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938年7月的冀东人民武装抗日大暴动（亦称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组织的一次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伟大壮举。在短短两个多月，东起山海关，西到潮白河，北从雾灵山，南至渤海滨，在2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组成武装齐整的10万余人的抗日部队。起义军与八路军协同作战占领了兴隆、昌平，蓟县、平谷、玉田、宝坻、卢龙、迁安、乐亭9座县城。横扫敌伪的反动设施。被日本侵略者蹂躏5年之久的冀东人民，一扫愁眉苦脸，欢欣鼓舞，高唱凯歌。这一起义的胜利，震撼平津轰动全国，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冀东的统治，配合全国抗战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为开创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为收复东北，争取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大暴动前的冀东情况
    冀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它北踞长城，南临渤海，西控京律，是东北通向华北的咽喉要道。这里不仅有丰富的物产可资军需，而且深山密林，可供迂回。是我进可攻，退可守的理想战场。
    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为吞并全中国，就首先夺取冀东。早在1933年初，他们就兴兵攻占长城各口。驻守在喜峰口、冷口，古北口一带的国民党爱国官兵在冀东人民的支援下奋起反击，后因国民党政府不予援助而失败。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竟同日本侵略军签订了臭名昭著的“塘沽协定”，把冀东划为非军事区。接着1935年，国民党政府，又搞了个“何梅协定”，把冀东拱手让给了日军。汉奸殷汝耕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从此，冀东就完全沦陷为日本侵华的军事跳板和兵站基地。600万冀东人民，就变为日军铁蹄下的亡国奴，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
    冀东人民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斗争精神的，他们和东北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深知亡国奴的痛苦。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早在1934年初，冀东北部的迁安县就发生过人民抗日的武装暴动。由于当时“左”倾错误的影响，暴动的队伍被敌人镇压了下去。随后，兴隆县的孙永勤又扯起抗日的旗帜，组织数千人的救国军，辗转游击于长城内外，给敌伪以沉重打击。后来这支抗日军队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军的暗算，把他们诱骗到遵化县境内的茅山，四面包围，予以围歼。孙永勤率领这支队伍，英勇冲杀，以1000多人的伤亡和自己的壮烈牺牲，给了敌人以大量杀伤。曾使敌人惊心丧胆的义勇军虽然消失了，但他们的战斗精神，仍活在人民的心中，激励着广大人民的救国热情和中华儿女的抗日决心。
    “七七”事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发展，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和全国人民，提出了一系列抗日主张和战略方针。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政治形势有了很大变化，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终于在1937年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形成了以国共两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了全国抗战的新局面。中共中央于8月下旬在陕北召开的洛川会议上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出兵华北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担负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基本任务。