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 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协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若干规定在北京签订。图为毛泽东宴请西藏地方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左一）、班禅额尔德尼· 却吉坚赞（右三）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后排左3阿沛·阿旺晋美

    西藏地方当局谈判代表团代表（自左至右）：桑株颇章·登增顿珠、扎隆凯墨巴、阿沛·阿旺晋美（首席代表）、堪仲土丹旦达、堪穹土登列门
    阿沛。阿旺晋美，是一部人生的大书。他是半个世纪前在中南海勤政殿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唯一健在的代表，是西藏自治区政府的主要缔造者和首任主席。从年轻的庄园主少爷到西藏地方政府高官，从首席谈判代表到国家领导人，在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阿沛。阿旺晋美投身于时代的伟大变革，亲历了西藏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回首往事，他的内心充满了欣慰和自豪，虽历尽沧桑而无怨无悔。
    从年轻庄园主到贵族高官：旗帜鲜明反对“西藏独立”，力排众议主张和平谈判
    1910年2月，在西藏拉萨一个有蒙古族血统的贵族霍尔康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孩，取名阿旺晋美。襁褓中的阿旺晋美被母亲带到她在墨竹工卡县的加玛庄园抚养。阿旺晋美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他的玩友全是农奴子女。童年时的阿旺晋美在拉萨一家私塾学习藏文。14岁时，拜在格西喜饶嘉措门下，学习文法、诗学、历史和哲学。3年后，又拜三岩地区红教活佛大苍为师，修习佛学经典。格西喜饶嘉措和大苍活佛都是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佛学大师，阿旺晋美从他们的言传身教中，不仅学到了知识，更学会了做人。格西喜饶嘉措大师是位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人。他热爱祖国，反对“西藏独立”，鄙视贵族们尔虞我诈，这些对少年时期的阿旺晋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逐步养成了独立思考，敢于担当的性格。而他聪颖过人、勤奋好学的特点，又深得格西喜饶嘉措大师的青睐。1951年他作为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权代表赴北京进行和平谈判途经西安，见到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格西喜饶嘉措大师时，大师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以有你这样一个学生而高兴！”
    17岁时，阿旺晋美回到加玛庄园。此时他已是一位心胸开阔、藏文水平较高，并有一定历史知识的青年，以庄园主少爷的身份，代替母亲管理庄园。他对农奴和奴隶从不吆三喝四，对那些曾是幼年玩友的青年农奴更是一如儿时，密切相处，这使他对农奴和奴隶的苦难有了深切了解，感到长此下去，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从而萌生了旧制度需要改变的想法。20岁时，他应征进入藏军“仲札兵营”当兵，在很短的时间内，从班长逐级升任为营长，官阶五品。
    1935年，阿旺晋美与年方17岁、出生于贵族宇妥家的阿沛。才旦卓嘎结为伉俪。婚后，他以阿沛家族继承人身份向西藏噶厦政府申请出仕获准，正式承袭了阿沛名号，改名为阿沛。阿旺晋美，进入贵族官员行列。他先后担任西藏地方政府昌都粮官、民事法官。1945年，35岁的阿沛被提升为孜本（审计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解放西藏成为实现祖国大陆领土主权完整统一的关键一步，势在必行。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在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同时，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有关和平解放西藏的事宜。
    但是，当时西藏地方政权掌握在以摄政达札为核心的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手里。他们在帝国主义分子直接策划指使下，蓄意要搞“西藏独立”，并为此连续召开官员大会，讨论谋求“独立”的两大问题：一个是扩军备战，武装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另一个是要向美国、英国、印度、尼泊尔派出所谓的“亲善代表团”，向这些国家宣布所谓的“西藏独立”，乞求这些国家给予“政治支持和军事援助”。
    当时迫于权势压力，又不了解人民解放军的政策，加之个别分裂主义分子带头误导、煽动，与会官员们几乎众口一词，对两大问题均表示赞同。按照旧例，阿沛。阿旺晋美以孜本身份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之一，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他从丰富的历史知识出发，认定西藏是中国领土的历史事实改变不了，“西藏独立” 不可能实现，感到如果会议通过上述方案，付诸实行，必将给西藏带来灾难性后果。为此，他声明抛开旧例，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大家都知道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历史事实。西藏问题只能由中央政府解决。因此，应派一个代表团去北京，同中央政府商谈。二是同解放军只能谈判不能打仗。国民党号称有八百万军队，还有美国帮助，同解放军打的结果是彻底失败，最后跑到台湾去了。我们西藏男女老少齐出动，也只有一百万，既没有经过训练，更没有武器，怎么能打赢呢？ 打的结果只能带来不堪设想的灾难。
    阿沛是第一位站出来表示不同意见的。那些原来随声附和的人，或者有异议而不敢发言的人，听了他的话立即活跃起来，说阿沛的意见有道理，应该把他的意见同原来的两个方案一起，作为会议通过的共同意见上报噶厦和摄政最后决定。会议情况很快传到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大家普遍认为阿沛不顾个人安危提出意见，完全是为西藏着想。此后到1951年期间，他曾5次向达赖喇嘛、摄政和噶厦报告促请派代表同中央政府谈判。
    1950年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号召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就和平解放西藏事宜进行谈判。这使阿沛。阿旺晋美和那些主张和平谈判的人们受到鼓舞和支持。也是在此时，摄政达札和噶厦任命阿沛为增额噶伦兼任昌都总管，接替任期已满的前任总管，主持昌都地区的文武事务。阿沛在赴任前，向噶厦和摄政写了报告，请求准许他到昌都后不接任总管职务，而是“一路东去，溯水寻源，找解放军谈判”。但是这个请求没有被批准，阿沛只好去昌都接任总管。
