与共党同情。适遇机解释，恐无大效。幸为数不多，无足轻重；（二）一般民众不知我国详情，亦不愿深知一切，只望我国不起内争，不影响抗日前途；（三）政府领袖明悉我国实况，同情政府苦心，但因美国民众意见，深望我政府能：（A）避免直接冲突，以息外间反感；（B）官场营私舞弊恶习竭力肃清；（C）资产阶级应使平均负担战争责任；（D）现中国米珠薪桂，必有极多不满意分子，政府当设法助之，以免左倾；（E）农工情形，当有明显救济办法，如此则共党或可失去其号召能力，而不再扩充云云。”4月6日，宴请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高斯。4月15日日记，“摩根韬（即摩根）先生打电话说总统今天十一点半见我和子文。我们去见时，有摩根韬，财次贝尔，有柯里先生。全是子文一人谈话。”4月21日，“忽得摩根韬电话，约子文与我三点十五分去谈。我们进他的房子，见在座有财次长贝尔，外部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先生，怀特先生，H·默利·科奇兰先生，并有速记生一人，形势甚严重。是日所见是一场大风波。摩根韬先生忽然大发牢骚，对S大生气，痛责他不应该勾结政客，用压力来高压他。他说话时，声色俱厉，大概是几个月的积攒，一齐涌出来了。”

从胡适日记和信函可以看出，这位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处境很尴尬，一方面他必须按照国民政府的口径作出解释，一方面他又不知道事实真相；一方面他必须维护政府的面子，一方面他又感到宣传的无能为力；一方面他对中共抱着成见，一方面他又对国内局势忧心忡忡；一方面他恭维着蒋介石，一方面对关于左倾的宣传又采取了相信的态度，并对蒋介石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正是在这里，连胡适也相信，关于皖南事迹真相的报道在美国确实产生了很大的有利于中共的震动。
    周恩来与美英两国大使或特使在皖南事变后的交往
    英国爵士阿奇博尔法·克拉克·卡尔于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驻华大使。1938年1月，在武汉同周恩来相识，两人结下了友谊。他认为重庆最有智慧的人是周恩来，谈到中国共产党人，他相信共产党最后将在中国取得胜利，卡尔曾对人说：“历史的发展就是如此。”此时，共产党人想在香港设立一个办事处，当周恩来把这个想法向他说明时，他极力给予支持，这个办事处就是前面提到的“粤华公司”，当办事处因进行共产党的抗日宣传受到港英当局的查封时，周恩来找到卡尔，又是在卡尔的支持下，得以重新开展工作。1942年2月3日，卡尔调任驻苏大使，在华的最后一晚，他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和周恩来作彻夜长谈。周恩来送了他一把缴获的日本军刀，他送给周恩来一把缴获的德国军刀，并相约为正义而战，然后依依惜别。
    1941年新年刚过，国民党的军队突袭新四军的消息传来，作为英国驻华大使，他有义务了解这次事件的真相，以便确认事件是否影响中国政府对日作战。他信任周恩来，周恩来助手王炳南的德籍妻子王安娜在一个外交场合简单告诉了他事件的真相，这样他就更渴望与周恩来会面，想听听皖南事变的详细经过。卡尔与周恩来会面后，没有过多寒暄，就急切地问道，“周将军，我肯定你能告诉我，皖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周恩来详细地讲述了皖南事变的前后经过。卡尔终于了解到事情的真相。最后周恩来说：“国民党当局的这种反共行为只会削弱中国的抗战力量，只对日本有利，作为战时同盟国，贵国不应该袖手旁观。”卡尔沉默地点点头。
    送走周恩来后，卡尔立即召来报务员，口授了一份致首相邱吉尔的加急电，他在加急电中翔实地讲述了周恩来告诉他的一切，指出中国的内战只对日本有利，请示可否以正式途径向蒋介石表示英国的意见，反对内战。
    很快邱吉尔首相亲自致电蒋介石，明确表示英国反对中国内战，同时，英国政府也回电卡尔大使，请他尽快拜会蒋介石，转达英国政府的意见，英国反对中国内战。
    得知真相的卡尔还在自己的使馆内安排了周恩来与美国特使居里见面。居里2月初到达中国，他宣称：此次来华，是考察中国战时军事、经济等问题，为进一步扩大中美合作作开路先锋。蒋介石立即会见了他，在美国，居里已从媒体上了解到皖南事件不同于国民党宣传的另一面，所以他提出要见一见周恩来。这让蒋介石不知所措。国民政府中有人见蒋如此为难，便提出干脆把周恩来软禁起来。蒋介石终怕弄巧成拙，没有实施，但由此加强了对曾家岩五十号的监控。在这种情况下，居里想和周恩来见面是很难的，得到这一消息后，卡尔毅然向两人同时发出了邀请。
