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清乾隆年间，碛口已是镶嵌在山陕峡谷黄金水道上的一颗灿烂明珠。在晋商文化兴起的时候，闭塞落后的群山峡谷中，也顺着水路陆路交通，传来了先进文化的种子，在碛口生根发芽。鸦片战争以后，这里最早传来诸多的洋货，同时也传来资本主义腐朽、肮脏的恶习，抽大烟的、开窑子的日渐多了起来。
    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后，吕梁西部的几个县解放了，碛口划归离石县第七区，第一任区长由我来担任。碛口镇设立了镇公所，所长是西湾村的陈全福。由于历史的特殊原因，碛口镇妓女活动十分猖獗，据当时不完全统计，约有妓女50多名。新政权成立后，提倡解放妇女，男女平等。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我们于是年秋开始改造妓女，让她们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妓女生存的土壤
    初解放的碛口镇，虽几遭日军“扫荡”，但依着黄金水道，仍是车水马龙，货物源源来，市场繁荣，陆路交通道上驼铃昼夜响。就在这繁忙的五里长街上的300多家商号里，没有一个女售货员、女服务员，甚至没有带家的东家和掌柜，小伙计就更不必说了。“兴盛韩”、“三和局”、“祥泰玉”等商家，都是好几辈从河南、河北等省来碛口经商的，然而没有一个把老婆孩子带来的。当时商行好像有个惯例--买卖人三年探一回家。
    那么碛口街里就没有女人吗？有。除少数住户外，剩余的就是妓女。据我们1940年普查，全镇有50多个妓女。她们不像旧社会大城市里的妓院一样，而是“单个户”，分别住在桃花沟、新沟、定心台、二道街、窳等处。名妓冯彩云已死，还有秋香则、贾麦莲、小金莲、阎秀兰、小月英、陆英则、小元宝、豆芽则、金圪 、活韭菜、软油糕、土货券、老法币、中南银行、洋学生等，她们都是从外地来的。
    那时，“串窑子”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东家对掌柜的和伙计们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要求在进出店铺时，不能单独行动，特别是晚上外出，必须要挑上写有志号名称的灯笼，以示光明磊落。倘若有人偷偷摸摸地闯入“红灯区”，一旦被东家发现，轻则严加训斥，重则解雇。东家唯恐下人恋于美色，影响了生意，甚至怕有更加出轨的行为。真正逛窑子的，是外地来碛口的客商与花花公子，还有河路上的船家、艄公等。那时，我初参加革命工作，血气方刚，思想上进，对旧社会的这些陈腐陋俗实在有些看不惯，特别是在夏日的黄昏，姑娘们专门站在街头巷尾卖弄风骚，她们穿得妖里妖气，脸上擦着厚厚的脂粉，嘴唇上的口红涂得像朵喇叭花儿，有的甚至撩起衣襟，露出白生生的大腿，还有几个小脚女人，穿着五颜六色的绣花鞋儿，坐在街头的圪 上，脚翘得高高的，故意展示她们那三寸金莲。其实，老鼠抱腰脚（小脚）早已不是美的标志，大多数妇女已成为不大不小的“新旧改良脚”。
    我和“兴胜韩”的少东家韩福兴是好朋友，我常听他说，他的七世祖在碛口开的是“兴盛韩”药店，到他父亲手上，兄弟三人就分成三个药店，即“兴盛韩”、“兴胜韩”、“新盛韩”。这三家药店进药，远则北京“同仁堂”，近则太谷“广昇誉”、“广昇远”。这些制药厂的人常来碛口，韩福兴也常为远客指点“红灯区”。有一次，他所干的事让爷爷知道了，被叫到柜房里严加拷问，最后还挨了板子。
    不嫖、不抽、不赌是碛口商行不成文的行规店约。然而，也不都是一尘不染，烟花柳巷出入的东家、掌柜，还是大有人在的。鲁迅说“贾府的焦大是不爱林妹妹的”，自然，这里的小伙计和穷哥儿们也不敢痴心谈花问柳。
    泪洒烟花柳巷
    碛口的繁华，碛口的富饶，有多少人向往。
    我不知听到有多少人多少次念叨赞誉碛口的顺口溜：
    碛口柳林子，家家有银子，
