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劲雨煦风》作者:唐家璇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在我们的压力下,美方开始让步了,但步子迈得很不情愿。 2001年4月5日晚,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给外交部送来了一份以普理赫名义写给我的信,算是美国政府给中方的道歉信。 我们要求美方必须满足三项要求:一是美方必须以适当的英语措辞,对事件本身、中方飞行员和飞机损失及美机未经许可进入中国领空并降落中国机场,进行道歉;二是在飞机降落问题上,美国人必须承认“未经允许进入中国领空”;三是美方应对中方妥善安置机组人员表示感谢。 但是,在信件第一稿中,美方仅轻描淡写地对中国飞行员的失踪表示“关切”,对于其他两项内容也未能满足我们的要求。这离我们的总体要求相去甚远,当然不能接受。我们当即批驳美方毫无诚意,指出这根本不能作为商谈基础,美方必须道歉,否则双方就没有必要再进行接触。 看到我们的态度非常坚决,美方不得不再次软化立场,表示愿意和中方探讨修改措辞,满足中方要求。 6日上午,美方递交了第二稿。在这一稿中,美方对王伟家属、朋友和战友表达了遗憾,但同时又称美国政府不能对此“事故”道歉。对美方的顽固态度,我们再次坚决顶回。 鉴于美国人扭扭捏捏,不肯痛快地按中方要求道歉,4月6日,正在智利进行国事访问的江泽民主席再次就“撞机事件”发表谈话。他指出,美国应该就美侦察机撞毁中国战斗机一事向中国人民道歉;中美两国领导人应该站在两国关系全局高度,解决这一问题。 钱其琛副总理在给鲍威尔国务卿的复信中也明确表示,美方理应承担自己的责任,向中国人民做出交代,并就如何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与中方进行磋商。钱副总理并指出,美方正视事实,采取积极务实的态度,对尽快解决问题至关重要。 中方坚定的立场,特别是中国领导人的再次明确表态,使美方感受到压力进一步增大。 6日晚,美方递交了道歉信的第三稿。在向我们递交信件时称,这一稿已经过布什总统的批准,不能再修改了。 我们看过后认为,这一稿虽然有所改进,但离我们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于是,7日上午,我们再次对道歉信的内容提出意见,要求他们修改。我们明确告诉美方,如不按中方意见进行修改,中方决不接受。 美国人无路可退,不得不再做修改,于当天中午,向我们递交了道歉信的第四稿。在这一稿中,他们接受了美国应向中国人民道歉的要求,但又称,中方应允许美方在不迟于5月7日前,将美机运离中国。美国人居然给我们提出了条件。 我们多次研究美方道歉信。大家一致认为,总的看美方已做出实质性让步,但离我们的要求还有距离,并且还给我们提要求,设条件,这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决定再做交涉。 4月8日,周文重部长助理同普理赫大使又先后进行了两轮磋商。他要求美方对信件做进一步修改,直至完全满足中方要求,并且不得附加任何条件。 普理赫允诺即将中方要求报告美国政府。当晚,美方向我们提交信件第五稿。这一稿在表示歉意时加重了语气,相关表述都改用“very
sorry”(深表歉意)的措辞。美方还接受了在信中增加“未经许可进入中国领空”的内容、对中方妥善安置美方机组人员表示感谢,并且去掉了“中方应允许美方在不迟于5月7日前将美机运离中国”的内容。 这一稿基本符合了我们的要求。当晚,美方又应中方要求,在对信中的一些措辞进一步修改后,向我们提交了新的道歉信。这是美方向我们提交的第六稿。 在这次围绕“撞机事件”的斗争中,焦点是道歉问题。因此“道歉”一词变得重要、敏感。我认为,这其实并不是单纯的语义学或修辞学问题,而是一个是否对历史负责的政治问题。为此,我专门指示外交部美大司,就道歉一词的英文表述,征求资深英文专家的意见。 当时外交部最权威的英文专家是裘克安同志,他也是我国最着名的翻译家之一,中国翻译协会名誉理事。裘老当时已年届八旬,他学贯中西、翻译造诣很深,长期参与《毛泽东选集》等国家重要文献及重要外交文件的英文定稿工作。 在确定有关英文用辞的含义问题上,裘克安同志及其他一些英文专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专家们经过认真研究后认为,“道歉”一词在汉语中的语义是很明确的。根据《现代汉语辞典》,“道”是用语言表示,“歉”是对不住人的心情,“道歉”就是“用语言表示对不住人的心情”。
在英文中则有多种表示方法,主要的词有三个:“apologize”、“sorry”和“regret”。专家们认为,其中最正式的是“apologize”;其二是“sorry”;语气最弱的是“regret”。 根据两本英文权威辞典--《牛津高阶字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和《韦氏大百科全解英语词典》(Webster's Encyclopedic Unabridge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sorry”可以表示“apologize”,即“道歉”的意思。 另外,如果一国政府对另一国政府说“sorry”则肯定是“道歉”。如需加重语气,可在前面加“very”或“deeply”等修饰词。 令人惋惜的是,裘克安同志这位学贯中西的资深翻译家已于2008年8月逝世,享年88岁。