    周恩来与居里在卡尔的大使馆会面了，居里获得了大量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一手资料。之后，他向蒋介石郑重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由于周恩来的出色工作，国际舆论压力成为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重要力量。此间卡尔的作用难能可贵。
    就在居里访华的同时，美国政府又暗地里派出另一位特使，即195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老人与海》的作者海明威。皖南事变消息传出后，《太平洋邮报》的老板、百万富翁马歇尔·菲尔德以及主编拉尔夫·英格蒙找到海明威，问他是否愿意去中国一趟，考察一下蒋介石政府对日作战的情况，判断一下这场战争是否会影响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海明威愉快地答应了。美国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后，也找到海明威，请他担任美国政府特派员，调查国共关系并写出一份真实的调查报告。
    1941年3月25日，海明威和他的新婚妻子玛莎·盖尔荷恩在香港警察局长摩里斯·科恩的安排下，乘一架小飞机来到粤北南雄，然后转乘汽车到达韶关。在简单考察了广东前线战况后，于5月初到达重庆。半个月后，蒋介石以私宴的形式会见了海明威，那天只有蒋介石、宋美龄和海明威夫妇四个人。宋美龄担任翻译。玛莎后来回忆说：“蒋是个瘦个子，腰板挺得笔直，穿着一套灰军装，全身无可挑剔。”但玛莎又觉得：“看上去像一具木乃伊。”在宴会上，蒋介石询问海明威夫妇对广东前线的观感后，又问了海明威对西方报刊上登载的有关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些文章有什么想法。海明威说自己没有读过这些文章，表示无从谈起。这让蒋介石的脸色轻松多了，于是他开始喋喋不休地批判起共产党来。海明威绅士风度十足地微笑着听着，不发表任何意见。玛莎这样评价这次午宴，：“蒋氏夫妇口若悬河地向我们作宣传，其效果就像往沙里泼水。”“蒋氏夫妇害怕中国共产党人，却不害怕日本人。”

类似的谈话在以后与国民党要人的会见中也出现过，海明威渴望见一见共产党人，想听听他们是怎么说，但他为没有机会和渠道而感到苦恼。
    5月的重庆已经热了起来。一天，玛莎闲来无事，一个人跑出去逛街。玛莎正东张西望地走着，突然一位高高大大、金发碧眼的西方妇女走近她，低声介绍了自己叫“王安娜”后，迅速问她是否有兴趣见一见“周恩来”，玛莎茫然地看着这位穿着中国旗袍、戴着男式毡帽的神秘女人。玛莎对中国了解并不多，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更少，“周恩来”的名字对她毫无意义，但直觉告诉她，这可能就是她和海明威一直想见的人。她愣了一下，随即低声对王安娜说，得回去和海明威商量一下。王安娜点点头，说在那儿等待她的回音。玛莎飞速赶回住所，告诉了海明威发生在大街上的一切，海明威一听兴奋极了，他正想见一见中共在重庆的最高代表而苦于没有机会呢！海明威要玛莎赶快回去告诉王安娜，说他非常愿意与周恩来尽早相见。
    第二天，海明威夫妇又来到大街上，一副闲逛的样子，直到他俩确定后面没人跟踪时，才来到约定地点，和王安娜会合。在王安娜的带领下，穿过迷宫一样的小街小巷，最后来到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与周恩来相见。这是一间刚刚刷过石灰水的房间，摆着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周恩来就坐在桌子后面。穿着一件开领短袖白衬衫，黑裤子和凉鞋，一副收入菲薄的职员装束。相较于蒋介石的笔挺，周恩来的装束反给海明威夫妇一种更容易接近的亲切之感。他们之间是用法语交谈的，王安娜担任翻译。海明威选择欧美上流贵族在交际场合使用的语言来表示对周恩来的尊重。可让海明威惊奇的是周恩来竟然能不用翻译就能听懂法语。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遗憾的是，玛莎后来撰文回忆这一段史实时，连周恩来说过的话一个字也不记得了。“我很想把周的话传给后人，可是我一个字都不记得了。”但她记得当时她和海明威的共同感受。“我们认为周是胜利者，是我们在中国遇到的一位真正的好人，如果他是中国共产党人典范的话，那么未来就是他们的。”