毛泽东同志在洛川会议上指出，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创建冀热边根据地。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将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立即东渡黄河，挺进华北抗日前线，打击侵华日军，创造包括晋察冀边区在内的华北抗日根据地。1927年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河北省委，抗日战争爆发后，河北省委的中心任务是配合八路军，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党的工作重点要放在农村。城市工作要短小精干，由公开半公开的活动转入秘密工作，埋头苦干，积蓄力量，动员干部和党员去农村，并尽量去平津周围的农村，宣传抗日主张，准备发动游击战争，配合八路军建立以燕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不失时机地抓紧准备冀东抗日武装起义。北方局决定派当时的河北省委书记李运昌回到冀东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同时，为了争取各种抗日势力，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武装抗日，扩大在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同志的指示，于1937年9月，将设在天津的华北各界救国会，改组为“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吸收国民党人参加，并派王仲华到武汉国民政府备案，取得合法地位。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领导机构由共产党员李楚离、王仲华、张致祥，朱其文和国民党人士王若玺等共同组成。
    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组成后，曾召集冀东各派抗日代表人物开会，讨论冀东暴动和组织抗日联军等问题，对促成和扩大冀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援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起过一定作用。
    （二）暴动前的准备工作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冀热边抗日根据地的任务下达后，各方面开始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李运昌于1937年10月回到冀东，任冀热边特委书记，王平陆任军事部长，王大中任宣传部长。11月，在北宁路南，又改组了京东特委，主胡锡奎任书记，卞振东任组织部长，阎达开任宣传部长。两个特委组成后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向各县委、支部传达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冀东发动武装起义的有关指示。要求全体党员深刻认识创建冀东抗日根据地，开展冀东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有利条件，继续肃清“左”的路线错误影响；明确在新的形势下，建立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积极筹建“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冀东分会”；通过已有的群众团体（包括抗日救国会、齐心会、工会、农会、教职员联合会、学生会等），广泛宣传抗日救国的神圣任务，吸收各界人士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起义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在北方局的领导下，河北省委从思想、组织准备上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先后派不少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到冀东工作。深入农村、矿山发动群众，做武装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除李运昌外，还有胡锡奎、周文彬，李楚离、王仲华等同志。为了充实起义的军事骨干，省委决定由林铁同志负责，在天津秘密开办了军事训练班，把经过训练的骨干输送到冀东前线。另外，北方局派来的红军干部李润民、孔庆同等同志也来到冀东。开办游击队训练所，培养军事骨干。