    在去昌都的途中，阿沛耳闻目睹了由于扩军备战，动员民兵上前线，极大地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许多地方的老百姓已经断粮，生活苦不堪言。到达昌都后，阿沛立即向噶厦写报告申述百姓的苦难，提请停止扩军备战。在没有得到批准前，他就下令遣散了已被派往金沙江一线布防的8000多名民兵，要他们各自回家种地养畜，恢复生产。10月中旬，解放军被迫发动昌都战役，击溃金沙江西岸一线的藏军，向昌都镇挺进。此时，阿沛率总管府主要官员离开昌都镇西行，在距昌都一日行程的朱贡寺住下来，等待解放军前来接收。同时他派出官员分三路去寻找解放军接头谈判。解放军进到朱贡寺后，他积极协助解放军遣散了从前线溃退下来的藏军全部士兵。
    昌都解放后，回到昌都的阿沛。阿旺晋美受到了解放军的热情欢迎和优待。经阿沛与解放军十八军前线指挥所王其梅将军商谈，达成了解放军暂停西进，争取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临时协议。阿沛和在昌都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40人两次联名签署报告，以亲身经历和对共产党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的理解，说明解放军进军西藏是为了保卫国防，帮助西藏发展建设，敦请西藏地方政府指派代表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西藏和平解放的首席谈判代表：缔结历史性的《十七条协议》，毛泽东说“你们办了一件大好事”
    在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感召下，西藏地方政府终于改变了态度。1951年2月，达赖喇嘛和噶厦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权代表，和另外4位全权代表赴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阿沛-阿旺晋美出发前，给达赖喇嘛写报告，要求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同意人民解放军进藏，谈判才能成功。
    1951年4月初，阿沛。阿旺晋美等3位代表抵达重庆，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接见并宴请了阿沛一行。多年以后，阿沛回顾说：“他是我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夕见到的第一位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高级领导人。尽管我们是在相互完全陌生的情况下见面的，但是这次最初见面，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坦诚亲切的谈话，认真具体地解释中央对西藏的方针政策，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对我当时在相当程度上消除疑虑、增加和谈成功的信心，以及后来转向革命、走上革命的道路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一直把他看作是我投身革命的第一位引路人。”

4月22日，阿沛和另外两位西藏代表到达北京，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亲自到火车站迎接。4月28日晚上，周恩来总理、李济深副主席、陈云和黄炎培副总理等宴请西藏和谈代表。5月1日，阿沛。阿旺晋美被邀请参加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观礼。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他，亲切地说：“欢迎你们到北京来，我们是一家人，家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就能办好。祝你们谈判成功。”毛主席的接见对消除分歧、取得共识、谈判成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从4月29日起，以阿沛为首席的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5人同以李维汉为首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4人就和平解放西藏事宜进行谈判。在具体谈判过程中，虽然在个别问题上发生过比较激烈的争论，但总体上始终是充分民主、友好交谈、反复协商的氛围。最后双方代表在各项问题上完全达成了一致意见，于 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获得和平解放。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毛泽东主席在5月24日晚举行宴会，隆重热烈地祝贺谈判圆满成功。宴会前，毛主席亲切接见西藏地方政府全体谈判代表，发表了简短而深刻、亲切而严肃的谈话。他说，你们办了一件大好事，签订了一个好文件。写在文件上的好事，不等于实际的好事。要变成实际的好事，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需要有耐心，需要说服更多的人和你们一起努力。
    当阿沛。阿旺晋美同进藏解放军主力部队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将军一道，带着《十七条协议》正式文本，从北京返回西藏途经重庆时，邓小平又一次会见了他们。在祝贺谈判成功的同时，邓小平明确指出，今后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落实各项条文，还会遇到许多阻力和困难，要有耐心，有些事要慢慢来，不能急于求成。他还叮嘱阿沛。阿旺晋美，今后工作中遇到困难可以多同张国华等人商量，还可以给他写信，他能帮的事一定帮。
    担负自治区筹备及成立历史重任：亲历一场场尖锐、复杂、激烈斗争，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倾，主心力
    从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到1959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奉命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历经8年时间；而到1965年自治区正式成立则又经过了 6个年头。围绕全部实现《十七条协议》，包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进行的一系列十分尖锐、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至最后的武装较量，实质是两种政权、两种社会制度之间长达8年的碰撞。在此期间，阿沛。阿旺晋美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西藏社会的变革，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1952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成立时，中央军委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西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他时刻关心驻藏部队的生产和生活，与部队保持紧密联系，在巩固国防、保卫边疆的工作中，作出了应有贡献。