    一家没银子，旮旯扫得几盆子。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碛口真的是“世外桃源”吗？真的家家有银子吗？这不过是对碛口繁华的赞誉。其实，当时的碛口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富的确实“珍珠玛瑙当柴烧，旮里旮旯尽元宝”，穷的则是“炕上没块簟（席子）片片，睡在炕上瞭见天”。就是肩挑小贩、做小本生意的人家，生活过得也非常紧困。至于那烟花柳巷里的姑娘们，谁没一本血泪史！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封建婚姻制度像一副无形的枷锁，套在人们的脖子上，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摧残着人们的心灵，破坏着男女美好的爱情生活。到碛口卖身的芳龄妙女，无一不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牺牲品。

冯彩云，陕西米脂县人，还在豆蔻年华，就被狠心的父母卖给一个旧军人，冯受不了其夫的百般虐待，就偷偷地渡过黄河来到碛口镇，由于生活所迫而沦为妓女。自古红颜命薄，冯彩云仅活了27岁就去世了。关于冯的生平遭遇，民间艺人编成小曲儿，长达40段，至今一直传唱。其曲牌与部分歌词已收录《山西民歌集》。
    小曲《冯彩云》，我年轻时也会唱，开头是叙事的，后面好多段就庸俗不堪了。今为说明冯的不幸身世，特节录几段唱词如下：
    家住陕西米脂城， 四沟小巷有家门。
    一母所生二花童， 奴名叫彩云。
    二老爹娘太狠心， 只要银钱不要人。
    把奴许配给残废军， 掀奴到红火坑。
    泪蛋蛋本是心头血， 谁不伤心谁不滴。
    看见我男人就想哭， 一天也不想活。
    越思越想越心酸， 泪蛋蛋漂起九只船。
    脱僵的野马断轴的弦， 逃到碛口街。
    清早起来雾气腾， 前街里碰上程茂云。
    你给奴家把地方寻， 奴家谢你的恩。
    多亏朋友陈海金， 把奴引到兴盛隆。
    浑身身衣裳都换尽， 还送奴桃桃粉。
    第二个朋友李红有， □□□□□□□□（删去八字）。
    管他面丑不面丑， 碛口开的义成厚。
    第三个朋友李永发， 来的姑娘□□□（删去三字）。
    □□□□□□□□（删去八字）， 碛口开的同济华。
    ……
    碛口的妓女，一部分像冯彩云一样，以逃婚的方式反对父母包办，反对万恶的封建婚姻制度。然而，“旧社会实在赖，妇女们不当人看待”，“天下乌鸦一般黑，走到天涯逃不脱”。这些逃婚者很难求得自由，跑出狼窝，又入虎口，泪水儿只有往自己肚子里流。上面提到的“小月英”、“软油糕”、“土货券”等，都是这样流落碛口的。
    还有一部分是被丈夫遗弃的，或者是被所谓的情人骗来的。小元宝原来是国民党七十一师的一个旅长的小老婆，部队在碛口驻了些日子，在仓惶撤走时，就把她丢下了。这女人大烟瘾十足，迫于生计，只好靠卖淫来维持生活。小元宝越来越瘦小，已完全失去当初的姿色，沦为“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境况，对人生彻底绝望，终于在一天夜里悬梁自尽了。
    另一部分是逼良为娼的。这个“逼”字除社会原因外，有他“逼”与自“逼”。当时社会腐败，吸毒成风，一旦成瘾，不可自拔，何等丑事，无所畏惧。“中南银行”的丈夫早夭，公公和婆婆都是洋烟鬼，就将其带到碛口，逼良为娼，以供他们苟延残喘。再如“老法币”，据说原先也是好人家的媳妇，只因肚子常痛，吸了几次大烟，不觉就吸起了瘾。家里无力支付她的这笔开支，自己就把自己逼上了卖身的地步。这女人在碛口也没有唱“红戏”，一天早上，有人有黄河岸边发现了一双红鞋，“老法币”也从此消失了，人们猜想她跳了黄河。
    教育、改造妓女