    1937年12月，李运昌代表冀东党组织在滦县多余屯召开京东十县抗日人民代表会议，民团首领高心远和爱国人士洪麟阁、杨十三等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正式成立“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冀东分会”，推选李运昌为主任，王平陆为军事部长。会议除讨论加强抗日宣传、组织工作外，着重讨论组织冀东抗日联军，开展游击战争问题。会后立即组建了以王平陆为司令员、史贞为政委的华北抗日联军冀东第一支队，发动游击战争。不幸，这支队伍。在第一次打清河沿据点战斗中，王平陆同志就以身殉国。接着，由彭夫、高存等同志重整旗鼓，继续战斗，攻克兴隆县药王庙据点。这两次发动虽未取得显著的战绩，但却在斗争中锻炼了骨干，增强了胆识，取得了经验，鼓舞了斗志，为后来的大起义提供了一批骨干和一定的经验。随后游击队化整为零，在冀东各地开展了三三五五的游击小组活动，打特务除汉奸，捣毁日鲜浪人开设的赌局，白面馆（海洛因毒品），搜集枪支，为暴动做准备。
    除武装斗争的准备之外，冀东党组织还发动了工人、农民有组织的群众斗争。l938年3月，在唐山工委书记周文彬同志（朝鲜人）领导下，开滦煤矿的3.5万多矿工，为维持起码的生活条件，要求提高工资，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同日、英帝国主义及其豢养的矿警保安队展开了激战。在战斗中缴获大枪数十支。经过50多天的斗争，以数十名工人伤亡的代价，终于取得了罢工的胜利。在罢工的影响下，当年6月，乐亭、滦南一带的3000多名农村雇工，在党的领导下，联合起来，要求长活价（工资），并喊出“青纱帐起来去抗日‘的口号。经过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空前高涨，纷纷加入武装自卫会和抗日救国会。到1938年7月大暴动前为止，迁安，遵化、丰润，玉田，蓟县、乐亭、滦县、昌黎参加自卫会组织的正式会员达1.5万余人，其中仅蓟县救国会就发展成为有中小学教员、青年学生、贫雇农、上层士、，民团骨干上千人参加的抗日组织。
    晋察冀军区于1937年11月7日成立，次年2月，聂荣臻司令员即按中央的决定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从红军骨干比较多、战斗力比较强的第一军分区抽调了一部分兵力，由邓华同志负责，组成了邓华支队，决定进军冀东。邓华同志受领任务后，按照军区的部署，1938年2月20日从涞源出发，逐步开辟了平西。房山、涿县、涞水、良乡（今属房山）、昌平、宛平（今属北京市丰台区）等地，在一部分县建立了抗日政权，组织了地方武装，扩充了部队，为挺进冀东建立了前进基地。1938年5月，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又将晋西北活动的宋时轮支队调到平西，与邓华支队合并，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进行东进前的整训和准备。至此，冀东人民的武装抗日大暴动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在此期间，河北省委曾前后两次派李楚离同志去阜平和平西，向聂荣臻司令员汇报了冀东的准备情况，并与邓华同志商定了八路军的东进计划和冀东起义的有关事项。
    （三）八路军四纵队卑冀东
    四纵队是一支英勇善战的主力部队，红军骨干较多，战斗力较强，经过短期的休整和动员教育，于5月31日开始向冀东挺进。邓华政委率三十一、三十三两个大队走南路，沿途与康庄、延庆、永宁、四海等据点之敌作战多次，缴获甚多。6月9日在沙峪与坂垣师团从怀柔县城增援四海之敌相遇，激战3小时，歼敌百余人。四纵队参谋长李钟奇负重伤，三十一大队总支书记郑良武牺牲。三十三大队于6月中旬进抵兴隆县境，一举攻克六道河子据点，并于17日攻入兴隆县城。次日清晨，承德日伪军800余人赶来增援，并以3架飞机助战。我军与敌激战半日，歼敌200余人，主动撤出县城。我副大队长陈群负伤，营长欶翰生壮烈牺牲。此后部队转战雾灵山、古长城之间，进到兴隆县东南的大小水泉一带休整。宋时轮司令员率三十四大队和独立营走北路，6月初攻入昌平县城。接着，东渡潮白河。横扫密云、兴隆两县的敌伪据点，于6月下旬进到平谷县以东的靠山集、将军关一带。7月19日攻下平谷县城，成立了抗日政府，任命姜时泽为县长。同时，这一天，蓟县县委负责人李子光与宋时轮同志在平谷县会面。与此同时，三十六大队和骑兵大队，于6月中旬攻占延庆县千家店，俘伪警20余人。接着，东进在花盆村与一营伪满军相遇，激战2小时。全歼300余人，缴获重机枪两挻，轻机枪6挺，长短枪百余支。

四纵队挺进冀热边长城内外，人民大众欢欣鼓舞，伪军伪组织纷纷瓦解。对此，日军惊恐万状，惊呼：延安触角伸进热河，全热河行政无法行使。敌人调集日伪军和民团对四纵队进行堵击和围攻。