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后,我深感悲痛,遂以我的名义送了花圈,并向其家属发去了唁电,以寄托我对这位老前辈由衷的哀思和敬意。在外交部为他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那天,我还前往北京医院为他送别。 接受道歉追后续 就美方道歉信内容达成一致后,双方商定于2001年4月11日由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代表美国政府正式递交中方,我则代表中国政府接受道歉。 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迫使美国方面满足了中方的所有要求,并正式向我们递交道歉信,这是这场外交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接受美方正式递交道歉信那天,我特意穿上一套深色西装。当时的情景,现在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普理赫正式向我递交道歉信前,美国驻华使馆主动将信件文本交由外交部美大司核对,并附信保证该文本与其将向我递交的文本内容一致。 下午5时30分,普理赫准时来到外交部,我在外交部橄榄厅会客室接受了美国政府全权代表、驻华大使普理赫代表美国政府递交的关于“撞机事件”的道歉信签字文本。 普理赫首先向我递交了鲍威尔国务卿致钱其琛副总理的一封信,信中表示普理赫已得到布什总统充分授权,可以代表美国政府,签署美方就美军用侦察机撞毁中国军用飞机事件给中方的道歉信。 随后,普理赫正式向我递交了美方的道歉信。美方在信中表示,“布什总统和鲍威尔国务卿对中国飞行员失踪和飞机坠毁都表示了真诚的遗憾。请向中国人民和王伟的家属转达,我们对飞行员王伟的失踪和那架飞机的坠毁,深表歉意”。此处,美方特意使用了“very
sorry”。美方在来信中还对美方的侦察机“未经口头许可而进入中国领空并降落,深表歉意”。这里,美方也再次使用了“very
sorry”。美方在信中还“感谢中方为妥善安置美方机组人员所做的努力”。 接受道歉信后,我对普理赫说,我注意到美国政府在信中两次使用了“深表歉意”。美方应该明白,“撞机事件”是一起严重的事件,美方军机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中国有关法律规定,破坏了中美双方2000年5月就避免海上危险军事行动达成的共识,侵犯了中国的领空和主权,威胁了中国国家安全。中方要求美方向中国人民做出道歉,是完全应该的。 尽管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撞机事件”感到十分愤慨,但中方始终依照国际法和中国有关法律规定,从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采取冷静、克制的态度。中方还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对美方侦察机上的24名人员给予妥善处置,并安排美驻华使、领馆人员多次同他们见面。我已经注意到美方在信中就此向中方表示感谢。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我们理解美国人民和机上人员家属盼望机上人员早日回国与亲人团聚的急切心情,鉴于美国政府已向中国人民道歉,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国政府决定允许上述人员在履行必要手续后离境。 听了我的话后,普理赫似乎松了一口气。看到他的表情,我决定再敲打他一下。 我说,“撞机事件”并没有完结。中美双方还需继续就这一事件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谈判。中国政府和人民要求美方就此次事件向中国人民做出交待,停止派飞机到接近中国周边海域进行侦察活动,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美方必须充分认识此次事件的严重性,认真对待中方的严正立场,妥善处理这一事件,而不要做出错误判断,以免使两国关系进一步受到伤害。 我最后强调,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不容侵犯。我们历来主张,国与国关系包括中美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之上。我们重视中美关系,中美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对两国和世界都有利。希望美方严格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要再做有损中美关系发展的事,而应采取建设性态度,与中方一道,推动两国关系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普理赫非常认真地听着,未做什么辩解,表示将把中方上述立场和决定,立即报告美国政府和鲍威尔国务卿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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