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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遗毒：从“合邦”到“大东亚共荣圈” 戊戌年的“合邦”闹剧虽然没有能够在1899年变成现实，但“合邦”的流毒，却贯穿了此后中国历史整整半个世纪。 1915年，日本当局以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逼迫袁世凯政府。同时，更以“合邦”之说眩惑、欺骗中国知识分子。梁启超在这一年公开发表《中日交涉汇评》，其中直接提到“合邦”问题： “夫谓日本而欲翦灭中国耶？吾敢信日本人必不若是之愚，盖中国绝非朝鲜比也，欲我元首如李玉之揖让署约，欲我人民如一进会之要求合邦，此殆海枯石烂断不能致之事！” 梁氏此处明言“合邦”，与日方专门针对梁启超所作的“思想工作”有关，日方在这番“思想工作”中不但言及了“合邦”，还翻出了戊戌年日本当局庇护康、梁师徒的旧恩。 1919年，凡尔赛和约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半岛的特权，引发了国人的愤怒，造成五四运动。这年9月5日，军阀吴佩孚发布通电，要求明白宣示，决不补签和约。通电中再度提及“中日合邦”，称其是北洋当局安福系与日本所达成的协议： “龚代揆登台之初，只声明负责十日。讵十日之后，竟据责任内阁重地，久假不归；并结合东日军阀芳泽之欢心，推任安福首领王揖唐伟总代表……且二千四百万之大借款又将告成，安福系更昌言中日合邦不讳，此龚代揆不肯表示决不补签德约之隐衷也。” 抗日战争期间日方抛出的“大东亚共荣圈”，也是“中日合邦”的变种。学界对“大东亚共荣圈”所作的定义是：“日本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提出的邦联制战略构想与政治号召。起由于1938年11月日本政府发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宣言，欲树立‘中日满三国相互提携，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互助连环的关系’。”所谓“邦联制战略构想”，与戊戌年康党的“中英美日大合邦”，何其相似。 1947年5月3日南京《世纪评论》杂志刊登题为《中日合邦论》的文章，署名何永佶，是一位哈佛大学博士。与日本半个多世纪以来锲而不舍的“合邦”努力相比，国人的这种文章，只能算作意淫。 (责任编辑：admin) |