    7月初，中央电示四纵队，要他们迅速向迁安、遵化、卢龙等县挻进，冲破敌人的包围，同抗日联军会合。时值盛夏酷暑，连日大雨，河水暴涨，跋涉非常困难。7月中旬，邓华率领两个大队，排除一切困难，继续向东挺进。8月份，入迁安县境，一举攻克迁安县城。三十三大队丰润、遵化、玉田边界，在遵化县的卢各寨建立了丰玉遵联合县政府，刘慎之同志任县长，开展政权工作。8月中旬，邓华同志带领的四纵队领导机关进驻遵化县的铁厂镇，与抗联主力胜利会合。
    宋时轮同志带领三十四、三十六两个大队和独立营在西部积极活动，牵制敌人掩护邓华部队向东挺进。在平谷、蓟县、兴隆一带开展地方工作。在平谷县建立抗日政府后，积极筹建救国会，组织群众投入抗日工作，同时，抓紧时间争取改造民团。在较短的时间内，组成了以张子捷为总队长，以马维密、蔡景茂、王蕴山、王长生、李俊廷等人为大队长的四个游击队，总数约2000人。7月31日三十三大队在蓟县起义军配合下，攻克蓟县城，建立了蓟县县政府，由王巍同志任蓟县县长，与西部武装建立了直接联系。王巍领导的教导队，积极深入暴动队伍宣传抗日救国主张，传授建军知识，对暴动队伍鼓舞很大。对于稳定暴动队伍情绪，指引暴动队伍斗争方向，起着有益作用。
    （四）轰轰烈烈的冀东人民大暴动
    从1937年8月起，在中共中央、北方局、河北省委、晋察冀军区的积极筹划和领导下，经过一年来的多方准备，起义前的形势一派大好，人们的抗战热情很高，起义条件已臻成熟。此时，中共河北省委为了加强起义的统一领导，发动全冀东起义，1938年5月，决定将京东特委合并到冀热边特委，由胡锡奎任特委书记，李运昌专负军事工作。这时，中共冀东党的组织力量如下：冀热边特委下辖迁安，遵化，蓟县、丰润北部和南部、滦县、乐亭7个县委，玉田，昌黎两个特支，有组织的党员500多人，武装自卫会1.5万余人。不久，上报中央北方局的起义计划得到批准。6月下旬，由李运昌主持，在丰润县田家湾子村召开了起义前军事会议，中共党组织负责同志黎巨峰、王大中和同盟者洪麟阁、杨十三以及高志远的代表参加会议。会议通过了我党提出的冀东抗日联军行动纲领，推选高志远（后叛变）任抗联司令，李运昌和洪麟阁任副司令。计划组成6个总队，每个总队2000人左右，洪麟阁兼一路司令，政治部主任杨十三，辖第一、第二两个总队，李运昌兼二路司令，政治部主任王瑞清（胡锡奎），辖第三，第四，第五三个总队，高志远辖第六总队。为了加强党对同盟者军队的领导，河北省委派李楚离、王仲华同志，以“华北自卫会”负责人的身份，分别到洪麟阁、高志远部指导工作。会议决定于1938年7月16日起义。
    四纵队的快速东进，引起华北敌伪恐慌不安，紧急调动冀东各县民团5000人，赶到长城线阻截。6月20日，被调往蓟县马伸桥镇集中的蓟县民团300余人，在听到敌人要下手缴械的消息后，在队长夏德元（我救国会员）、赵合的领导下，打死警察分局长王树森后宣布起义。6月26日我丰润县地下党负责人徐志、王维昕，听到各处起义的风声，也于丰润县四户村起义。这时，我们又从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内部工作的朱欣陶处得到情报：（一）我八路军部队已到达平谷，蓟县靠山集一带（因无电台联系事前不知）；（二）冀东行将起义的消息已经暴露，敌人准备全力镇压，（三）为防止暴动，日军即将收缴散在冀东民间的23万支枪。
    形势紧迫，情况危急，起义乃提前举行。轰轰烈烈的冀东抗日大暴动开始了。
    7月6日在北宁路南，滦县的李润民、高培之、赵玉清、张鹤鸣、张振宇等同志在港北村发动起义。一夜之间，集中了秘密发展的骨干会员300多人，成立了抗联第五总队。李润民任总队长，高培之任政治主任，张鹤鸣任副总队长兼参谋长，下设3个大队。起义后，按计划四处游击，活动于昌、滦、乐3县之间，宣传抗日主张，收缴民间枪支，摧毁敌伪政权。部队所到之处，群众欢欣鼓舞，纷纷要求参军，有的带枪入伍。7月8日，北宁路北安各庄警察局长周维新率百余人起义，与于振忠领导的昌黎起义军合编为第九总队，随后又与铁局寨、商家林一带起义军合编，迅速发展到1200多人。几天后，滦县城内伪保安队300多人出发向我起义军进攻。被我设伏于杨家院的五总队彻底打垮，生俘大队长刘韬以下200余人，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200余支。我军首战告捷，军民异常振奋，敌伪统治动摇，很快掀起参军热潮。五总队迅速发展到3000余人。这时，五总队南下到茨榆坨，曾家湾起义的高小安同志率千余人赶来会合，遂编为抗联第十三总队。到司各庄与吴绍舟起义军会合，又组编成第十四总队。在倴城与高志远的第六总队会合后，攻克了乐亭县城。这时，阎达开、黎巨峰、杨振华、岳泽普、田自修、张其羽等同志在乐亭、昌黎县起义千余编为十总队。乐亭沿海的盐警起义后，打下汤家河据点，扩大3000多人编为三十九总队。此处，在滦县的李玉玺成立一个独立大队。在渤海滨的渔民石占山和乐亭的王静安起义后也发展到1000多人，编为第一、第二独立大队（以后扩编为特务第二、第三总队）。在滦县南部有曹致福成立的独立总队。总计到8月底，我党在路南昌、滦、乐地区以五总队为主力组织的抗日联军约1.5万人。

