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中国沿海40年
    正如人类社会每一个进步的开始，都是以野蛮作为代价，葡萄牙人凭借着当时先进的航海技术和火铳，一路探险、征服及殖民扩张，但到了中国，他们发现面对的却是一个自信而强大的文明古国，葡萄牙的远洋舰队在香港屯门和东莞西草湾两次战役中，几乎全军覆灭。
    葡萄牙人被迫离开广东北上福建、浙江沿海一带活动，辗转来到舟山城东南百里之遥的双屿岛落脚。担心治安受到影响的闽浙提督朱纨，请示嘉靖皇帝之后对双屿港进行彻底清剿，把葡萄牙、日本等外国商船堵死在港口里，全部烧毁。葡萄牙人被迫南下到福建，明军仍穷追不舍，又在福建打了一仗，抓了一批葡萄牙人。其余逃出生天的葡人只好再折回广东沿海，从事海上走私生意。葡萄牙人在中国东南沿海寻寻觅觅40年，都无法找到一个海上贸易立足之地。
    嘉靖十年（1537），机遇终于降临葡萄牙人身上。嘉靖皇帝体弱多病，大婚10年，仍未有子嗣，据传方士术医给他配制秘药，需要一种叫龙涎香的珍稀配药。据古书记载，“龙涎香，传为鳅鱼精液泡水面，凝为涎。能止心痛，助精气”，“龙涎香出西洋诸国”。当时占领了马六甲的葡萄牙人几乎垄断了南洋贸易，包括龙涎香采集。禁止葡国商船到中国，也断了与东南亚各国贸易往来，广东政府地方税收急遽减少，再加上广东一带海盗猖獗，需要借助葡国海上军事力量清剿。因此在朝廷的默许下，广东地方政府不但不再驱赶葡萄牙人，还与他们开始交往合作。葡萄牙人协助明军清剿海盗，乐于赋20％商品税开展对华贸易，并通过每年向广东海道副使汪柏贿送白银500两，终于踏上了他们早已看中的澳门半岛。
    如果说英国人是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打败中国取得香港及九龙，那么战败的葡萄牙人则是用恭须和贿赂，巧取了澳门作为海上贸易居地。
    第—次全球化贸易高潮
    处于亚洲大陆的中华帝国，千百年来都是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立国之本，人民勤劳智慧，自给自足。到了明朝中叶，中国的生产总值已占世界的四分之一。早在汉代，中国已开始海上对外交往，逐步与东亚各国建立了西太平洋半环贸易网，但这种早期的海上贸易却有很大的局限性。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陆晓敏教授说，其实质就是朝贡贸易，不是随便哪个国家来、做什么生意都是可以的，必须经过朝廷批准。当时中国皇帝对外追求的不是经济上无限扩大自己征敛盘剥的地域，而是在政治上无限扩大自己四海独尊的权威及影响，达到“帝王居中，抚驭万国”、“四夷慕圣德而率来”的那种万邦来朝的局面。
    最早在中国立足的葡萄牙人，无疑赢得了远东贸易的先机。葡萄牙人先后开辟“澳门-果阿（印度）-里斯本（葡萄牙）”、“澳门-长崎（日本）”和“澳门-马尼拉（菲律宾）-墨西哥”三条航线，葡国大商帆船从澳门满载着精美的中国丝绸、瓷器和茶叶运到欧洲、东北亚和南美洲，又从日本、墨西哥、智利及秘鲁等国运回大量白银，史学家称之为“海上丝银之路”，创造了“白银时代”的奇迹，推动了第一次全球化的贸易高潮，从而加速了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也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发展。
    “洋货东西至，帆乘万里风”，澳门迅速发展为远东及亚洲最繁盛的港口城市。葡萄牙人依托中国与澳门的特殊地理环境，成为东西方海上贸易的开拓者，亦是构筑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先驱。
    历史的错位与吊诡
    世界进入了海洋时代之后，历史学家往往把16世纪当作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世纪，而17世纪则是荷兰人的世纪，18、19世纪就是英国人的世纪。早在16世纪捷足先登的葡萄牙人，利用澳门在东西方贸易中获得了巨额利润，必然引起后起的海上霸主的妒嫉及垂涎。