    与此同时，阿沛。阿旺晋美以维护和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为己任，自觉地通过各种方式在贵族官员和各阶层人士中宣传协议，发展壮大爱国力量。可是，走向和平解放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52年初反动组织伪“人民会议”公开进行非法活动，公开反对《十七条协议》，提出要解放军撤出西藏。3月31 日，伪“人民会议”煽动1000多名“藏军”和流氓、无业游民，武装包围了中央代表驻地，要求递交“请愿书”。在拉萨街头，武装分子游行示威，呼喊反动口号，闹得人心惶惶，商店关门。有些武装分子公然开枪挑衅，阿沛家的窗户玻璃被打碎。面对危局，阿沛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反对骚乱，维护安定，全力支持、配合中央代表和军区领导，按照中央指示，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政治原则，力争用和平方式平息这一事件。他态度积极，方式灵活，发挥了既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又是西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双重身份的优势，夜以继日地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劝说其他噶伦维护《十七条协议》，同伪“人民会议”划清界限；另一方面深入了解掌握伪“人民会议”的活动情况，随时向中央代表和军区领导反映，采取应对措施，避免陷于被动。经过多方努力，5月1日，伪“人民会议”被取缔，他们的非法活动以失败而告终。
    1954年，阿沛同西藏的其他代表一起，赴北京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是西藏人民代表第一次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在这次会议上，阿沛当选为国防委员会委员。
    1954年11月4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小组正式成立，阿沛。阿旺晋美成为这个筹备小组的成员之一。经过多次协商讨论，筹备小组于同年年底向国务院提交了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具体方案的工作报告。
    1955年3月9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七次会议，专题研究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及西藏有关事宜，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同年9月20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处在拉萨成立，阿沛。阿旺晋美被推选为处长。经过筹备处全体人员近4个月紧张有序的工作，各方条件均已成熟，中共西藏工委报请中央同意，决定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于1956年4月22日成立。

为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中央派出以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为团长的规模庞大的代表团，万里迢迢，跋山涉水，到西藏进行祝贺和慰问，拉萨僧俗人民3万多人热烈欢迎中央代表团。
    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后，在用和平方式改革旧制度、改造旧政权，并且推动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领导人自动地去进行这些改革和改造中，阿沛。阿旺晋美进行了勇敢的尝试。他在筹委会筹备处的工作中处理了大量人事工作，安排旧政权的大批官员在筹委会和直属机构及下属机构中担任各种职务，通过对旧官员的改造达到对旧政权的改造。他还担任学习委员会主任，领导在筹委会系统工作的旧官员学习政治理论和时事政策，参加筹委会派出的各种工作组，接近群众，体验生活，转变作风。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许多旧官员的思想和作风有了明显变化，中央坚持和平改造的政策初见成效，这使阿沛感到由衷的欣慰。
    树欲静而风不止。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阿沛。阿旺晋美不顾个人安危，设法向达赖喇嘛送去了中央驻藏代理代表谭冠三和他本人的数封信，为争取达赖喇嘛尽了最大努力。同时，他及时安排上层爱国人士搬往机关内部，保护了他们的生命安全。
    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阿沛。阿旺晋美受命出任筹委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随后，他参与领导了西藏的平叛、民主改革和民主建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工作，使西藏的社会制度和政治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成立自治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1965年7月24日，阿沛。阿旺晋美以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的名义，主持讨论并通过了向国务院呈送的《关于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的请示报告》。8月25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决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成立西藏自治区的议案。
    1965年9月1至9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新落成的拉萨劳动人民文化宫隆重召开。大会投票选举产生了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