7月7日，在冀东中部地区驻在迁安县西庄村的冀热边特委和抗联第二路司令部，直接领导了岩口起义，由苏林彦、魏春波，孔庆同、张志超、阁锡九、杨文汉等同志集合了西庄，铁厂、王官营、新集等地400多名基本队员，编为抗联第四总队。孔庆同任总队长，阎锡九任副总队长，丁振军任政治主任，辖三个大队。7月10日，我率四总队进入铁厂与在丰润南部起义的徐志部200人会合。遵化县伪保安队130余人，正向铁厂镇扑来。孔庆同同志身先士卒，带领部队到铁厂以北的玉皇庙迎击敌人，激战2小时，将伪军大部歼灭，俘80余人，缴获战马11匹。从此，吓得遵化敌人紧闭城门不敢外出。接着，四总队乘胜攻克兴城镇，三屯营警察巡官宣布起义，迎接抗联进城。这样，在北部山区--迁安、遵化、丰润县的边界地带，掀起了参军的热潮。在喜峰口、洒河桥、三屯营起义的部队编成第十二总队，总队长张秉东，副总队长叶田，政治主任程铁军。在新集、杨子店、兴城一带由魏春波、韩东征、周治国同志发动起义的部队，编成第十四总队，总队长陈汉民，政治主任韩东征，副总队长才永昌。不久，四总队从遵化南下，平息了丰润王官营一带民团的叛乱，更推动了入伍抗战的高潮。许多人自带枪支入伍，地主、上层人物也自动献枪捐款。伪警察、民团自动来投诚。几天内，第四总队就发展到4000人。于是，将丰润县刘家营一带起义的部队，编为第十三总队，刘踢彤任总队长，谷云亭任政治主任。又以第四总队一部，成立了第十一总队，阎锡九任总队长，徐振铎任政治主任。这时，其他各地党组织领导的起义军，如山洪爆发，一涌而出。在遵化西部有李子华、马子敬成立的新五总队；在遵化南部有石休、甄凤鳌成立的特务一总队；在唐山北有刘锡纯、蒋林斋、岳武成立的第十五总队；在丰润中南部有李介人（徐志）、张树畹、鲍子菁、王维昕等成立的丰润五总队；在遵化东北有高进忠、高存成立的特务第二大队；耿玉辉、李维廉成立的独立大队；在王官营有高树轩、潘任之、王文龙成立的特务第八大队。截至8月中旬，我党在丰、滦、迁，遵地区以四总队为主力成立的抗联队伍约2万余人。
    7月14日，以蓟县为中心的冀东西部地区，中共蓟县县委领导了邦均起义。三区民团副团总王建国（救国会骨干）带领十几名救国会员，攻克了邦均镇伪警察局，活捉伪警30余人，缴获大枪30多支。正式成立三区队，王建国任区队长，冀扶朽任政治主任。7月15日中共蓟县党组织领导各区救国会员同时起义，以城关和别山的一、六区救国会员为基础成立了第五总队（即原定的三总队），商香阁任总队长，县委书记王崇实任政治主任。以马伸桥二区救国会员为基础成立了十六总队，刘卓群任总队长，李子光任政治主任。白坻中、郝希武带领救国会员打下了七区下仓警察所，缴大枪20多支，随后发动各地民众起义，编为六总队。在二区南部，廖广荣组建了十七总队。在二区西部，以救国分会为基础组成了十八总队，王济川任总队长，张子丰任参谋长，王作勋任政治主任。以蓟县五区的民团、救国会员和蓟县、三河、顺义、密云、平谷交界处的7股起义武装为基础组建了五县联合总队，胡香圃任总队长，卜静安任副总队长。以遵化县石门镇起义的警察民团为基础，组建了十七总队，朱绍卿任总队长，胡光任参谋长。总计西部地区由我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起义武装约5000人。前后在蓟县城东壕门、城西贾各庄、大王庄、龙王庙、盘山、邦均以南、马道、别山等地，与敌伪军作战10余次，给敌人以严重打击。并配合洪麟阁部打下玉田县城。配合八路军攻下蓟县县城。去打别山镇时，我党优秀党员蓟县县委书记王崇实不幸牺牲了。
    7月16日夜间，抗联第二路部队策应开滦矿工起义，派出五个总队和一个大队约万余人，破坏北宁铁路，占领了洼里、古冶两车站，把唐山至昌黎间200多里铁路截成数段，使北宁路停车半月之久。赵各庄、唐庄子、林西等地的矿工，在周文彬、胡志发、节振国等同志的领导下先后起义，曾和唐山敌伪军多次作战。节振国带领的工人大队退到农村，成为一支纪律严明、勇敢善战的模范部队。
    在起义期间，群英并起，传奇颇多。卢龙县简师校长高敬之，一向为人耿直，济公好义，在群众中颇有威望。7月中旬，他听说滦县抗联起义后，在家乡沈官营自动组织几百名农民起义。他带着部队攻打卢龙县城，站在关闭的城外面，大骂伪县长，历数伪县长和日军的罪行，指出他们的出路是投降抗日联军，在他的攻势下，促使伪军打开了城门。卢龙解放后，许多人纷纷参军，部队很快发展到3000多人。他积极找党的领导，编为抗联第二十三总队，高敬之任总队长（暴动后期加入共产党），共产党员阮务德（张德民）任政治主任。这支部队是滦河东的抗联主力，有战斗力，曾攻克双望镇，占领燕河营、抬头营，南下乐亭县，打出了威风。
    同盟者洪麟阁、高志远等，根据田家湾子会议的决定，也相继起义。滦县马城原民团头目高志远和胡各庄一带联庄会首领陈宇寰，在多余屯、小陈庄一带起义，成立了12个总队，发展一万余人。在王仲华同志的指导下，活动于滦县、乐亭一带，打下滦县锛城大据点，在第五、第十总队配合下，攻克乐亭县城。

洪麟阁和杨十三于遵化县地北头村起义，在李楚离同志指导帮助下，成立了第一、第二两个总队，约4000人，活动于玉田、丰润一带，曾在蓟县抗联的配合下攻占玉田县城。解放了沙流河、鸦鸿桥、窝洛沽等镇。在兴隆县，有共产党高升组织起义队伍约400人，配合八路军活动。在青龙县有刘青山组织的义勇军900人，以后开进冀东与抗联第九总队合编。
    此外，在武装暴动浩大声势的影响下，还有多股自动组织起来的队伍。在昌黎南部有自发组织队伍的丁万有部3500人，以后参加抗日联军，曾围攻昌黎县城。在兴隆、遵化一带有绿林英雄杨二拉起来的2000多人，号称救国第五路军，抗日很坚决。后被敌人包围击溃，杨二牺牲。在唐山附近，有贩卖鸡鸭的小商贩组织的抗日游击队。其他零星抗日武装还很多。