玛莎的预言后来果然变成了现实。好在担任翻译的王安娜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她在后来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写道：“直到现在，我有时也还回想起与海明威会见的情况，在那一个小时中，周恩来只说了三句话，其他时间全是这位著名作家的独自讲演，内容与解决远东诸问题有关。”几个月后，海明威夫妇经昆明、仰光回到美国。在将经过向美国情报官员报告时，玛莎回忆当时情景说：“气度轩昂地去了，对那些坐在办公室的情报官员说：这场战争之后，共产党人一定会接管中国，为什么？因为蒋那伙人不是东西，谈中国的民主，那是虚伪的胡说八道，是根本没有的事，人民对任何变革都会欢迎的，那个国家里最优秀的人是共产党人，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他有一些像他一样的同志。”海明威在致摩根的信中说：“周恩来是一个具有极大魅力和智慧的人，他与所有国家的大使馆都保持着密切关系，他成功地使几乎每一个在重庆与他有接触的人都接受共产党人对于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的立场。”
    周恩来的三句话胜过了蒋介石夫妇喋喋不休的赘述。秘密会见后，周恩来曾兴奋地致电廖承志并报毛泽东，他说：根据海明威所谈，我们在外交上“大有活动余地”，这也实际开启了之后一段时间中共对美国的示好。
    苏联在皖南事变上所起的作用
    1940年12月，一架飞机从苏联哈萨克斯坦首府阿拉木图飞往中国兰州。飞机上坐着即将上任的苏联驻华武官，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崔可夫中将和15名苏联军事顾问。崔可夫还同时带来了大批苏联援助的军事物资---150架战斗机，100架快速轰炸机，300门大炮，500辆吉斯-5型汽车及相应的装备和配件。
    崔可夫这是第四次来到中国。1926年，他26岁，作为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中国部的毕业生，第一次来到中国实习。1927年，他第二次来到中国，走遍了华南和华北，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他来远东军参谋部。这一次来中国前，他本指挥苏联红军第四集团军驻扎在布格河东岸，与德军对峙。由于苏联已经意识到德国入侵的危险性，所以积极推行援华抗日政策，希望中国军民能够拖住日本，使之一旦与德军作战，不致于背后受到日军的攻击。这样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团结便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苏联政府需要一个熟悉中国又能控制局面的人去执行它的对华政策。于是斯大林选中了崔可夫。临行前，斯大林亲自召见崔可夫，“崔可夫同志，您的任务不仅是帮助蒋介石及其将领们学会使用我们提供的武器，而且要使蒋介石树立战胜日本的信心。崔可夫同志，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崔可夫感到任重而道远。

飞到重庆必须在兰州停留。在兰州，苏联领事向崔可夫报告，蒋介石正在向中国共产党控制的陕甘宁边区作可疑的军事调动，蒋介石有可能是在准备重新激化内战。但崔可夫却觉得不可能，因为蒋介石得知苏联军事物资援助时，非常高兴，如果打内战，不仅难以继续抗日，而且苏联政府将停止供应军事物资。
    但等他一到重庆，苏联大使馆的信息和各种各样的材料，都使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内战的危险笼罩在中国的上空。他想尽快约见中共驻重庆的全权代表周恩来，提醒中共注意警惕，以免吃亏。周恩来和叶剑英一同来到，坐下后，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在蒋介石看来，他的头号敌人不是日本侵略者，而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周恩来随即介绍了国民党力逼新四军北移黄河的阴谋，并告之以其不惜以武力解决的证据。周恩来悲愤地说，尽管中共以大局为重，答应皖南新四军北移，让步以求团结，但根据掌握的证据看，新四军在北移途中很可能受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中共方面希望苏联政府向蒋介石政府施压，迫使蒋改变内战的错误决策。