    17世纪以后，葡萄牙海上霸权日趋衰落，导致了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的丧失。1631年，荷兰夺取葡属马六甲，切断印度果阿至澳门的航线，澳门与果阿及里斯本的贸易变得不再安全。荷兰人更先后5次对澳门发起攻击，但葡萄牙人都凭借坚固炮台及运气，奇迹般地保住澳门不失。荷兰人最后才不得不转往澎湖列岛和台湾岛，从而开始占领台湾的殖民史。
    另一个觊觎澳门的海上霸主是英国人。从17世纪起的200多年间，英军对澳门武装挑衅及攻击达13次之多，但都无法得到澳门，从而将目标转向舟山群岛，最终占领香港。但历史的诡吊在于，英国人1840年8月19日在三艘军舰和运输船掩护下，终于成功偷袭攻占了澳门关闸，逼使中国军队退守前山寨，首次失去了对澳门的军事控制权。但他们这时的战略目标已经不再是澳门，否则香港的殖民历史就可能改写了。
    澳门历史学会理事长陈树荣认为，这次英国人进攻澳门的目的，是在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试探中国海防军事实力：达到目的后英军趁着潮水登船离去。关闸一战，暴露出了中国海防的虚弱，英国舰队主力便肆无忌惮的长驱北上，闯入天津海口，直逼京城，震撼清廷，不得不签订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因此，也可以说中国近代史是在澳门掀开序幕的。
    潮起潮落现出东方赌城
    欧洲学者在《澳门——远东最古老的欧洲殖民地》一书中指出：“尽管澳门在其坎坷的历史上经历了无数危机，但1842年才是它真正衰落下去的日子。香港开埠后，其港口立即成为澳门的对手。因为鉴于其地理和水文条件，是一个可以进出大船的大型良港，这是处于西江下游、淤泥如涌的澳门港无法比拟相争的。因此，澳门逐渐失去其重要性，沦为新生港城的从属和附庸。”
    香港开埠和铁船气轮时代的到来，使澳门这个远东耀眼明珠黯淡下来。
    弹丸之地的澳门，完全没有任何资源。过去依赖贸易转口优势的葡萄牙人，不断探索生存之道，曾经一度垄断了海上保镖业。后又转型从事武器走私、鸦片转口及猪仔（苦力）买卖，大批参与人口贩卖的各国商人涌至澳门，公开设立“招工馆”，经营苦力贸易的商人达三四万人，直到1873年在一片国际谴责声中，葡国政府才强令澳门停止苦力贸易。
    令葡萄牙人感到侥幸的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苦力贸易催生了澳门的一个重要财源——赌博业。当时赌档大多由猪仔馆兼营，当地工人或苦力因染上赌瘾，欠下无法偿还的债务，最终只好卖身外洋当劳工，这不但为猪仔馆提供大量的劳工供应，更直接振兴了当时澳门的赌博业。1847年，澳葡政府宣布赌博合法化，而香港却在宗教团体及社会贤达强烈反对下，港英政府于1872年开始禁赌。广东政府后来也严禁盛行一时的“围姓”赌博，使香港和内地大批赌客转移澳门博杀，促进了鸦片烟业和娼妓业的繁盛。澳门由国际贸易港变为集“嫖赌吹饮”大成的销金窝、醉梦城。
    1896年葡萄牙政府宣布禁赌令，但法令只在葡国国内及多数海外殖民地实施，对澳门却网开一面。中、港、澳特殊的人文地缘及政制，使得澳门的赌博业继续发展。1930年澳门实行赌博专营，赌博税开始成为政府一大收入。
    澳门回归中国第二年，首任特首何厚铧为了改变博彩业传统经营的落后，在中央政府支持下，破天荒地对外开放赌权，引入竞争及新经营方式，赌牌由一变三，再由三变六，短短几年间澳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由回归前的经济负增长，一跃成为亚洲经济增长最快的耀眼明星，人均生产总值超过香港、新加坡及日本，首次跻身亚洲首富行列，真正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赌城。
    对辽阔广袤的中国来说，澳门实在太小了，却因历史的机缘际遇成就了一个大格局，是中国500年曲折对外开放、蹒跚走向世界的历史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