    国民党的“蓝衣社”成员也纷纷起来，组织部队。原国民党蓟县党部负责人李维周组建了有500人左右的“蓟北抗日救国军”。陈维藩在宝坻、武清一带组建了中央“忠义救国军”第七路军，约万余人，“蓝衣社”成员王天魔（即王文）组建了“忠义救国军”第九路军，约3000余人。他们都活动于宝坻、宁河、武清一带。还有许多数不上名称来的抗日军，自立旗号，自封官衔。他们虽各有不同的目的，但打出的是抗日口号，都不同程度的扩大了抗日的声势。
    整个冀东武装起义，从7月6日港北起义和7月7日岩口起义开始，经过一个多月的暴风骤雨，首先在以滦县、昌黎、乐亭、迁安、遵化、丰润、玉田、蓟县、平谷、三河地区和开滦煤矿为中心的广大山地和平原发展起来，并推动了周围各县人民参加起义，如卢龙、抚宁、密云、通县、顺义、香河、宝坻、宁河、武清、兴隆、青龙县等，总计二十一个县参加暴动，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之外。仅抗联系统就组建了有7万多人全副武装的47个总队。国民党和其他抗日军还有3万多人。掌握这样大的总队和局面，按照中共的指示，建设冀热边抗日根据地，我们是没有经验的。正好这时，八路军四纵队在宋时轮、邓华同志的率领下，于7月进入平谷、蓟县、迁安、遵化县境。8月中旬，四纵队领导机关到达遵化县铁厂镇，与抗联主力胜利会师。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时刻！全体抗联同志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9月1日，中共中央与中共北方局致电宋、邓、冀热边特委并转抗日联军。电文说：“中共中央与中共北方局今以十万分的高兴，庆祝抗日联军反日反汉奸起义的胜利及与八路军纵队的汇合，并向在起义中在前线上死难的烈士及其家属，致以崇高的敬礼！”“我们相信这一支在抗战中新进、生成、壮大起来的生力军，定能在冀东各党派各领袖合作与正确领导下继续胜利，创造冀热边新的抗日根据地，长期坚持抗战，给日寇的野蛮侵略以更严重的打击，……，”望你们继续巩固团结，集中注意力打破敌人对你们的进攻，扩大与巩固部队，武装与组织民众，建立冀东抗日政权，肃清汉奸，扩大与巩固你们的胜利，为驱逐日寇，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这一电报，既肯定了起义胜利的意义，又明确了”抗联“的奋斗目标，给冀东抗日军民以极大的鼓舞。
    8月下旬，四纵党委和冀热边特委以及八路军和抗联各路的主要负责干部在铁厂开会，由邓华主持。李运昌、胡锡奎、李楚离、王仲华、周文彬都参加了会议，杨十三代表洪麟阁，张乐天代表鲍子菁参加了会议。会议对冀东暴动后的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指出冀东大暴动是胜利的，但部队多，秩序乱，纪律差，需要统一领导和指挥，要抓紧整顿部队。同时，提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主张，决定成立冀察热宁军区，由宋时轮任军区司令员，邓华任政委，李运昌，洪麟阁、高志远任副司令员，下设五个军分区，并确定了各分区的领导干部。会议还决定成立冀察热宁边区行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建立各县的抗日政权工作，负责统一筹粮筹款，保证部队供给，建立抗日秩序，训练抗日干部，组织抗日救国会等。这次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对于巩固冀东暴动的胜利成果，建设根据地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可惜的是会后没有能贯彻实行，丧失了时机，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五）总撤退的沉痛教训
    9月中旬，大家正在分头贯彻铁厂会议精神，接到宋时轮同志的新部署，要到都山建设根据地，要抗联第二路部队向都山进军。李运昌、胡锡奎率2万余人进驻迁安县包各庄一带，准备出冷口进都山。适有伪满军一个营进入我驻地，激战数小时，在申罗寨，将该军全部歼灭。生俘伪满营长朱宝兴以下200多人，缴获迫击炮两门，轻重机枪四挺，步枪200多支。在胜利声中，忽接通知停止进军都山，令抗联部队撤回原地。此时，四纵领导同志得到敌人大举扫荡冀东的情报，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为了保存实力，避敌锋芒，决定把主力和起义队伍全部拉到平西整训。在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以及晋察冀军区多次劝阻无效的情况下，于9月下旬，四纵主力和蓟县抗联部队即开始向西转移。留下陈群（副大队长），包森（总支书记）、单德贵（营长）各有百余人的3个游击支队坚持冀东。10月上旬，邓华和河北省委召开了有抗联各路负责人参加的九间房（丰润县一个山村）会议，决定西撤。抗联部队和冀东地方干部约5万人，经遵化、蓟县、平谷、密云山地，一字长蛇阵，向平西进发。当时部队既缺干部，又未经训练，刚成立不久的农民队伍就远离家乡，沿途又遭敌人袭扰截击，部队伤亡很大，大规模逃亡的现象发生了。