    自治区正式成立后，阿沛。阿旺晋美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健全和完善民族区域制度积极开展工作。可是他没有想到，仅仅过了9个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阿沛。阿旺晋美作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又是贵族官员出身，很快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就在这紧要关头，周总理亲自派飞机将阿沛夫妇接到北京，使他没有受到更大的冲击和迫害。1968年9月他担任了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此后他历任二届自治区政府主席、三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呕心沥血：参与和见证中国伟大变革，耄耋之年奋斗不息
    由曾想走出西藏，一路东去，寻找解放军进行和平谈判开始，半个多世纪以来，阿沛。阿旺晋美个人的一切就与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融合为一，他的人生道路就与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轨迹重叠为一。中央历届领导对他的功绩予以高度评价，对他的思想、工作和生活给予了深切关怀。伴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乎全部岁月，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亲切接见他，在同他商讨工作、征求意见时，总是高度信任、坦诚相待，同时与他建立了真诚的友谊。
    阿沛。阿旺晋美长期担任西藏自治区的主要领导职务，还曾任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担任国家领导人后，他投身于伟大的时代变革，见证了中国的日益繁荣富强。
    从1979年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重新恢复民族委员会到1993年，阿沛。阿旺晋美兼任了第五、第六和第七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参与领导了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制定。在1984年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阿沛。阿旺晋美向大会作了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法草案的说明。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以后，阿沛。阿旺晋美又多次带队深入到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提出了很多具体意见，在协助自治区制定自治条例的工作上倾注了不少心力。20世纪90年代，他已80多岁高龄，还亲自准备发言稿，在江泽民同志主持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如何加快制定自治区自治条例的意见和建议。
    早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之时，阿沛。阿旺晋美就成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了第三、第八、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为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神圣职责尽心竭力，时刻关心着祖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关心着西藏的建设和发展。前些年，尽管阿沛。阿旺晋美年事已高，但他还是坚持参加各种会议，到各地考察。在北京，家乡的人来看他，总要捎来一些好消息。每天晚上，他看完全国新闻联播，必要接着看西藏新闻，经常为新的街道、新的藏民楼房迷了眼，总要问：“这是什么地方？”总要感慨：“旧社会贵族的房子也没这么好！”，青藏铁路建成通车的消息传来，阿沛。阿旺晋美更是高兴，他真想马上坐上火车回西藏，看看西藏日新月异的变化。

延伸阅读：
    【阿沛-阿旺晋美因坚决反对“藏独”脱颖而出】
    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光阴的阿沛阿旺晋美二十三日步入了另外一个世界的历史，而他的辞世重新掀起世人对这一百年来西藏社会波谲云诡的历史的回想，并在已经凝固的历史中，让人们看到爱国者的精神魅力和人生传奇。
    年轻庄园主同情农奴
    一九一0年二月，在拉萨以东一百多公里的墨竹工卡县甲玛沟谷地的加玛赤康庄园里，西藏贵族霍康家族添了一名男丁，取名霍康阿旺晋美。
    阿旺晋美少时便聪慧过人，拜蔡公塘的宁玛派达仓活佛为师，学经修行。八岁时，到拉萨上私塾，十四岁转到雪印经院私塾，拜青海著名学者格西喜饶嘉措为师，学习诗词韵律和藏文文法。十七岁那年，阿旺晋美回到童年生活的加玛赤康庄园，开始学习古史和宗教，并帮助母亲管理庄园事务。
    据记载，阿旺晋美代替母亲管理庄园时，对农奴们的生活和苦难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他对农奴和奴隶不吆三喝四，对那些曾是幼年玩友的青年农奴更是一如儿时，密切相处。对于农奴和奴隶的苦难，他更感到如果长此下去，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从而萌生改变旧制度的想法。
    一九三二年，二十一岁的阿旺晋美作为霍康家族的后裔应征入伍，先后被任命为班长、代理排长、营长。到一九四五年时，他已经被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任命为孜康孜本，官阶四品。
    一九三五年，霍康家的这位阿旺晋美公子与阿沛家的女主人才旦卓嘎成亲，入赘阿沛家。婚后，他以阿沛家族继承人身份向西藏噶厦政府申请出仕获准，正式承袭了阿沛名号，改名阿沛阿旺晋美。
    反对“西藏独立” 阿沛脱颖而出
    阿沛人生的转折点在一九四九年下半年，一场关于如何对待在中国内地战场上节节胜利的共产党的发言，让阿沛声名鹊起。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解放西藏成为实现祖国大陆领土主权完整统一的关键一步，势在必行。
    但与此同时，以摄政达札为核心的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帝国主义分子直接策划指使下，蓄意谋求“西藏独立”，并准备扩军备战，武装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他们的言论蛊惑了一部分人。
    阿沛是当时第一位站出来表示不同意见的人。他当时认定，西藏是中国领土的历史事实改变不了，“西藏独立”不可能实现。为此，他提出两点意见：一是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历史事实，西藏问题只能由中央政府解决。因此，应派一个代表团去北京，同中央政府商谈。二是同解放军只能谈判不能打仗，打的结果只能带来不堪设想的灾难。阿沛的发言后来流传到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而阿沛也从噶厦官员中脱颖而出，成为主和派的代表。
    进京和谈 签订“十七条协议”