    崔可夫表示：苏联政府希望看到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反对任何内战，如果国民党继续内战，他有权暂停援华军火于途中。他根据所掌握的情报以及据此所作出的推理，对周恩来说：“据我们所得到的情报分析，蒋介石实际上已经做好对你们掌握的军队进行挑衅的军事准备，希望贵党能够有所警惕。”
    约见后不久，皖南事变爆发了。1月11日，周恩来和叶剑英再次亲赴重庆枇杷山苏联大使馆，约见崔可夫和苏联大使潘友新，告以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真相。
    送走周恩来和叶剑英后，崔可夫和潘友新进行了长时间的磋商。他们一致认为，应该代表苏联政府出来说话，但是必须小心，讲究一点策略，经过考虑，他们决定，要让蒋介石知道，他进攻共产党，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而不是对准侵略者，这可能影响苏联对他提供的军事援助。同时他们还决定，暂不直接向蒋介石作外交表态，而是通过他最亲近的助手向他施加影响。
    崔可夫和助手罗申、翻译安德烈耶夫一行的登门拜访，使国民政府军政部的官员们大为吃惊。
    一番客套话之后，崔可夫把话锋一转，“我国政府想知道，贵国顾祝同将军的军队最近在同新四军的冲突中，是否使用了我国提供的武器？
    何应钦信誓旦旦地表示：”我保证贵国提供的任何一种武器都没有用来对付新四军。“
    何应钦实际上已笨拙地承认了皖南事变的发生，而这是在国民党政府尚未公开承认之前从一个政府要员口中得到证实的。
    ”对这些交战，我该怎样向莫斯科汇报。“崔可夫又不动声色地抛出了第二个问题。
    何应钦回答到：”因为新四军没有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最高统帅就只好对这种违抗军令的行为严惩不贷。“
    ”假定新四军军部由于某种军事上的原因没有执行命令，在这种情况下，最高司令部通常采取什么做法呢？它可以免去军长的职务，把他交付法庭判决或者给予纪律处分，但是，不应该向自己的军队开战，不应该向普通的军官和士兵开枪，因为他们对指挥部的错误无论如何是没有责任的。“
    崔可夫愤慨地说：”现在中国正在同侵略者打仗，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人民应该团结一致，为什么要自己人打自己人，要屠杀自己的士兵和军官呢？“
    何应钦辞不达意地支吾着，只好尴尬地表示”不过请阁下放心中国政府对苏联的友好不会改变。“
    第二天，崔可夫又拜会了蒋介石的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白崇禧摊开地图，试图向崔可夫说明新四军的被袭是罪有应得。但崔可夫看也不看地图，语气强硬地说：”我刚到中国，还没有深入了解情况，没有研究前线的兵力部署，不能判断最高统帅部任何一项命令的合理性，但是，对于有关新四军事件，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大敌当前，政府同人民发生任何武装冲突都是咄咄怪事。十分遗憾，我将不得不把政府军着意进攻在对日作战中表现良好的新四军一事详细通报给我国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元帅。“
    连续几天，崔可夫和潘友新频繁会见重庆政府内不同级别的党政军要员，他们反复强调一个内容，内战只有害于反侵略斗争，这可能导致苏联方面停止军事援助，因为苏联人民和红军难于理解，为什么中国军队不抗击共同的敌人，而进行自相残杀。他们的这些会见和谈话随即都报告给了蒋介石。须知，到此时为止，苏联是惟一以实际行动援助中国的国家。国民政府此时还不能失去这一援助。
    在中国共产党的反击下，在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海外华人以及一些社团的抗议声中，在美、英、苏三国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于3月6日在国民参政会表示：”今后将绝无剿共的军事行为发生。“然后又于14日、25日两次约见周恩来表示缓和。至此国民党在抗战期间所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完全打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