正如刘少奇同志在部队西撤途中所电示的，冀东游击队四、五万人一起西撤是很不妥的计划，部队不巩固，纪律不好，不能长途行军，危险极大。高志远部约万人在八路军掩护下走在前面，过潮白河后，连遭日军阻击，成批成批地散去，只剩下千余人到达平西。洪麟阁、陈宇寰两部共万余人走在中间，行进到蓟县马伸桥一带，遭到敌人阻击，洪、陈两人不幸牺牲，部队大部溃散。一夜之间逃散了6000人。李运昌所带领的部队约3万人走在后面，在密云县水峪瓦罐头遭敌阻击，打了一天恶仗，死伤600多人。这时，军心动摇，逃亡严重。我们感到继续西进十分危险，可能全部跑光。于是，在平谷县樊各庄召开了干部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决定返回丰、滦、迁、遵原地，坚持冀东游击战争。会后，我们带领成建制的部队还有6000多人回到滦县的杨柳庄一带。此时，日军已从武汉调小林部队一个旅团，对我军进行大扫荡。本来已经疲惫不堪的部队，又在滦县北部东西安河、后良庄偏山一带连日苦战，牺牲很大。二十三总队政治主任优秀共产党员阮务德牺牲了。最后只好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总计这次抗联5万人随四纵西撤除高志远1000余人，蓟县游击队百余人到达平西外，留在冀东的也只剩千余人。总撤退使冀东起义部队和解放的地区均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大批失散的抗日战士，遭到侵华日军汉奸伙会屠杀，死者无数，枪也丢了。
    11月25日，党中央、北方局一再指示我们，一定要坚持冀东游击战争，指出：这块地区“……有许多有利条件，是可能坚持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但是也有许多困难，要在长期艰苦斗争中才能达到。”实践证明这些指示是完全正确的。
    1939年2月，中央决定成立以肖克为司令员的冀热察挺进军。肖克同志明确提出巩固平西，开展平北，坚持冀东三位一体任务，统一了冀东部队的领导指挥，增强了坚持和开展冀东游击战争的决心。在上级党委和挺进军的指导和帮助下，我们不仅渡过了1933年冬季和1939年春季的最困难时期，并在1940年重新打开了局面，开展了游击战争，也战胜了1942年敌人四、五次治强运动时的残酷扫荡清剿，经过几年的艰苦斗争，到1944年，终于实现了铁厂会议所确定的目标，落实了中央的战略决策。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冀热辽根据地已建成有25个联合县、5万党员、约3万军队、20万民兵、560万人口，包括冀东全境、热河大部和辽西的大块解放区，这就为日后收复热河，解放东北准备了突击力量和前进基地。当然，为此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前后有22.5万军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有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包括王平陆、包森、周文彬、丁振军、刘诚光、陈群、才山、魏春波、张志超、田野，王崇实、节振国、杨作霖、阮务德、于禾、钟奇、杨大章、廖峰、关旭、谭志成、王季安、王少奇、卜庸、耿玉辉、耿玉华、夏德元、苏然、王正军、黄天、高小安、姜林、阎祖皋、姜士林、何宜之、陈荻、王常明、卢启明、姚铁民、李杉、欧阳波平，常云卿，任永和，石光，吕光，魏国臣、朱绍卿、苏甦、于沐之、高进忠，高存，高培之、李润民，刘全民、王子仪、王明远、轩敬一、吴景海、孟贞等营县以上的党员干部200多人和一批党外爱国人士洪麟阁、陈宇寰、张树畹、商香阁、赵振威、于振忠、石占山，刘锡彤、刘锡纯、鲍子菁等人。
    回忆冀东大暴动这段不平常的往事，我们感到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记取。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革命必须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冀东大暴动的胜利和受挫，从正反两个方面都得到充分的证明。