    原本就主张和谈的阿沛却被当时的西藏地方主政者派到昌都担任总管。史学家们认为，临阵任命的这种策略包含着多种可能，既有让这个主和派代表直接面对解放军而为西藏争取最大利益的考虑，也存在让阿沛到昌都做挡箭牌的可能。
    一九五0年十月六日，奉命进藏的解放军十八军打响了昌都战役，而西藏地方武装在这场战役中一败涂地。这场十八天的战斗彻底打败了西藏地方政府中有些人幻想依靠天堑阻挡解放军进藏的计划，和谈成为他们最理想的选择。
    几经周折，一九五一年春，达赖和噶厦任命阿沛为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权代表，和另外四位全权代表赴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四月二十二日，阿沛一行抵达北京火车站，周恩来总理等到车站迎接。
    从四月二十九日开始，以阿沛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五人全权代表同以李维汉为首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就和平解放西藏事宜进行谈判。五月二十三日，双方在中南海勤政殿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
    此后并非一帆风顺，直到一九五九年达赖集团发动武装叛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奉命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阿沛阿旺晋美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西藏社会的变革，倾注大量心血，功勋卓著。
    【阿沛-阿旺晋美参加西藏和平解放谈判经历曝光】
    简历
    阿沛·阿旺晋美，男，藏族，1910年2月生，西藏拉萨人。

1936-1952年，西藏地方政府昌都粮官、民事法官、孜本（审计官）、昌都总管、噶伦（其间：1951年任西藏地方政府赴北京谈判的首席代表，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1952-2009年，曾任西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将军衔，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藏族人民的优秀儿子，我国民族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八、九、十、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会长阿沛·阿旺晋美同志，因病于2009年12月23日16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阿沛·阿旺晋美，曾是半个世纪前在中南海勤政殿签订“十七条协议”唯一健在的代表，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首任主席。
    历史一页
    “我们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谈判”
    58年前，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这个协议，作为中央政府解决西藏问题的法律文件，永远载入了史册。
    西藏首席代表
    1951年4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代表团成员先后来到北京，参加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4月28日，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会见了参加谈判的代表，并宣布了双方全权代表名单：中央人民政府方面指派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并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西藏地方政府方面指派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为全权代表，并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
    接受解放军入藏
    除了大量的会下协商沟通外，双方举行了6次正式会谈。谈判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第一个问题，西藏地方代表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不同意解放军进藏。中央代表认为解放军理应驻守国防，驻军不要西藏地方供给，不会增加西藏负担。经过三次谈判和多次会下协商，西藏地方代表接受了“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的条款。第二个问题，西藏地方代表担心对西藏原有的制度进行改革。中央政府代表仔细阐述了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解释说不改变西藏原有的制度，即使要变，也得由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决定。第三个问题，当中央政府的代表提出将班禅的地位、职权等问题写入协议时，西藏地方代表认为无权处理此事，表示难以接受，这是在整个谈判中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对此，阿沛·阿旺晋美2001年5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文献纪录片《西藏五十年》中回忆说：“过了几天，孙志远来找我，他说，我们应该恢复谈判。我们建议这样提，维持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彼此友好相处时的地位和职权。这样行吗？我说，这样的提法我们可以接受。”
    “正确解决问题”
    经过25天艰苦细致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一致。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在北京勤政殿伟大祖国的国旗和国徽下，庄严地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达赖集团在境外经常歪曲“十七条协议”签订的经过。称“‘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是西藏历史的一大悲剧”，“是非法的、无效的”。“西藏代表完全失去自由，是被迫签字。”对此，当时唯一健在的阿沛·阿旺晋美说：“我们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认真、亲切地谈判。”“经过反复磋商，根据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贯方针和西藏的特殊情况，正确地解决了各项复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