    我出生于碛口西头村的一个殷实人家，在高小读书期间（193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校毕业后，我先在牺盟会里搞党的秘密活动，“晋西事变”后，我担任了离石县第七区区长。区政府驻碛口“当铺院”。因我是本地人，情况比较熟，虽然当时我才17岁，但工作做得还不错。
    教育改造妓女，这可是一件细致而复杂的工作。记得当时三地委领导到碛口检查工作，听说这地方还有妓女，很为惊讶，就让区妇救会主任王桂兰（孟门人）作了专题汇报。不到半月，离石县政府也派人来帮助教育、改造妓女。
    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我们专门成立了军民联合稽查处，由李丕旺（柳林李家 村人）担任主任。区妇救会主任王桂兰担任副主任。碛口镇公所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记得有镇公所武委会主任高应全，“群众社”主任冯善积，还有西头村民兵李玉玺、李仁俊、陈三儿等。
    我们这次教育、改造妓女工作，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摸清底子，组织学习，人人诉苦，激发阶级感情。我们每天把她们集中在区政府院子里，学习文件，讲述党的解放妇女的政策。妇救会的同志还与她们谈心，与她们交朋友。当谈到“你们也是我们的阶级姐妹”时，她们感动得哭了，她们哭诉吃人的旧社会，哭诉自己的悲惨遭遇。高玉英绰号“洋学生”，因来碛口时穿一身学生服而得名。在控诉会上，她声泪俱下地说：“我叫高玉英，离石城里人。日本鬼子占了离石后，我的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弟弟，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了，我也被鬼子兵奸污，后来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这笔血海深仇，我一定要报。”说到这儿，她忽然扭身，双膝跪在正参加会的一位八路军副排长面前说：“长官，我已经成了个坏女人，谁也不要我。听说八路军就是救穷人的，如果不嫌弃的话，就把我收下吧！我也要打日本，我也要为亲人报仇！”后来，高玉英真的参加了八路军，当了一名卫生员。南下时，她和那位副排长结了婚，全国解放后还回过故里，这是后话。再说“金圪 ”、“活韭菜”等十多个吸毒的女人，通过教育，思想确实有了很大进步，但禁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后只得把她们关起来，集中戒毒。
    第二步是学习纺棉技术，自强自立，争做自食其力的新型劳动者。政府发给她们每人一架纺花车，开始时规定每天纺一两棉花，后来增加到二两。这些女人过惯了游手好闲的生活，安下心来让其劳动，有些就受不了。这时，我们从索达干请来劳动英雄刘能林，让其讲授纺棉技术，并言传声教地感化她们。刘能林8岁开始学纺线，12岁时学会织布，14岁时嫁到本村。她自小热爱劳动，一天能纺半斤棉花。刘的英雄事迹，对这些人也有很大感化。后来，秋香则、贾麦莲、阎秀兰等人也能踏下心来，每天纺棉三四两。
    在教育、改造妓女的同时，我们的军民稽查队每天晚上出动巡逻。一天夜里，民兵们抓到一对嫖宿的，第二天就游街示众。这一举动本想以正压邪，教育大家，谁知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家，有些妓女手头确实没有多余钱，时间一长，连生活也无法维持了。一天晚上，一下就跑了十几个。
    我们根据这一情况，对留下来的及时给予赈济，并劝其找个合适的男人成家。这时，离碛口不远的陕北胖牛沟有个兵工厂，我们就把她们中的大部分送到那里参加了革命工作。
    （摘自：《文史月刊》2002年第8期   作者：陈玉番／口述   王洪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