    冀东大暴动，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组织起拥有全副武装10万多人的抗日军，而且打了许多胜仗，并很快建立了以我党为核心的指挥机构，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正如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11月25日的一封电报里说，宋、邓纵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起义，恢复了冀东的中国主权，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冀东游击区，扩大了我军在敌深远后方的政治影响，给敌人以打击，一般说来是获得了成绩的。胜利的取得，首先是中共中央与北方局为建立冀东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确定了正确方针政策。特别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我们就是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先后成立了“冀东人民武装抗日自卫会”和抗日联军，团结了广大工农基本群众和知识分子，争取了讨多地方绅士、民团头目、伪军伪警、教育界人士，并通过他们的影响和社会关系，把广大抗日爱国力量吸引团结在党的周围，带动了全民大起义。这是暴动成功的关键所在。其次是党中央、北方局、晋察冀军区正确的领导和指挥。及时地派出大批干部加强对冀东的领导。派八路军四纵队挺进冀东，不仅牵制和震慑了敌人，直接配合了人民起义，而且振奋和坚定了冀东抗日人们的信心，促成扩大了暴动规模。晋察冀军区指挥所属各地区的部队全线出击，牵制了敌人的兵力，有力地配合四纵东进和冀东起义。当时，敌人正集中兵力进攻武汉，后方兵力空虚也给我们以有利时机。当然，冀东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和战斗力，以及群众的抗日觉悟高，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冀东全体共产党员都拿起枪来参加抗日暴动，真正起了带头模范作用，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一旦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冀东大暴动胜利以后，确实又受到了严重挫折。毛主席在当年的电报中也讲道：“……没有尽可能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地团结地方党及军队，没有很镇静地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从认识问题上来说，由于当时的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把冀东形势看得过于严重，高估了敌人的力量，忽视了自己的有利条件，缺乏在冀热边创建根据地的决心信心和在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对暴动队伍不可避免的混乱情况缺乏整顿措施，因而认为主力部队少了不能坚持，部队多了，目标大也会遭到敌人围攻。地方党有依靠主力思想，缺乏单独坚持冀东武装斗争的信心，也就没有独立自主的及时的整训部队，加强政权建设，进行创建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以致四纵主力一撤退，党政民干部几乎都跟着一齐走，把一个大好的局面轻易地断送了。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是很可惜的。幸得1939年2月，中央决定成立冀热察挺进军和区党委，明确提出坚持冀东游击战争的任务，才稳定了冀东局势，克服了悲观失望情绪，并采取有力措施支援冀东游击战争，为以后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结束语
    抗战初期，八路军四纵队挺进冀东和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北方局直接关怀领导下进行的，是一次工农兵联合大暴动。在短短的两三个月中，恢复了中国主权，证明党中央、北方局领导是正确的，冀东共产党是坚强的，冀东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是不可战胜的。暴动是一次真正的全民性起义，是一次很大的胜利。在抗战史上是不多见的。
    冀东暴动已经过去几十年了，这次暴动仍深深印在冀东人民心中，也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我们是这次暴动的参加者。回忆往事，心情很不平静，当年的战友很多不在人世了。但烈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流。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八年浴血抗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完全胜利。我们谨向在参加冀东暴动而牺牲的烈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向烈士们的家属致以亲切的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